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后实证主义的认识论特征

亚历山大理论活动的另一个目标是要把新功能主义这一综合的观点牢固地竖立在后实证主义的科学哲学和一般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在《社会学的理论逻辑》中，他一直力图在众多的根本性理论中确立一种中间立场，旨在融会贯通那些分割着社会学和哲学思维的重大两极中的关键要素，同时确保在社会学理论核心部位潜藏着的科学对意识形态和实证主义对解释学的两对对立中不屈从于任何一方。实际上，这是亚氏在为新功能主义的综合立场寻求认识论的根据，为了解决这一认识论的根据问题，就必须阐明什么是科学中的一般性理论问题以及这些问题是如何影响社会学理论的。鉴于社会学自孔德以来的一百多年很大程度上是以自然科学的理想模式建构自身的，而在当代实证主义又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倾向，上述问题的关节点就成了围绕科学的本质而展开的争论。亚氏的目的在于为一般性思维在社会学中保持一个独立地位，为此他就需要重新解释对科学过程的传统理解。在题为“实证主义、预设与当前的争论”的《社会学的理论逻辑》第一卷中，亚氏对此做了多方面的深入探讨。

针对自己选定论题所要解决的问题，在第一卷中亚氏开宗明义地提出科学思维是一个双向连续统的新解释；继而对充溢于当代社会学著作中的实证主义诸项原则做了深入浅出的论述；然后，对来自另外一个营垒即解释学的传统作法进行剖析，这一传统试图用不应把社会学设想为一门科学的观点来取代实证主义，指出这是一种站不住脚的和极不明智的应对；再次，从当代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学家以及历史学家的论述中汲取营养，提出与实证主义的统一科学观相反的一系列设定，发展另外一种对自然科学本身的理解；最后在结论部分，提出并论述关于社会学一般性理论逻辑的问题。

亚氏认为，科学可以看作是发生在由两种不同环境构成的背景下的智力活动过程：其一是经验的可观察世界，另一是非经验的形而上学世界。虽然科学的陈述可以更多地指向其中的某一环境，但它们却不能为任何一种环境所单独决定。人们视为分属于不同种类的科学陈述之间的差别，实际上应理解为代表着同一认识连续统上的不同位置，如下图所示，靠近这个连续统经验一侧的那些科学陈述之所以被说成是“经验性的”，因为其形式更多地受到精确地描述观察这一标准的影响，从而具有经验陈述的“特殊性”。而靠近连续统形而上学环境这一侧的陈述之所以被称为“理论性的”，则是因为其形式较少关注为这些陈述提供信息的观察的直接性（参见下图）。

亚氏的图示强调科学思维中的理论/经验之分的相对性；连续统上的每一层次表述之间的相互依赖性；实际的科学分析都隐含着对科学思维其他分析层面的指涉和参照，至少要受到其他每一层面的影响。据此，亚氏向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三个中心设定提出挑战：第一，实证论者在经验观察和非经验观察之间做出截然的割裂；第二，由于这一割裂，较一般的理智问题——即被称为“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问题，对于一门经验取向的学科来说便不具有什么根本性意义；第三，既然取消非经验参照被视为自然科学的明确特征，那么，任何真正的社会学就必须采取一种“科学的”自我意识。

尔后，亚氏以一些著名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家的论述为例，剖析了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一门排斥了“哲学”问题而且相应地经验观察完全不成问题的学科中，具有理论性或一般性的问题就只有与这样的经验观察相联系时才会得到正确的解决。就这一问题的具体表现而言，实证主义者认为社会学理论的形成只能是一个通过从观察中进行概括与归纳的方法而“建构”的过程；就理论冲突问题而言，它表现为：如果社会学要成为一门经验的科学，那么，经验的验证乃是一切理论之争的最终裁决，换言之，在实践中社会学理论家必须放弃论辩的工具而代之以一套经验的工具。进而言之，如果理论形成和冲突确实是可以全部化约为科学连续统上特殊的、经验的一端，那么，把理论逻辑化约为经验逻辑则是实证主义的必然归宿。

亚氏通过批判性的考察后认为，上述实证主义倾向的盛行是导致当代社会学想像力枯竭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由于过分地强调经验实践的观察和证实的维度，实证主义也严重地缩小了经验分析的范围，致使经验概括的努力愈来愈停留在简单的相关陈述的水平上。

依据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史最新材料层层批驳了实证主义社会学代表性观点之后，亚氏转入从下面阐述后实证主义的科学思维观：全部科学发展是一个双轮的过程，既为经验的论证亦为理论的论证所推动。之后，他由这个中心命题推导出与上述实证主义基本设定相对立的原则：（1）所有的科学资料都是由理论通道传输的（这个原则针对实证主义将事实/理论之区分当作具体区分的观点，是由新波普尔派的拉卡托斯进行最为明确的表述的）;（2）经验的承诺并非仅以实验证据为基础（这个原则既为波拉尼的论断所支持，即有原则地“拒斥证据”是一门经验科学得以持续的基石所在；又涉及拉卡托斯的证明，即实验对于否证一既定承诺是否是“关键性的”乃是一个只有科学的后见之明才能解决的问题）;（3）一般性理论的阐发在常态下是独断论的和水平向的，而非怀疑论的和垂直向的（对科学理论活动的这一理解在库恩对常态期科学与革命期科学相比具有稳定性和非批判性的论述中得到了彻底的阐释，此外也为各种后实证主义思想从不同方面加以支持，其中包括波拉尼就科学中理论推理的“循环性”所做的探讨和拉卡托斯有关理论策略的阐发）;（4）科学信念的基本转变，当且仅当具备了其他理论承诺而足以应付经验变化时才会发生。

亚历山大在批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把新功能主义安置在后实证主义哲学的基础上，从而为其多维性、综合性的社会学研究纲领提供了认识论的依据，最终得出了社会学需要一般性理论逻辑的结论。“因此我相信，社会科学中那种趋向于理论上的还原论和排他性方法论上的一元论，不仅会导致对社会学事业之本性的误解，而且还会歪曲社会学的实践。如果仅凭经验研究并不能使一般的设定变成无效的东西，如果结果相反只会产生一种更精致的一般化策略，如果这种理论上的斗争必然是导致社会科学中承诺发生重大变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那么，把这种一般性争论赖以进行的逻辑由隐含的变成明确的，便成了头等重要的大事。”

（本文原载《国外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本次略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