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蓄者的迅速反应

我们不但成功地医治了战争的创伤，而且1956年的生产量比和平时期的最后一年都高出了45%，如与1949年相比则高出70%左右。这些数字对公正的观察家来说，较之歌颂社会市场经济成就的长篇大论，更能说明问题。

我必须在这里提一句，储蓄的增长乃是繁荣经济的原因之一。但是，相反，它又受到当时经济情况的影响。经济繁荣的初期也是储蓄激涨的时期。因此，有理由把1954年说成是个投资年，也是个储蓄年。次年，就是1955年，投资与储蓄依然并驾齐驱，只是到了1956年才分道扬镳。储蓄总额从1954年年初的11，240，000，000马克涨起，一直涨到1955年年初的16,720,000,000马克，到1956年年初又涨了约40亿马克，为20，670，000，000马克。建筑协会的存款也出现同样的有利趋势，规模当然要小一些。

这种乐于储蓄的特殊现象，是当时的一个积极的平衡因素，然而后来的储蓄减退情况又引起了一些顾虑。1956年1月储蓄总额为20，670，000，000马克，但11月前仅上升到22，495，000，000马克。无疑，这是说明增长的速度在相对地减缓。幸而最近情况已有好转。

货币改革以来，自愿储蓄的增长证明，当人民对货币稳定有信心时，储蓄的潜力是多么大；这种情况是在不顾不利的条件下产生的，因为德国的储蓄毕竟曾被提取完过两次（参阅下图）。

繁荣的初期还发生了一项重大事件。所谓资本市场鼓励法案帮助资本市场扫清了道路，使之恢复了适应于市场经济的作用。从该法案终止的这一天（1954年12月31日）起，利率与各种证券的收益又按照市场经济法则一齐发生作用了。由此而引起的低利息的趋向被中断了，因为在这种繁荣局面下又有实施信贷限制的必要。同时也可以这样说，这种良好的开端不是徒劳无益的。资本市场的复兴，随着储蓄与保险费收入的恢复，同时并进，使资本市场上对投资的大量需求得以满足（参阅附录中表二）。

这种对资本市场价值的看法促使人们对于证券市场抱着不久即将复业的希望。

繁荣的影响也可在对外贸易方面明显地看出。1954年和1955年两年内，对外贸易额都有猛烈的增长，但1955年内，进口激增，使1954年的出超额打了个对折。1956年内，进出口两者都出人意料地突飞猛进，同时也使国际收支恢复出超。出口增长的动力是随着国内投资品工业略呈衰退而来的，因为后者使国外交货的潜力加强了。要不是联邦经济部长当时采取了增加进口的方针，毫无疑问这种趋势会进一步发展下去。德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加强了。它的出口额排在第三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

这些经济成就所显示出来的事实，可以作为证据，也就是说：在经济取得成就的同时，物价是可以保持稳定的。但经验证明，在经济发展的这一阶段中，要实现这一点确很困难，虽然并不是不可能。但必须承认，当出口与国内需求猛烈上升的同时，物价只是相对地微涨。对于这一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必要加以夸张。因为在繁荣期内订货额总是多于交货额。物价剧烈上涨会引起更大的恐慌。目前在出口方面，订货额依然多于交货额。

直到1954年下半年，物价一直保持稳定，现在才略有上涨。在以前两年内制成品价格有下降的趋势，从121降至116。直到1954年9月一直保持在116这个低水平上（1950年=100）。从那时起便慢慢地缓步上涨。1956年2月又达到了1952年的水平，直到1956年9月，在120与121之间波动。1956年秋季以后，物价再一次上涨，到11月，较上一年同期上涨2.9%，而与1954年相比上涨了5.1%。

农业物价的上涨之前就开始了。1953—1954年（7月到6月）物价指数为112（1950—1951年=100），1954—1955年为116，1955—1956年上涨到123，1956年上半年竟然达到135，之后有所回落。1954、1955和1956年12月的指数由115涨到122直到127。

根据过去两三年内的物价变动来看，生活费指数的趋势相对稳定。在1954年整年内，生活费指数停留在1953年的水平（即为1950年的108%）。后来，1955年上升到110%，而从1956年1月以来在112%与114%之间波动。至于1955年，估计生活费用（中等消费品类）较之上一年度上升1.8%。1956年晚秋，生活费总指数较上年同期上升1.8%；超过1954年水平3.7%。关于这些经济上的主要物价变动全貌，可参阅附录第三表。

下表显示国际间生活费的比较，联邦政府能以其成就而感到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