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税的关键

从其他角度来看，这种对经济增长政策的信心也是重要的。政治观察家不得不承认，现代国家面临着不少重大的任务。尽管想尽了办法来限制国家对经济的影响作用（我废止国家计划经济和撤销物价控制正是基于这一点），但在20世纪中叶，国家的职能不会缩减。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承认，减轻赋税压力是全体公民乃至整个经济的合理需求。

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政府的开支限制在目前的水平上，然而这个水平已经不算小了。如果限制得住的话，那么随着国民收入的增加，一定能够减轻全体公民和整个经济的负担。过了十年，假如国民经济收入增长到2，500亿马克以上，那么与1949年的900亿马克、1956年的1，920亿马克相比较，就可以看出税负究竟减轻了多少。

最近几年来的显著事实可以证明我的这种见解。谁都不能说从1949年以来，个人的税负有所增加。但国家财政收入（联邦政府、州政府、市政府的收入）已从1949年的237亿马克上升到1955—1956财政年度的544.5亿马克，这完全是我们的国民收入直线上升的结果。

如果对于政府的开支能够规定一个最高限度，像我所要求的那样，同时国民收入如果像近来那样继续增长，那么税负的降低是可以办到的，而且也不难估计出降低的程度。只有这样，一直压抑着我们的税收问题才能有真正且可行的解决方案。

由于繁荣普遍增进，经济政策对西德的民主化做出了宝贵的贡献。在联邦议院的两次选举中，西德的绝大多数选民都表示反对阶级斗争。

经过多年努力之后，当“提升整体生活水平”这一愿望已经延伸为一根“红线”，成为我一贯的主张，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唯一途径是发展经济竞争时，这项经济政策势必也丰富了传统自由精神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