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静——并无危机

物价一天天上涨，对外贸易收支状况日趋恶化，而我处于这种环境下说出以上这段话，完全是对市场经济正确性的信心。情况依然如故，数月之后才有明显的好转，因而这种好转也分外坚实和持久。

1950年的对外贸易收支逆差，每月平均有250，000，000马克，甚至到1951年第一季度还未出现显著的改善。趋势的改变在第二季度内才开始，有了350，000，000马克的顺差。这是一个转折点，在对外贸易方面充当了收支永远顺差的开端。

由此，1950年成为市场经济短短历史中最令人兴奋的一年。在1951年以后的数月中，大家越来越认识到所有的困难已经成功地克服了。卓越的政治经济学家知道我们已经“越过了高山”。然而，为市场经济所做的斗争以及为经济部长地位所做的斗争却在1951年内才达到顶峰。那时人们在波恩可以听到这样的说法：无法对经济政策或它的领导人进行手术了——直接切除算了！

这一年结束了朝鲜战争的繁荣期，开始走上衰退期；随之而来的是，这一年对一个重大问题做出了第一个回答。这个问题是：经济趋势盛衰的交替是否可以避免？或者是，现代市场经济能否克服这个周期性？

经济发展并没有受到影响，在许多部门中，供求情况反而更为平衡。1950年秋季以后，物价普遍上涨；到1951年的下半年，则明显回落。这次物价回落首先影响了各种原料，后来在1951年年末与1952年年初之间，还影响了生活成本，例如，衣着的生活费指数从1951年5月的212降到年末前的205 （1938年=100）。

在生产方面，这种变化也很明显。1950年下半年消费品工业上升了40%左右。在12月一向要下降的这一次也证明是一个转折点。指数从1950年11月的顶峰141.0下降到1951年7月的112.6。但生产量仍然比上年同期高15%。人们再也不能把它说成是一个危机，除非他希望把朝鲜战争繁荣期的病态上升当作是正常情况。

1951年年末，经济积极复苏，将生产指数推到150，高于上一次的顶峰。这样，担忧的问题更少了。以后的几个月里，又略有回落，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52年年中为止。然而，各项指数一般都能证明，朝鲜战争在消费品方面带来的病态繁荣，已在1950年和1951年的交替期间宣告结束——这和当时的一般看法恰巧相反。

正在这时候，在我们的经济中出现了一种惊人的新趋势。直至1950年年底，投资和消费品生产的复原才看似明显地并驾齐驱。此后，却又产生了一个明显的对比。投资热度依然未变；这方面的指数从1950年11月的141.3上升到次年11月的164.1，在1952年内几乎又不断地往上升。这样发展的结果，使工业生产指数比消费品生产指数高出30。

这种不同的发展（除在1953年年末短期内中断外）在次年全年内依旧继续下去。尽管许多人担心危机即将来临，但是根据生产总指数所明确表示的，绝无危机的可能。当时生产总指数的趋势如下：

前面已经说过，朝鲜战争带来的消费品方面的繁荣，已在1950年年末结束，至于投资商品方面的订单积压还持续了一段时期。这种战时繁荣的延续因而使煤与钢两方面的瓶颈状况也继续了一段时期。由于这些结构条件的变化，美国煤的进口就变成愈来越重要的问题。

不光是因为西德有出口煤的传统义务，而且也因为国际鲁尔管理局在朝鲜战争时期的固执态度，煤供应方面的瓶颈状态愈益明显。各类煤（块煤、褐煤、无烟煤、焦炭和煤砖）的进口因而从1950年的530万吨上升到次年的1，040万吨，结果使同时期的出超从2，010万吨下降到1，440万吨。以下的总览表显示了这种发展趋势。

这一时期内的经济活跃情况在就业数字上也得到了反映。全年平均就业数字从1950年的1，383万人上升到1951年的1，456万人，1952年又上升到1，500万。就业人数短时期内就增加了120万人，这个数字比失业统计数字更能确切地表明经济上升的趋势。就业人数不断由新来到的劳动力补充进去，这些新的劳动力除了引起一些临时问题外，它是西德生产潜力的一个最不平凡的根源。尤其在繁荣期的后来几年，事实证明没有这种值得欢迎的支援，是很难实现我的经济进一步增长的愿望的。就在这三年的时期内，平均失业人数从1950年的158万下降到1952年的138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