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意义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具有跨学科的特质与跨领域的特质，即集结了多种学科和多个领域的知识积累和实践积累，因此，开展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一 理论意义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意义首先体现在理论学术建设方面。不论是对于电视学科体系建设，还是对于传播学、艺术学的理论学术建设，乃至于对于其他相关学科的理论学术建设，都将带来积极的有益的影响。

1．对于电视学科体系建设的影响

电视事业的飞速发展，对电视理论必然提出相应的要求，而电视理论的成熟，又离不开电视学科体系的逐渐形成和完善。我在几年前就提出了“建立富有生机活力的中国电视学科体系”的构想，而这一构想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便是寻求具有沟通“电视传播”和“电视艺术”能力的中介学科的建立。从美的创造、审美的实现的角度来看，这一中介学科是“电视美学”，而直观地呈现、阐释电视生产传播全过程并打通“电视传播”、“电视艺术”的中介学科，便是“电视传播艺术学”。因此，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对于切入电视生产传播规律、规则，抓住电视生产传播的关键性特质，进而建立充满活力的、有理论说服力的学术话语和学术规范，进而全面推进电视学科体系建设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到，从新闻学、传播学延伸出来的电视新闻学、电视传播学，沿着对“非虚构”类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路子，力图建构起能够阐释、表述电视生产与传播特质的学术理论框架；而从艺术学、美学、戏剧学、电影学等延伸出来的电视艺术学，则沿着对“虚构”类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路子，同样力图建构起能够阐释、表述电视生产与传播特质的学术理论框架。尽管这两种研究对于电视学科体系建设来说，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但最具电视生产与传播特质的中介领域——电视传播艺术领域，却亟须开拓、发展，只有将这一中介学科领域——电视传播艺术学建构起来，与电视新闻学、电视传播学和电视艺术学一道，才能构筑起相对完整，有较大理论阐释力、说服力的学科理论框架，进而为电视学科体系的完善打下坚实基础。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作为一个中介、交叉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方面不可能离开对已有电视新闻学、电视传播学和电视艺术学学术资源、学术成果的充分吸收，另一方面也不可能简单地将电视新闻学、电视传播学和电视艺术学的学术资源、学术成果“拿来”组合，便可完成任务，而需对这已有的学术资源、学术成果按照新的学术研究领域的需要，进行全新的“整合”，以形成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并梳理出一套新的学术话语，进而推出新的学术思想、观点与理念。由此可见，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开展，将对电视学科体系建设的完善起到重要作用。

2．对于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学术发展的影响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开展，不仅对于电视新闻学、电视传播学和电视艺术学之间的中介学科的建立有着重要影响，对于新闻传播学和艺术学两个学科的学术发展也将带来积极的影响。

在新闻传播学学科框架中，在对于新闻传播活动、舆论引导、新闻传播媒介、新闻传播内容、新闻传播方式、新闻传播效果等的研究中，大量涉及电视新闻传播，尤其是在新闻传播内容、方式、效果的研究中，电视新闻传播占去了很大的比例。日益活跃并产生着不可替代影响的电视传媒，究竟是如何组织着独特的生产与传播流程，并产生着重大影响的？电视传媒对公众是怎样发生作用的？怎样的内容、方式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传播效果？这些方面，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无疑可以提供最生动、最新鲜的理论资源。在新闻传播学自身“本土化”的进程中，西方新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体系、理论框架、研究思路与方法等，需不断结合中国“本土”的理论积累，提炼出富有中国特色的、能够解释、阐释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学科理论体系、框架、思路、话语与方法。在这一进程中，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由于建立在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实践基础上，当能从中国电视新闻传播实践的丰富个案中发现新的命题，为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独特建树提供养料，这都将对推进整个新闻传播学的“本土化”新闻建设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

在艺术学学科框架中，对于艺术本质、艺术特征、艺术创造主体、艺术创造材料、艺术创造过程、艺术接受过程等的研究，绝不能忽略“电视艺术”这一迄今为止最具大众性的艺术样式。事实上，电视艺术的发生与发展，的确给传统艺术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问题。如传统艺术的生产方式往往带有创造者个人鲜明的个性特征，而“电视艺术”的生产方式则往往体现为现代文化工业生产的“机械复制”或“技术复制”特征，这也同时改变了现代人对“艺术”本质的传统意义上的理解，“电视艺术”的创造主体，已非“传统艺术创造的单一的主体，……在大众传播的环境中，电视艺术创作主体的消隐或匿名已是无可避免”。从电视艺术的审美特质来看，文化消费的自然渗透，使电视艺术成为了典型的现代文化消费对象，因而电视艺术的审美和一般现代文化消费的“大众化”、“娱乐化”特质密不可分，我们已很难将传统艺术的“审美”与现代文化消费的“娱乐”从电视艺术中剥离开来，因而电视艺术的审美已是一种典型的“娱乐化审美”或“审美消费”。再从电视艺术的生产来看，建立在现代电子技术基础上，又不断引入新的技术方式、技术内容的“电视艺术”创造，对于传统艺术的生产来说也是不可思议和不可理解的，因为电视技术已是电视艺术不可分割的内容，不论是从模拟到数字的转变，还是不断创新的技术（包括摄影、编辑、录音、照明及各种特技）的进步或转变，必将极大地改变电视艺术形态与风貌，产生新的电视审美内容，给大众带来新的艺术体验、艺术经验和艺术理解。如此众多的变化，不断推动着“电视艺术”的研究积极、深入地感受、理解、把握电视艺术的种种景观，以形成符合电视艺术特质的理论表述，这对于整个艺术学学科的建构，艺术学研究的推进，都将产生重要的影响。换言之，艺术研究离不开“电视艺术”研究提供的新的经验、新的理解、新的理论表述的丰富；而电视艺术研究的推进，则符合艺术学整体发展的需要。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既面对“电视新闻传播”，也面对“电视艺术”，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所具有的中介性、跨学科的特质，对于“艺术学”的研究推进无疑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营养。如果说传统艺术样式同样存在着“传播艺术”问题，那么“电视传播艺术”则以其鲜明的时代色彩、突出的技术特征、综合性的学术特质与丰富的内容内涵，成为了各艺术样式、品种、门类中最具前沿性、最具科技含量、最丰富复杂的“传播艺术”领域。因此，开展“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不仅对于电视艺术，而且对于整个艺术学的视野开阔、领域拓展、研究丰富与深入都将产生积极而重要的影响。

3．对于其他学科理论学术建设的价值

任何一个研究领域，从学术自身来看，都至少有两种价值取向，一是专业化，一是社会化。“专业化”取向遵循着已经形成的学科的理论思路、框架、学术话语等的学术规范，在此前提下开拓、发展。而“社会化”取向则力图将一个专业学科领域与其他社会领域进行“打通”，力图在更广阔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寻求沟通与结合。“专业化”与“社会化”这两种学术研究的价值取向，各有其特定内涵，同时也有着很多联系。过多倾向“专业化”，往往容易自我封闭、自说自话而很难获得学术研究的普遍意义；而过多倾向“社会化”，则容易流于一般、表面，缺乏专业的深度与力度。能够在学术研究中兼顾“专业化”与“社会化”两种价值取向，当能使学术研究既获得专业领域的成就，又能获得更大的社会意义、普遍意义。

从专业化取向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具有沟通“电视传播”与“电视艺术”的中介、交叉学科性质，有利于建构能够阐释电视生产与传播特质的新的学科领域，也有利于“传播学”与“艺术学”内涵、方法、领域及素材的丰富与拓展。而从社会化取向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对于其他学科领域具有怎样的价值呢？

首先，在研究内容、领域上，“中介性”、“交叉性”的研究内容、领域的选择对于其他学科领域当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将性质完全不同的“非虚构”类、“虚构”类内容，将完全不同的“电视传播”与“电视艺术”的领域进行打通，在打通的基础上进行整合，这样的研究内容、领域，对于其他学科选择中介性、交叉性研究内容、领域进而进行“整合”，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尤其是各个领域，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外交等方面的“传播艺术”研究，当从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中获得启发。

其次，在研究方法上，除“中介”、“交叉”的方法外，电视传播艺术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方面也有其独到之处。电视传播、电视艺术理论与电视传播、电视艺术实践如何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实践本身的复杂性，理论研究本身的复杂性，使二者的结合尤其是表述非常困难，而一旦“结合”得好，当对其他学科领域此一方法的运用提供新的素材。此外，对于“多层面”的关注及各层面研究的衔接，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也可以提供新的方法。如对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理论研究、决策研究的层面划分，对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的划分，对于战略、策略、战术三个层面的划分，以及这些层面相互的对应、对照、呼应、衔接，对于其他学科领域研究也会有相当普遍的意义。

再次，从具体的学术话语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所提炼整合出的一系列新的学术话语，由于其本身的时代性、大众化特质，而可能对其他学科研究提供不少新的学术话语素材。就像“战略、战术”等军事用语，“经营、营销”等经济类用语被广泛运用一样，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中的许多新的“整合”过的学术话语，对于其他学科领域当有一定的借鉴、运用的价值。

当然，我们必须看到，电视传播艺术研究还是一个相当新的学术研究领域，与其他传统学科、其他历史相对久远的学科相比，还是一个远未成熟的学术研究领域。因此，从其他已经成熟或历史较为久远的学科中汲取营养，是理所当然的。尤其是相关领域“传播艺术”研究的营养，更值得直接借鉴、采用。不论是研究内容、对象、范围，研究方法、思路、手段，还是具体的学术话语。

在汲取其他学科研究成果的过程中，需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首先，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在“传播艺术”或其他学科领域普遍适用的一些研究思路、方法、规则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也具有普遍借鉴意义，但在借鉴的时候还要考察到电视传播艺术对象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搬用，需进行加工、改造，以适应特殊对象研究领域的需要。

其次，规范性与创造性的结合。对于传统学科或相对比较成熟的学科来讲，学术研究的“规范性”相当重要。因此，借鉴、学习、汲取这些“规范”是必要的，电视传播艺术研究要逐渐成熟，不可没有这样的学术“规范”。但另一方面，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毕竟是一个新的学术领域，在遵循“规范”的基础上，总结特定对象的一般规律，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与创造，不仅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

再次，现实性与前瞻性的结合。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因此，着眼于电视传播艺术实践，从现实实践中总结、梳理一些较为成熟的经验，并进一步升华为理论表述，是符合电视传播艺术现实需要的，简单直白地说，便是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应具有现实的可操作性。另一方面，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又不能仅仅体现为现实实践的描述和总结，还应着眼于“前瞻性”的需要，即把电视传播艺术长远发展的可能性考虑进来，使理论研究能够超越当下现实实践，具有较长的生命力、概括力与指导性，简而言之，是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长远的、前瞻性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建构、整合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理论框架、体系，提炼出一系列符合电视传播艺术实际，又能指导电视传播艺术实践的思路、方法与观念，对于电视理论研究及相关的传播学、艺术学研究，对于各领域“传播艺术”研究，乃至其他学科研究，都有可能带来新的素材、新的话语乃至新的观念与方法。因此，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 实践意义

我们之所以说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就在于这一研究的起点与落点，在于对电视传播艺术实践的总结、梳理、概括与指导。而且，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不仅对于电视传播艺术实践具有重要影响和作用，对于相关传播事业领域、艺术生产领域乃至各个方面的“传播艺术”实践都有一定的影响和作用。

1．对于推进电视实践的影响和作用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立足于对电视传播艺术实践的经验的总结、梳理、升华。从总体上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和成熟，至少可对电视实践产生如下的影响和作用。

——使电视实践从自发行为到自觉行为。电视实践的各个部门，从电视的生产到电视的管理，从电视前期策划到电视后期制作，从电视的内容组织到产品后期开发，若干环节、工种合力进行，随着电视与社会互动关系的渐次推进，电视的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必然对电视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提出要求，而电视的生产关系的变化，也会直接影响电视的生产力水平的变化。如何有效地控制电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化与调整，如何有效地推进电视实践的发展与进步，单靠自发的经验还不够，而需要更为自觉的理念去转化为现实的自觉的行为。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在这一方面将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

——使电视实践从随意性行为变为规律性行为。电视实践不断处于动态的发展过程之中，这就使许多电视生产与传播环节、工种的行为难免随意性，经常为适应特定情形下的特定需要随机进行处理，而现代电视实践要达到相当的规模、水平，仅靠一时、一地的随意性行为是难以支撑长久的。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有助于将电视实践从随意性行为向规律性行为转化，即从随意性的行为中寻找、总结、整理出规律性的思路、原则与方法，以使电视实践克服随意性带来的盲目性。

——使电视实践从特殊、个别行为变为一般普遍性行为。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各个工种、环节都有其特殊的工作规范、要求，而整个电视实践与其他传播媒体、艺术样式相比，也有其特殊的、独具的特点。具体的电视从业者容易强调实践中的这些特殊性、个别性，但对电视传播艺术与其他传播媒介、艺术样式的共性，电视传播艺术与其他领域“传播艺术”的共性，即普遍性、一般性的规律、规则往往关注不够、研究不够。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有助于电视实践获得更为广阔的视野，将特殊的、个别的行为转化为具有普遍性、一般性意义的行为。这对提高电视的影响力当有重要作用。

具体说来，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至少可以起到如下作用。

——有效地解决和处理“非虚构”类内容与“虚构”类内容的对峙、矛盾，统一协调整体电视生产与传播的规划与机制，制订有效的、统一的战略、策略与战术对策。

——提高电视生产与传播的质量与水平。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涉及电视生产与传播全过程中各个环节、工种，这一研究的深入，可以沟通各个环节、工种的关系，既面对各个环节、工种各自单一的问题，又面对各个环节、工种共同整体的问题，使电视生产与传播在各自质量、水平得到保证的基础上，相互关系得以协调，进而从整体上提高质量与水平。

——提高电视运作管理的质量与水平。电视实践的主要构成是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但电视实践实力的显示，还有赖于运作、管理的实施与展开。内容的生产与传播，产品的创作与制作是重要的，而运作、管理的实施与展开也是同样重要的。组织、筹划、宣传、推广、经营、开发这些环节质量与水平的提高，是构成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重要部分，而电视传播艺术这些环节研究的深入，对于提高电视运作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也将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2．对于推进新闻传播事业和艺术事业的影响和作用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指向电视生产与传播，也与相关的新闻传播事业、艺术事业联结在一起。

新闻传播事业是以大众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影、电视及通讯社等领域；艺术事业是以艺术生产与传播为主要内容的，包括音乐、戏剧、舞蹈、电影、电视等领域。新闻传播事业尽管传播媒体有异，但都有各自的“传播艺术”问题；艺术事业尽管艺术样式不同，但也同样都有“传播艺术”的问题。因此，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既与新闻传播事业、艺术事业的各部门、领域的“传播艺术”有不同之外，但也有可以互相借鉴的共同的理念。因此，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将对推进新闻传播事业与艺术事业的发展产生积极的、有益的影响和作用。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对新闻传播事业的影响和作用，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从技术、技艺层面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关注电视生产与传播全过程中各个环节的可操作性的行为设计。如怎样设计宣传规划；怎样安排每个频道的时段；怎样在特定的时段安排特定的节目、栏目内容；怎样组织特别报道、特别活动；怎样进行节目、栏目的自我宣传与推广；怎样进行电视节目的后期开发以及电视运行的部门机构设置，电视的人事管理、经费管理、安全管理、后勤管理、技术管理等的制度设计等，这些极具操作性的研究，变成电视生产与传播的现实的生产力，这对于相关其他传播部门、领域，如报纸、杂志、广播等也有参照、借鉴意义。例如中央电视台自1993年开始的人事制度的改革（进行人员外聘等用工制度的实验）,90年代的电视新闻改革（从早间时段《东方时空》推出，到整点新闻滚动播出，到《焦点访谈》的黄金时段推出，到深度报道《新闻调查》的推出）一步一个脚印，逐渐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有许多设计都是电视传播艺术设计的成功，这些成功探索不仅对于推动中国电视新闻传播的改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对于整个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改革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其中如何进行操作，在技术、技艺层面，电视新闻传播积累的宝贵经验，对于开拓其他新闻传播部门领域的视野、思路及具体方法、手段等，都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从社会层面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关注电视生产与传播和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的有效建立。也就是说，一方面，电视生产与传播应敏锐地捕捉社会的新闻热点、焦点，敏锐地感应时代思潮的变化，敏锐地发现现实社会生活存在的各种问题，去予以电视化的再现与展现；另一方面电视生产与传播还不能仅仅被动地再现与展现，而应用自己媒体的特点，用自己媒体的独特视点去捕捉、发现，并能形成自己媒体富于特色的观点、思想、见解与判断。电视传播艺术研究重视电视生产与传播“主体”的创造性工作的总结、梳理，尤其是在与社会生活的互动过程中，既客观地追随时代生活的变动，又积极地发现时代生活的变动，从而形成电视传媒的创造力、活力与鲜明的个性特征。中国电视在改革开放的二十多年中，尤其是近十年来，在与社会的互动方面影响日益巨大，介入日益加深，这里自然离不开电视传播艺术创造性的工作的成功。中国电视近十年来在宣传引导、舆论监督、批评报道当中，在用谈话、直播等方式进行的社会交流当中，在重大历史性事件和社会广泛关注问题的报道中，的确开展了一系列留下深刻印迹的历史性的工作，为新闻传播业普遍认同、高度评价。应当讲，在推进社会民主化进程，推进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的进程中，电视新闻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一点为世人所瞩目，许多个案不仅为中国电视新闻传播，也为新闻传播全行业做出了榜样。

从观念层面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关注电视生产与传播中新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叙事方式等的出现，关注从这些“新”的方式、取向上引发派生出新的观念。与技术、技艺层面的互动性、参与性相比，电视在观念层面表现出更深层的、更稳定的一些品质与特征。中国电视近十年来，有不少新的观念涌现，而从总体上看，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的延展，从精英化取向——平民化取向的延展等，构成了一道道独特的景观。不论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队伍的成长与壮大，还是电视各种节目类型的丰富与繁荣，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这样的观念的变化。电视节目主持人人格化形象的显现，为大众传播中引入人际传播的理论作了最生动的注脚，而大量电视谈话节目、电视娱乐节目的活跃，百姓观众对电视节目的深度的、积极的、主动的参与，则为平民化的价值取向作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明。这些新的观念的出现和逐渐成熟，不仅对于中国电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而且也为中国新闻传播事业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和经验，并为改变中国新闻传播业的整体形象，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而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对艺术事业的影响和作用，至少也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从技术、技艺层面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关注电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所有“创造性”的处理，这一点与艺术生产过程中的“创造性”的工作有相似之处、相通之处。尤其是电视节目的创作与制作，在技术、技艺方面既有传统艺术的想像力、情感因素等的灌注，更有新的形式、手段、方式等的探索。中国电视节目的形态、结构、语言等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经过了若干次较大的变化，电视新闻节目、专题节目、文艺综艺节目、体育节目、社会教育节目、服务节目以及电视剧、电视纪录片等节目都有了相当丰富的积累。这种“丰富性”，体现在很多个方面。如节目“类型化”的丰富，电视节目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便有了“类型化”的生产模式与方式，这对提高电视节目的生产能力和效率都是非常有益的。仅以电视剧为例，便有了现实题材、历史题材等大的“类型”范畴，历史题材中又包括了悲剧、喜剧、正剧几种风格“类型”，此外还有武侠剧、言情剧、名著改编剧、公案戏、情景喜剧等多种新的“类型”电视剧出现并在数量上达到一定规模，质量上也不断有优秀作品产生。再如节目“形态”的丰富。节目内容与形式的结合，形成形形色色的“形态”。电视节目这些年来“形态”上最大的一个特点，便是边缘、交叉“形态”的丰富。仅以谈话类节目为例，时事类、社会类、娱乐类几种主要谈话“类型”以外，又出现了时效性与娱乐性交叉结合、社会性与情感性的交叉结合、娱乐性与新闻性交叉结合的多种“形态”，这对反映、表现社会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复杂性，满足百姓观众日益多样的需求是非常有益的。还如“语言”的丰富。电视语言本身就相对复杂多样，除文字性语言外，更有“视”与“听”的多种语言并存，这些年来随着电视技术水平的提高，电视从业者对电视语言的开发越来越充分，像画面构图、声音录制、特技处理、动画处理、灯光照明等方面已较为成型，仅从一年一度的电视春节联欢晚会的“语言”变化便可清晰地看到电视语言日益丰富多样的发展轨迹。电视技艺、技术层面的丰富性、多样性，给相关部门艺术的生产也产生了多方面影响。这不仅体现为各种艺术样式与电视结合后产生的新的类型、形态（如音乐电视MTV、相声TV、还有戏剧小品电视化后的电视小品等）的多样，更体现为各种艺术样式受到电视的类型、形态、叙事方式与语言方式影响所产生的多样的变化，这从戏剧、电影、音乐、舞蹈等多种艺术样式的极具“时尚”的生产方式、表现方式中可以看出。

从社会层面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关注电视生产与传播对社会的影响力和感染力。这与艺术事业的普遍追求是一致的，即通过生动、感人的艺术产品的生产与传播，吸引社会注意，引发受众的兴趣，并对社会、对受众产生较强的辐射。由于电视的生产与传播对于社会、受众有较大依赖（例如无线电视频道的收益和再生产，需要较高收视率的实现，以达到较好的广告收益，扩大电视节目再生产的能力），所以电视生产传播便自然产生了许多吸引社会注意、引发观众兴趣的思路、方法、方式与手段，这对于其他艺术部门、领域来说是有很大借鉴、参考价值的。如电视节目生产与传播中“卖点”的选择、设计与推广。电视剧中情节的“卖点”、人物的“卖点”、历史背景与现实背景的“卖点”、创作班子的“卖点”等的选择、设计与推广，对于有效提高电视剧收视率，达到预期收视效果是至关重要的。其他各类节目、栏目的情形也大致相同。再如与社会“热点”的联结。电视节目的生产与传播，不等于完全自我地进行“创作”，要达到较好的社会效果，必须要对当下社会思潮、社会心理、心态的变化有所把握，并将电视节目的生产与传播，自觉地与当下社会的“热点”相联结，这将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即使像历史题材电视剧，如果能与当下社会“热点”相暗合（如《雍正王朝》等剧中反腐倡廉等内容），便可以达到预期目标甚至超过预期目标。还如播出“时机”的选择与设置。电视节目的生产与传播与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已经构成了广大观众的“第二重生活空间”或构成了“媒介现实”，因此，如何处理好现实生活本身与“媒介现实”之间的对应，是电视从业者必须思考与实践的。一个好的电视节目，还需一个好的播出“时机”的选择与安排，方能达到更佳的效果。像大型电视纪录片《邓小平》在小平同志辞世期间的播出、大型电视纪录片《香港沧桑》在香港回归祖国前一段时间的播出、大型电视纪录片《孙中山》在辛亥革命90周年纪念日前后的播出，都因选择、设置了极好的播出“时机”，而收到了极好的收视效果，获得了超出意料的社会反响。这对于传统艺术部门、领域的生产与传播格外具有借鉴、参考价值。

从观念层面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关注电视生产与传播中各种新的观念的梳理与总结。不少新观念对于相关艺术部门也是富于启发意义的。如关于电视节目作为“宣传品”和“作品”的观念。一方面，电视节目需灌注正确的思想导向，正确的舆论导向，即承担着重要的“宣传”使命，是一种“宣传品”；另一方面，电视节目也需融入创作者、制作者主体的独特的视点、观点、个性，融入创作者、制作者独特的“发现”、观察与理解，即电视节目同时也应成为一个很有个性风格的“作品”。将“宣传品”与“作品”有机融合为一体的观念，是这些年电视生产与传播逐渐清晰、逐渐在实践中体现的一种电视节目创作、制作观念。再如关于电视节目作为“作品”和“产品”的观念。一方面，电视节目是一个有个性风格的“作品”；另一方面，电视节目还应成为一个有市场价值、受观众欢迎的“产品”。一个好的电视节目不仅应是一个好的“作品”，还应同时成为一个好的“产品”。这样，作为“宣传品”、“作品”、“产品”都达到较高水平的电视节目才是一个较为完整的好的电视节目。这实际上体现了政治性、艺术性与市场性的结合，这种观念在今天的艺术生产与传播中具有广泛适用性，具有普遍的意义与价值。

3．对于推进其他领域“传播艺术”实践的价值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关注电视与其他领域如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多方面的关系，也关注从其他领域“传播艺术”实践中吸取有益的成分。从电视与其他领域“传播艺术”实践的互动关系来看，有以下几方面体现得较为充分。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成果，可为其他领域“传播艺术”实践提供新的素材。电视传播艺术既是“传播艺术”的一种，有“传播艺术”共同的规律，也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征。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新的成果，虽然主要是面对电视传播艺术实践，但其技艺、技术，以及与社会的沟通互动，都为其他领域“传播艺术”实践提供了可资借鉴、运用的新的素材。如长期对电视进行思考与实践的电视业管理者，对于电视传播艺术的很多极有针对性的梳理、概括，不仅对于电视传播艺术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对于其他领域“传播艺术”实践也有相当的借鉴价值。像电视突出的特点是“可视性”，而这“可视性”又具体体现为“三性”、“三感”，即“针对性、形象性、时效性”和“现场感、对象感、参与感”等；像对电视改革中观念变化的梳理、概括，“把单向传播变为多向传播”、“把灌输式宣传改为启发式宣传”、“改回避问题为敢抓群众关心的问题”、“改‘后发制人’为‘先发制人’”，等等，这些梳理、概括对于总结电视传播艺术规律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相信对于其他领域的“传播艺术”实践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其他领域“传播艺术”实践需要电视的参与、介入。由于电视已成为当今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大众传播媒介，在这个信息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众多领域的“传播艺术”实践，已不可能脱离电视传媒而存在，也就是说，其他领域“传播艺术”实践的成功，离不开电视传媒的参与、介入，只有这样，这些领域的信息才能充分得以传达。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问题：其他领域如何利用电视传媒的参与、介入，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传播艺术”效果呢？如政治领域，政治领导人通过电视的“形象塑造”，可以大大提高其知名度、影响力。电视直播、转播政治领导人的活动和言论，已经成为了当今政治生活、政治领域里一个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西方，每次美国的总统大选过程中，会以“电视辩论”达到一个高潮，对选举结果影响甚巨。许多西方著名政治领导人通过电视的参与、介入，而树立了极有魅力的“电视形象”。中国电视除了转播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日常政治性活动外，还利用新年、春节等特别节庆日发表领导人的“电视讲话”，重大的政治性活动甚至通过电视向全球直播，如中美两国元首的中外记者招待会直播，人大、政协会议的领导人讲话的直播，等等，都为人们熟悉领导人进而受到感染、影响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恰如有的电视业管理者将电视称之为“领导人步入世界政治舞台的桥梁”。在这里，政治的“传播艺术”与电视传播艺术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而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活动、“《财富》论坛”、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的活动等重大经济活动，为达到预期目标，也需借助电视的参与、介入。仅以上海2001年的“《财富》论坛”、“APEC”的电视转播为例，由于电视的介入、参与，这些重大经济活动在亚洲乃至世界的影响日益加深，在这里经济领域的“传播艺术”也与电视传播艺术相互交融在一起。而说到一年一度的“奥斯卡”颁奖典礼、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开幕式及比赛、一年一度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等的电视转播，对于推动文化体育事业的影响，起到了多么重要的作用，这是有目共睹的。在这里，文化体育领域的“传播艺术”也是与电视传播艺术相互交融在一起的。

电视传播艺术可直接带动乃至“整合”其他领域“传播艺术”的实践。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适应着现代传播媒介的生存环境，去推行各自的“传播艺术”实践，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对于各领域“传播艺术”实践的推行有着独特的价值和作用，即电视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带动乃至“整合”其他领域的“传播艺术”实践。如一年一度的“3·15”特别行动，为调整经济领域的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极佳的“传播艺术”实践平台；如一年一度的“电视春节联欢晚会”，对各艺术表演部门的成果展示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如“大讲堂”、“讲坛”等节目、栏目的出现，为展现各学术、学科领域的专家、学者的风采创造了一个独特的形式；在中央电视台《爱心世界》、湖北电视台《阳光行动》等电视栏目，还有香港凤凰卫视的《生命20小时》的直播节目中，我们可以感受到电视传播艺术的实践，对于慈善、救济、爱心奉献等社会公益事业的“传播艺术”实践的带动与整合。

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深入，既是对电视理论与实践的梳理与整合，也有助于相关新闻传播事业、艺术事业的理论与实践的建构与发展，而且对其他领域的“传播艺术”的理论建设与实践推动产生着积极的影响，起着重要的乃至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开展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作为一个较为完整、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如何进一步得到系统、深入的研究，我认为有三个难点需要突破。

首先，究竟什么是“电视传播艺术”，其内涵、外延怎样界定，“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特定的内涵、外延是什么？研究对象的准确界定，是展开学术研究的基本前提。尽管相关研究已对“电视传播艺术”广泛涉及，真正给“电视传播艺术”作一较为科学、合理、准确的界定，回答“是什么”的问题绝非易事。如果将“电视传播艺术”从电视生产与传播的技术、技巧层面去思考，将“电视传播艺术”视为“电视传播”与“电视艺术”共同遵循和采用的一些技术、技巧，如节目内部的结构、样式、叙事节奏以及对于节目的播出时机、时段安排、编排策略等内容，这样的理解显然是狭窄的，因为从这种理解中，难以看出电视生产与传播全过程中的许多重要元素，如对于节目生产与传播的运作、管理，传播主体视点的渗透，以及节目的宣传、推广乃至营销等。那么什么样的内容、什么样的概念可以涵盖这些元素呢？如果将“电视传播艺术”与更具整体意义的“电视策划”相联结，由于“电视策划”包括了对于电视发展的“战略、策略、战术”各个层面的策划，这样，“电视传播艺术”就可以被界定为“对于电视传播内容的策划，包括战略、策略、战术等层面”。但这一界定问题还是不小的：既然“电视传播艺术”可以等同于“电视策划”，或等同于“电视发展战略、策略、战术”，那对它的界定还有什么意义，用“电视策划”取而代之不就可以了吗？看来，这样的界定还是不能够揭示“电视传播艺术”的独特内涵。

症结还是在于：如果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都能被纳入进来，必须寻求其每一个环节的共性，这一共性是什么呢？我发现，“处理”是所有环节的共性，不论是电视传播，还是电视艺术；不论是生产过程，还是传播过程，都需要进行富于电视特色的“处理”。而能够称得上“艺术”的必然是“创造性处理”，因为艺术的天职便是“创造”。“创造性处理”，不就恰恰是可以包容电视生产与传播各环节的共同特质吗？所谓“电视传播艺术”，其核心不就是传播主体为达到预定目标，对特定传播内容所进行的电视化的“创造性处理”吗？

既然“创造性处理”成为“电视传播艺术”的内涵，那么电视生产与传播全过程中，每一个重要部分的“创造性处理”，也都成为了“电视传播艺术”的构成部分。而“中国电视传播艺术”的表述，也因“电视传播艺术”内涵的界定可以较为清晰地显现出来。

其次，为什么要进行“电视传播艺术”的研究？这里又有实践的和理论的两方面的考虑。

从实践方面来看，电视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完整的有机体，但由于内部分工细密，各个部门、工种、环节各有其相对独立的工作范围和分工特点，既需要各个部门、工种、环节各自发挥其“传播艺术”特点，又需要形成、发挥“电视传播艺术”的综合的合力，才能实现、达到较好的传播效果、传播理想目标。此外，直观地来看，从事“非虚构”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部门、工种、环节，与从事“虚构”类内容生产与传播的部门、工种、环节由于差异较大，而形成完全不同的思路、特点、方式与方法，这需要共同的“电视传播艺术”规则去协调。还有一点，由于电视生产与传播面临着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环境、条件、背景等具体生存境况，如何在适应特定生存境况的前提下，发挥最大的传播效益，这也是需要“电视传播艺术”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问题。

从理论方面来看，一个理论框架的建构，要有足够的合理性，便要有普遍适用性；要有足够的说服力，便要有一定的现实性；要有足够的学术价值，便要有一定的创新性。从合理性角度来看，“传播艺术”既存在于电视领域，也存在于相关传播和艺术领域，还存在于其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因此具有普遍适用性。从说服力角度来看，“电视传播艺术”有着扎实的电视生产与传播的现实存在依据，能够解释电视生产与传播的全过程，“电视传播艺术”水平的提高，可以有效推进电视生产与传播水平的提高。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哲学家们只是以各种方式解释世界，但重要的是改造世界。”“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也在努力寻求既能“解释”电视生产与传播实际，又能“改造”电视生产与传播状况的道路。从学术价值角度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从学术研究的领域、思路、方法等多个方面都体现出理论创新的追求。

再次，怎样进行电视传播艺术研究？这需要对“电视传播艺术研究”的学科属性、学科特质、研究方法进行较为清晰的整理与把握。

从学科属性和学科特质来看，电视传播艺术研究既有应用学科的一面，又有基础学科的一面，从总体上看，具有“应用哲学”的一些特质。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应用哲学……主要是研究人们如何应用哲学的理论和方法，揭示特定对象的普遍本质和一般规律，或是研究事物发展的一般规律在特定对象中的展现或存在（表现）方式，亦即一般规律的特殊形式。……具体说，它要研究一般的哲学理论、特定对象、人的特定目的（价值目标）的具体结合域，通过对其如何结合的研究，揭示和把握特定对象的普遍本质和运动规律，形成特定对象的哲学观和哲学方法论。……可表现为对某个重大实践课题的哲学分析或对某个发展战略、长远规划、行为方案的哲学思考。”电视传播艺术研究从总体上看，着力于哲学性地思考电视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一般运动规律，思考其特定的领域、环节上的各种具体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