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花园幽径现象国内研究综述

国内对花园幽径现象的认识是从歧义的研究中分离出来的。学者们对歧义的认识和研究较为全面，展开的时间也较早。但是，真正从花园幽径现象角度进行学术讨论的时间却相对较晚。根本原因在于很多学者认为花园幽径现象就是歧义的一种，就像用不着把模糊、歧义、笼统、多义、含混等术语完全区分开一样，花园幽径现象也没有必要和歧义进行针锋相对的讨论。尽管有学者意识到了花园幽径现象相对于歧义的独立性，如“花园幽径现象不是歧义，后者是‘多车道单向通行’的理解偏误，而前者是由‘多’变‘单’纠错性折返的‘单车道单向通行’”（杜家利，2006），但在国内研究中将歧义和花园幽径现象等同起来进行研究的学术观点一直占据上风，究其根本在于国外学者往往将花园幽径现象看成是局部歧义的典型，所以国内学者也受其影响将花园幽径现象归属于歧义。这就决定了国内的花园幽径现象研究常常和歧义连在一起。实际上，歧义（ambiguity）、含混（vagueness）、模糊（fuzziness）、笼统（generality）和花园幽径现象是可以区分的（例如从语义学角度）。

一、不确定性研究阶段

语义学中的意义具有确定性和非确定性两种。不确定性是相对于精确性而言的。精确性主要是指义位中的基义明确，对象的各种特征明确，语义范围清楚；不确定性则主要包括歧义、含混、模糊、笼统等。如果将具有先期理解纠错性折返、“单车道单向通行”的花园幽径现象也算在内的话，不确定性主要指基本意义不太明朗、指称对象的各种特征不太明确、语义范围不很明晰的术语的集合。

一般说来，歧义是指特定语言表达具有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意思，主要指意义的不明确；含混指某表达具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所指，侧重指向不明确；模糊则指义位的中心含义明确，但是义位的边缘地带含义不清；笼统是类概念，其中心和边缘含义均不明确；花园幽径现象则是认知主体在信息处理过程中的“休克”现象，是认知意识流的“语义短路”。对语义的非确定性研究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

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尤布利德斯（Eubulides）曾对语义不确定性进行过研究。1897年，语义学的创始人之一、法国的布雷阿尔（Breal）也认识到语义的不确定表达，并认为在这种非确定性的、模糊的理论背后应该潜存着某些暂时还不能被人们所了解的东西，这或许就是语言的起源。1902年，美国的皮尔斯（Peirce）也从语义表达的非确定性角度指出：当事物出现几种可能的状态时，尽管说话者对这些状态进行了仔细的思考，实际上仍不能确定是把这些状态排除在某个命题（proposition）外还是归属于这个命题。这时候这个命题就是模糊的。上面说的“不能确定”，指的并不是由于解释者的无知而不能确定，而是因为说话者的语言特点就是模糊的。1923年，英国哲学家罗素在《论模糊性》也提到：如果认为模糊知识一定是虚假的，那将是极大的错误。相反，有时一个模糊的认识比一个精确的认识更有可能是真实的。1949年，美国语言学家布莱克在他的著作《语言和哲学》（Language and Philosophy）提出了歧义、模糊和笼统。1965年，美国学者扎德在《模糊集》（Fuzzy Sets）中首创模糊这个科学概念，并首创模糊数学这一学科。语言的模糊性和模糊语言学，便是其学说的移植。我国的学者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也多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多学科地研究了语言的不确定性，如伍铁平、沈家煊、俞如珍、陈治安、王逢鑫等。多数研究集中在对语法层面的不确定性研究上，其中句法平面研究最为全面深入，语用平面（主要是语境研究）次之。

二、花园幽径现象研究阶段

随着贝弗在1970年提出“花园幽径（Garden Path）”这一术语以来，国内对花园幽径现象的研究渐次走向学术研究的轨道。

1995年，冯志伟在《中文信息学报》发表了文章《论歧义结构的潜在性》。文中，他基于科技术语结构提出了“潜在歧义论”（PA Theory:Potential Ambiguity Theory），并将其进一步推广到日常语言中。冯志伟在讨论总结后认为：在汉语日常语言中也广泛地存在着潜在歧义结构；而在具体的语言文本中，许多潜在歧义都消解了。自然语言有歧义性的一面，又有非歧义性的一面，潜在歧义论正好揭示了自然语言的歧义性和非歧义性对立统一的规律。潜在歧义论指出了潜在歧义结构本身就包含了消解歧义的因素，因而这种理论可为自然语言处理提供消解歧义的方法和手段。他的这一学术观点已经开始接近花园幽径现象先期理解纠错性折返的本质。

2000年，蒋祖康在外语类核心期刊《外语教学与研究》中首次将Garden Path phenomenon翻译成“花园路径现象”。文章概述了这种现象研究的发展历程，介绍了以心理语言学为基础、以语法分析为基石、结合成分和功能结构分析为条件的研究。蒋祖康最后指出：今后的研究将向以语言分析为主，结合心理语言分析和语义分析的方向发展。

2001，王冬玲在《句法处理与花园幽径句》中认为：心理语言学家提出的不同的句法处理策略及其对花园幽径现象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人类大脑的语言处理机制和语言理解过程，但是无论是贝弗的处理策略还是金博尔的七原则等都有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2002年，张亚旭等在心理类核心期刊《心理学报》中发表论文《话语参照语境条件下汉语歧义短语的加工》。文章采用移动窗口和眼动记录两种范式，以符合“VP +N1+的+N2”格式的均衡型和述宾型两类汉语歧义短语为背景，在两个实验中，考察了话语参照语境影响歧义短语句法分析的机制以及时间进程。结果发现，在早于解歧区的区段上就开始出现话语语境效应。这些发现表明话语参照语境可以通过概念期望机制起作用，而并非仅仅通过参照前提机制起作用。此外，实验还证明了话语参照语境在句子加工早期的作用。这一结果为句法歧义消解的参照理论和基于制约的模型提供了证据。对宣称最初的句法分析独立于话语语境的花园幽径模型提出了反例。张亚旭的研究为花园幽径现象的心理学理据提供了支撑，质疑了心理范畴语境外花园幽径现象模式存在的合理性，提出了话语参照语境可通过概念期望而非参照前提起作用这一观点。

2003年，冯志伟在《当代语言学》的论文《花园幽径句的自动分析算法》中第一次将Garden Path phenomenon翻译成“花园幽径现象”。一个“幽”字的使用将花园幽径现象纠错性折返的触发性条件展现得淋漓尽致。冯志伟还认为：花园幽径句是临时的歧义句。句子前段有歧义但整个句子没有歧义。当人们理解花园幽径句歧义段时，产生具有优先性的不同歧义结果。这些歧义解释中，有的可被人们接受，有的则是人们不太愿意接受的。但是，不愿接受的恰恰是这个句子的正确分析结果。花园幽径句的歧义段分析，由于总是选择非优先的结构作为正确结果，所以当分析结果为优先结果时，就必须回到句子开头重新进行分析，以便得到非优先的分析结果。因此，花园幽径句的自动句法分析中，往往会出现大量的回溯（backtracking），严重影响自动分析的效率。在种种自然语言分析算法中，Earley算法可以避免回溯。通过采用Earley算法，该文在解析花园幽径句时避免了回溯。

文章《汉语花园幽径电子幽默：关联论的阐释》由陈海叶发表。文中介绍了幽默、电子幽默的概念及现状，比较了电子幽默与其他书面幽默的不同特点，然后运用关联论，解释了几则汉语花园幽径类电子幽默。作者认为，关联论不仅可以解释言语会话，也可以解释独白形式的花园幽径类电子幽默。

2004年，徐章宏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刊发《“花园幽径现象”的认知语用学解释》这一论文。文中认为最初引起心理语言学家继而引起句法学家兴趣的花园幽径现象，近年来受到语用学家，特别是认知语用学家的关注。该文在简述花园幽径现象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援用关联理论从认知语用角度对这种现象做出新的解释：花园幽径现象的理解过程首先源于对话语关联性的追求，并遵循最小努力原则；通过对明示内容、语境假设和认知效果的相互调节，最终满足关联期待。这篇文章是关联理论在花园幽径现象研究中的首次尝试。

马明在《论句子句法加工过程的模块性》中认为：句子加工过程的微观结构在近几年的心理语言学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心理语言学家的重视。对这一微观结构有限的理解成为现代计算机语言学的严重障碍。模块论的重要性在于它为人们带来了一种希望。因为一种机制，无论有多么复杂，只要了解了它的组成部分以及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也就等于理解了这一机制。模块理论确定了一个心理语言学研究的议事日程，提出了可能产生有价值的数据的研究课题。而句子的模块性是模块理论的核心，也一直是模块论学者关注的焦点。显然，句子量化加工的过程本身是模块性的，但离线处理过程却是互动性的。语言加工机制是如何在模块性和互动性之间切换，也就是两种状态之间的时机是如何确定的，这将成为今后心理语言学语言理解研究的方向和趋势。

2005年，《外语学刊》刊载了刘国辉和石锡书的文章《花园幽径句的特殊思维激活图式浅析》。文中认为花园幽径现象作为一种语言局部临时歧义问题，其正确解读需要特殊的思维激活图式（重新输入语言材料，二次解码推理，寻求正确解读）。该文首先就花园幽径句进行语言本体的描述，然后提出特殊激活图式，从语言知识图式和世界知识图式两个方面来探讨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及解码过程，最后将其与认知关联推理模式进行比较，指出其特定的效用和局限性。

石锡书在《山东外语教学》中刊发《花园幽径效应探析》一文，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花园幽径效应，既要看到它的负面效应，也不能忽视其正面效应。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语言理解的难度加大，阻碍了交流的顺利进行。花园幽径幽默是正面效应的集中体现。充分利用花园幽径现象出现的规律可取得滑稽幽默的表达效果并丰富语言的表达。

2006年，杜家利发表《“细读方法”对语句“花园幽径现象”的指明作用》一文，首次明确提出“花园幽径现象不是歧义”这一学术观点。该文认为花园幽径现象在语素、词汇、句子、语篇层面普遍存在。“细读三知识”体现内在隐能，“细读三能力”反映外在显能，内外结合、显隐搭配形成“细读原则”。只有围绕语义中心，满足认知、结构、功能条件，符合充分性、普遍性、结合性、能释性要求，才能正确解读语句层面的花园幽径现象。

那剑和赵成平在《反语语用机制再考察——传统语用学与认知语用学对反语语用机制考察对比浅析》中认为：格赖斯（Grice）从传统语用学角度解释反语是说话人故意违反质量准则，目的是为了产生特殊的会话含义。反语是说话人对其归属思想言论的复现及二级解释，即对非说话人的思想解释以及对说话人的态度解释。反语的特殊性在于说话人对所复现的思想所持的态度是嘲讽和不认同。这种与说话人真实思想相逆的言语行为的生成原因及其理解的花园幽径过程弥补了格赖斯传统语用学反语观的不足，为反语诠释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曲涛和王准宁在《浅析花园幽径现象》中认为：花园幽径现象是一种在非歧义成分被处理之前人们用不恰当的方法处理句子而产生的暂时性句法歧义。导致花园幽径句误解的原因有很多，比较普遍的原因就是人们经常省略连词that。因而，that的省略使得一个名词或名词短语更像是动词的宾语，只有后面的部分才能使它的成分明晰。第二个原因是由于标点的不当使用造成的。人们通常省略需要之处的逗号，所以导致了看似宾语的成分实际上是从句的主语。第三个原因是由于句中某些词语具有多种语法范畴而引起的。有些词汇兼具有名词和动词的词性，这就会导致花园幽径现象，看似充当宾语的名词等读到最后却变成了动词。

吴红岩刊发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的《花园幽径句的优选句法分析》中认为：花园幽径现象反映了句子处理过程中人类大脑的语言处理机制。优选句法理论的框架研究表明：句子处理中，分析者普遍遵守节点保守性原则（NC）和节点局部性原则（NL）。然而，这两条原则本质上相互冲突，NC层级排列高于NL是导致分析者最初优选错误分析和造成处理困难的根本原因。

孙肇春的《花园幽径句的最简方案解释》一文指出：最简方案将内在语法看成一个完美的体系，可以通过最简洁、明了、经济的手段将语音和语义衔接起来。文章试以最简方案为理论根据，通过对花园幽径句的句法分析验证了自然语言生成是一个设计完美的系统以及语言理解遵循最简化原则。

张殿恩的《英语“花园幽径句”探究》认为：英语花园幽径句给人们造成理解上的路径误导，对其解读涉及句法、语义和语用等方面知识。这些认知机制的模式结合对英语花园幽径句的成功解读具有可释性，有利于提高英语学习者对该句式的敏感度。

杜家利在《句法层面中“花园幽径现象”的认知心理学阐释》中认为，花园幽径现象在词汇、句法、语篇层面普遍存在。它是语义流中途折返、另路通过的特殊语义排歧现象。其重要成因在于解码过程必须遵循认知上的顺序性。其中，“认知顿悟点”是解码过程的转折点。如所提供的信息量足以证明认知主体前期理解的错误，则认知纠错机制相应启动。认知主体返回到意义解码的初始阶段，重新按照认知顺序进行意义确定，直到解码过程可以顺利通过“认知顿悟点”。在解码过程中，认知取向具有核心与边缘之分。处于核心的缺省模式首先被提取。当“认知顿悟点”出现时，原来的解码过程受阻，处于相对边缘的认知模式开始启动。解读存在着认知上的顺序性，即对认知模式的提取按照潜藏在认知中的原型特点展开。顺序性所带来的对缺省模式的破旧立新是产生花园幽径现象的根本原因。

2007年，韩玉花在《现代汉语中的“花园幽径”现象》中认为：汉语中存在一种局部的歧义现象。听话者在理解过程中需要对不同的歧义结果进行重新分析和选择。这类花园幽径式的语言歧义有着诸多诱发因素。就语义层面而言，这些因素涉及语义角色和语义指向等；句法分析的原则和策略也会影响听话者的理解过程，并通过语言心理机制触发该效应。另外，话语所处的特定语境也是诱发此现象的重要因素，借助最佳关联原则能够帮助听话者在理解过程中做出合理的选择。该文从中文研究的视角讨论花园幽径现象，推动了花园幽径现象的本土化研究。

吴先少和王利琳在《英语“花园幽径句”刍议》一文中认为：通过对花园幽径句现象的讨论更加明白，语言形式只是给人们提供一种表达的可能性，而语言的完全明晰性是不可能的。我们要积极创造性地利用语言明晰性的各种限制，巧妙运用花园幽径句，为语言生成意义创造更广阔的空间。

文章《花园幽径现象认知分析》陈述了王云和郭智颖的学术观点：“花园幽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现象。通过解读非原型的词项语义或非原型的句法结构以及存在歧义的句子，可证实认知语言学里的原型范畴理论和竞争模型理论能用于花园幽径现象解读的假设。

《中国大学生英语暂时句法歧义加工的定性研究》由《山东外语教学》刊载。晏小琴在文中主张利用有声思维和访谈方法研究歧义。通过分析大学生实时加工歧义句的认知结果，作者发现三类经典歧义句都引起了强烈的花园幽径现象和巨大的加工困难，大部分英语歧义句都无法解歧。动词范畴信息等语言因素、母语思维和学习水平等非语言因素使得二语歧义消解过程十分复杂。

田正玲在《花园幽径句式歧义现象分析》中认为：多义词和词语搭配的复杂结构会使人们对句子结构和意义的理解产生歧义。该句式被称为花园幽径句式。实际结构和意义与初始结构和意义的不同导致人们误入花园幽径。在语言使用过程中，应凭借语境消除歧义，以获得对句子结构和意义的正确理解。

2008年，杜家利和于屏方在《NLES对句层“花园幽径现象”的规避类型研究：基于NV互动型的探讨》中借助名动互动型词汇的探讨来理解系统处理行进式错位时的工作流程、推理规则和模式算法，并模拟了花园幽径现象在行进中发生错位这一动态的认知现象。

同年，程秀苹在文章《英语花园幽径现象研究》中认为：花园幽径现象是一种较为有趣而又复杂的心理现象，学者已从心理、语法、功能、认知等多种不同角度研究了这一现象，并做出了一些合理的解释。但是，这些研究缺乏兼容性，有些角度本身也并不能解释所有花园幽径现象。

邹俊飞借鉴桂诗春2000年主编的《新编心理学》学术观点，在《对由词汇歧义导致的花园幽径句的探析》中提出：在歧义词汇多重意义的提取方面，究竟是并行还是串行、相互作用还是模块化仍存在较大分歧。语言学家试图通过对这种特殊的歧义现象的探讨，来了解语言处理的特殊机制。语言知识多数不是明示而是隐含的，语言很复杂而且处理速度很快，多数是在无意识状态下进行的。要正确了解语言的处理过程和花园幽径现象的语言机制，我们必须靠系统、精密的实验来揭示。

王亚非和高越在《花园幽径在拇指文学中的应用浅析》中指出：以短信为代表的“拇指文学”是信息时代信息技术与社会文化结合的新成果。充分发挥花园幽径语言特点将有助于推动拇指文学的良性发展。

杜慧颖发表的《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幽默理解》认为：运用花园幽径理论对幽默的理解过程进行分析有两个阶段。第一，对某一言语的解释存在很多潜在的语境，但是人们常常是在无意识的过程中就挑选出了关联度最大的那个。第二，当人们沿着花园幽径走，突然发现是条死路时，人们会感到震惊，然后回过头来另辟蹊径，却发现曲径通幽，别是一番洞天，这时人们就会为自己刚才的愚蠢感到可笑。关联理论可以很好地解释人们理解幽默的过程。幽默效果产生于关键句中的新假设与原有语境中的假设之间的矛盾，以及能够容纳所有信息的新语境的不同构造。心理学上用来解释歧义现象的花园幽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语境的建构过程。

黄怀飞和李荣宝在《英语句法歧义句的认知模型》中认为：要更好地解释英语歧义句加工特点，需要有机地吸取各种认知模型的核心内容。英语歧义句的加工理解首先是受句法因素影响，其次才是语义和语用。在对简单歧义句加工时，句法因素起主要作用，而当单个句法因素无法解读时，语义和语境就成为必要的补充手段。

在《有关歧义消解的句子加工理论》中，韩迎春和莫雷提出自己的学术观点：句子加工研究领域一直存在着线性加工和平行加工之争，主导着句子加工心理机制研究取向，照应了心理学研究中的资源有限假设。花园幽径现象分析是线性加工的代表模型。线性加工观点（又称为再分析观点或两阶段观点）认为人们是以线性的系列的方式进行语法分析。整个分析过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语法分析器根据有限的信息或原则构建初始分析。第二阶段，语法分析器如果发现后续输入的语料与先前建构的初始分析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就会放弃初始分析而进行再分析，重新建构对句子的解释。

2009年，王璠在《英汉花园幽径句与汉语相声小品中花园幽径初探》中认为：花园幽径句是临时的歧义句，不同的歧义结果之间有优先性。所以，人们在理解花园幽径句时，会有一波三折之感。该文对汉语中相声小品等语言艺术形式中的花园幽径句，及其产生的特殊的艺术效果进行了初探。

2010年，徐艳红认为花园幽径现象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人类语言现象。通过运用认知语言学的原型范畴理论，可以对语言认知机制进行识解和探讨。该文通过对花园幽径现象成因及理解过程的分析深化了对语言认知规律的认识。

2011年，台湾师范大学的林千哲和贝弗在日本人山下君等编辑的《词头在尾结构的处理与产生》（Processing and Producing Head-Final Structures）中的第十三章发表了《花园幽径和词头在尾关系子句的理解》（Garden Path and the Comprehension of Head-Final Relative Clauses）。文中主要关注了汉语和日语中词头在尾关系子句的花园幽径现象。通过比较两组汉语自主阅读（self-paced reading）的实验数据可以看出：本用来修饰母句（matrix clause）宾语的子句却出现了宾语空类，导致主句出现了花园幽径现象（showing the existence of a main-clause garden-path effect on the object-extracted relative clause modifying the object of the matrix clause）。为了验证结果，林千哲和贝弗采用多种方法，如内在关系子句标记法（internal relative-clause markers）、分类名词的错误匹配法（classifier-noun mismatches）、相对诱导语境法（relativization-inducing contexts）和对母句中关系子句位置和存在提供特别说明的方法（providing specific instructions on the existence and position of relative clauses in the matrix clauses）。最后证明：参照上下文语境精心构建的分类名词错误匹配法可以使关系子句避免出现花园幽径现象（The garden-path effect associated with a relative clause can be avoided by using a classifier-noun mismatch along with a carefully constructed referential context）。同时，对关系子句进行的特别说明也能减少花园幽径现象（Experiments giving specific instructions on the existence of relative clauses can also diminish the garden-path effect）。

国内对花园幽径现象的研究多是国外此类研究的横向展开而少有理论的纵向深入研究，如借用国外模式对汉语现象进行对比和套用，或者对英语第二语言习得者在习得过程中出现的认知顿悟进行理论阐释等。所以，国内对花园幽径现象的研究还没有在国外学术界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过，通过嫁接国外理论并与国外学者合作（如台湾学者林千哲与贝弗的合作），以汉语特点为主的花园幽径现象研究将会成为下阶段发展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