为流浪的权利寻找归宿

直接或者间接地，总能听闻共和国土地上发生类似的事情。本已遭遇公共权力非法或者不公正对待的公民，满怀期望地，寻找到依照制度安排应该有权也有义务处理此类违法行为的机构，希望他们能够体察民情、秉公办事，为受到损害的合法权益提供保护，却被这些机构推来推去，弄得公民们极为愤恨、无奈，又满头雾水、不知何去何从。更有甚者，冷不丁地会被某些身为共和国公仆的人毒打一顿，却又无处可伸冤。

这是怎样的一幅图景？！

共和国的宪法、法律确认公民享有一系列权利。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人身自由权；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权利；住宅不受侵犯的权利；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权利；宗教信仰自由；劳动权；休息权；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受教育权；等等。

然而，当这些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在宪法或者法律上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尤其是受到国家机关公共权力侵害时，却有可能得不到任何补救。遭受侵害、信赖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期待着法律制度保障其权利的公民，就在某些国家机关的推诿扯皮之中，陷入了无休止的等待、迷茫、失望、无助。

“无救济即无权利”。这是一句来自西方法律文化的谚语，其意非常明确：权利若得不到保护、权利受侵害若得不到相应的补救，就没有什么“权利”可言！换句话说，那些权利都是纸上的、都是假的。看着上面简单描绘的图景，绝大多数共和国公民都会和我一样，内心生发出难以遏制的凄凉。如果我恰好是那位不幸的公民，不也会遭遇同样的对待吗？在此意义上，我们的权利在流浪！我们的权利根本没有归宿！

确实，从20世纪70年代末，共和国结束无法无天、人人自危、共和国主席也可以被残害致死的“文革”年代开始，我们的法律制度有了显著的进展。无论是在个人之间发生的侵权行为，还是国家机关对公民的违法侵害行为，都在相当程度上可以通过民事诉讼、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予以矫正，民事赔偿或者国家赔偿制度也可以为受害人提供相应的补偿。特别在个人、企业或者其他单位对另一个个人、企业或者其他单位构成侵犯时，我们的法律几乎总是能够起到作用的，行政机关、检察机关、法院几乎可以毫无阻碍地对“肇事者”予以惩戒，对受害者权利给予保障。

可是，肇事者一旦是国家机关或者其工作人员，法律制度的运作会时不时地“卡壳”。现实情况是，凡公民权利遭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侵害，不是说不可能得到救济，而是在总体上没有达到和民事救济一样的程度。可是，个人违法要被追究责任，国家机关或其工作人员违法就不需要承担责任了吗？对违法的个人要严惩不贷，古已有之。可当代法治不仅仅在于约束个人，其精髓更在于约束国家权力。宪法不仅仅是国家根本大法，其更是公民和政府达成的一项“社会契约”，其精神在于规范国家权力。通过这份“契约”，公民告诉政府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宪法确认的公民基本权利就是任何国家权力不能任意侵犯的。

国家权力本应在宪法之下、按照宪法人文关怀的精神去行使，但现实中，屡有权力之滥用的现象。当国家机器并非如设计者所预想的那样运行，出现了种种故障之时，个体生命似乎总是显得渺小、低下、卑微和无奈。悲伤、愤怒、焦虑、心力交瘁、沉重的债务、亲朋遭遇的牵连，总是会成为难以承受的重压。寄托着一线希望的奋起和不堪重负的纷纷撤退，如一出出话剧的揭幕和闭幕比比皆是。

《宪法》第41条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但是不得捏造或者歪曲事实进行诬告陷害。对于公民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有关国家机关必须查清事实，负责处理。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由于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依照法律规定取得赔偿的权利。”

它实际上承认的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申请获得救济的权利。的确，申请获得救济的权利，并不等于真正可以在申请的最后阶段获得胜利。因为，复杂的生活经验告诉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总会未经仔细思量地埋怨对自己不利的政府决定和措施，总会在情绪占上风的情况下，抱恨这样的决定和措施是错误的、违法的、有失公允的。而实际上，政府的决定和措施不见得不正确、不见得不合法、不见得不公平。故而，申请获得救济的权利，仅仅是给公民以一种程序上的机会，允许他们可以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与政府对峙，可以“摆事实、讲道理”，甚至可以发泄一下情绪。最后，则由这个公平舞台上的裁判者，不受任何外界干扰地、依照法律与公平正义之原则，判决哪一方有理而获胜、哪一方无据而失败。

但是，如果申请获得救济的权利都不能完全地实现，如果申请人总是在这个国家机构与那个国家机构之间游走而“上告无门”，如果那个公平的舞台总是如空中楼阁般，那么，奢言宪政、法治、人权保障就等于清谈。

这种权利也许在古代并不作为“权利”而存在，但是，人的内心中，对“申冤”始终有亘古不变的需求。与近代思想启蒙运动一并诞生的现代宪政，只是旗帜鲜明地把这种普遍的人性需求提升到最高律令的层面，要求代表民众的国家机构必须慎重地对待和保护之。因为，唯有如此，才是对每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我价值的保障。在此，让我们不妨聆听一下来自远古时期埃及（公元前2300—2150年）的一则教诲吧：

假如你是领袖，

就应平心聆听诉求；

切勿阻止他

将满腹冤屈洗净。

比起求得胜诉

不幸的人更渴望倾其肺腑。

若禁止别人陈请

人们会问：“为何拒不聆听？”

并非一切诉求皆得认同，

善意聆听却可抚慰心痛。

其实，为了维护公民这一程序上的基本宪法权利，共和国的制度设计者们已经费尽了思量，设置了多极化的救济渠道。例如，向作出有关行为的国家机构本身直接提出申告；请求上级（无论是上一级还是上几级）国家机构进行监督并给予救济，这又可以分为几种形式：信访、复议、申诉等；诉诸法院，期望一个裁判机构断定是非、实现正义；通过在法律名义上是民选的代表机构，进行监督或督促。看上去，如果一个普通公民确实认为其有受国家权力滥用侵犯之冤情，且矢志不渝地要求讨回公道，那么，行政、司法、立法三个系统几乎都可以为其所用，而且，每个系统中几乎处于每个层级的公共权力机构都可以为其所用。这似乎也意味着，共和国普通公民生活在一个周密的权利保护网络之中，我们的权利似乎得到了像家长一般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尊重，又怎么会出现“流浪而无归宿”的现象呢？

究其原因，我们或许可以想到很多很多，可以怪罪那一部分总顶着国家工作人员头衔、却为非作歹的“坏人”，可以指责制度的不完善、不能在漠视公民诉求的人身上真正地施加责任，可以抱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监督还不够力度，可以不满民主和法治的进程太慢、执政者还没有下足功夫去加快步伐，甚至可以感叹这个文明古国历千年之官僚统治、“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制度岂能朝夕之间完成，等等。

这些想法都有其一定的视角、立场和道理，但除此之外，我还想追问和反省自身：我们每一个共和国的公民，对流浪的权利给予了多少的关切，给予了多少认真的对待？

当国家机器中的一小部分脱离了运行轨迹，利用对于他们而言仅仅是非常少的资源，就足以让资源更为有限的个体生命顿生螳臂当车之感。为权益而斗争的普通公民，往往要付出比对方更多的成本，因为后者有足够的机会拖延、有啮合的齿轮减少自身消耗、有充分的权能增加公民的负担……更何况，即便个体生命付出超乎想像的努力与牺牲，也不一定能够获得其所想像的正义。于是，为了平安地活着，或者基于一种“少花冤枉钱”的经济理性筹算，许许多多的普通人，甚至包括以传播正义理念、法律知识为己任的法律学者们，都会回避与附着在政府身上的那部分痈疽对抗，或在短暂的对抗之后选择退却。

这不是简单的品质懦弱与奴性。我们可以赞美那些真正不计个人得失、为制度的正义奋斗的人，称颂他们的勇敢与高贵，却不能因此而将他们以外的人划入懦弱与奴性之列。否则，一种虚妄的道德追求和判断，会替代乃至抹杀真实的个体生命感觉，一种遮遮掩掩、缝缝补补的抽象假道学，会淹没真实生命的个体存在。

然而，对避让、退却的理解、宽容与认可，无论如何不能转化为对轻视个体生命意义之制度的一味忍让。毕竟，几乎每一个个体的生命，包括其本身是国家机器之内在组成的人，都有陷入不幸境地的可能，而每一个个体如果都选择一味忍让而不有所作为的话，那么，每个人实际上都潜在地成为制度罪恶的制造者，并且在根本意义上是自己将自己推入无可拯救的深渊。所以，如果我们能够设想自己可能遭遇那些不幸公民的遭遇，设想自己可能像他们那样承受巨大重负以至于最终退无可退、让无可让，那么，我们现在这些表面上还是局外人、实为局内人的个体即便为自己着想，也应该努力去思考和探索制度变革的道路。

的确，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计需要着想，都有自己的软弱无可回避。随时像堂·吉诃德那般高举长矛斗风车，实是一种苛求。但是，只要我们像顾城那样，“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们终究能够在点滴努力中，让宪法承认我们享有的基本权利逐步地得到具体、切实的保障，我们流浪着的权利，终究能够在制度文明的演进中得享一个归宿！

权利可以在我们身外流浪，但不可以在我们心中居无定所，这是流浪的权利在制度上找到归宿的基本！

（2001年12月于北京大学畅春园青年公寓 2005年12月全面改稿于北京西二旗智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