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三大需求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贡献分析

消费、投资和净流出三大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源动力，通常被称为“三驾马车”。“三驾马车”对不同地区和处于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经济增长拉动效果并不相同。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需求拉动为主，消费需求为辅。“十一五”以来，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出口市场受到波动，外部需求一度萎缩，国内市场相对疲软，投资信心不足。因此，有必要分析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流出变化对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从而为“十三五”调整经济结构提供参考。

一、西部地区三大需求的结构变化特征

从核算的角度来看，“三驾马车”是指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流出。最终消费是指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对于货物和服务的全部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资本形成总额是常住单位在核算期内获得的减处置的固定资产与存货的净变动的合计，包括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和存货增加。净流出是指货物和服务出口减货物和服务进口的差额，除包括本地区对国外贸易和非贸易往来的净出口额外，还包括国内地区间货物和服务流出流入的净流出额。按国际上通行计算方法，根据支出法GDP核算，地区生产总值由最终消费、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三大部分组成，其中2006年和2013年的西部12省的地区生产总值构成如表4—3所示。

从三大需求规模分析，按支出法计算，西部地区生产总值（GDP）由2006年的40224.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126956.2亿元，增加了2.12倍；消费需求由2006年的22349.4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63663.0亿元，增加了1.84倍；投资需求由2006年的22269.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89243.6亿元，增加了3.01倍；而净流出则由2006年的-4040.3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6903.8亿元。

从三大需求结构分析，消费需求占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55.6%下降到2013年的50.12%；投资需求占生产总值（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55.4%上升到2013年的70.29%。由此可见，“十一五”以来，投资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固定资产投资成为西部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二、消费与投资对西部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

由以上数据可以发现：西部地区生产总值主要是来自最终消费和资本形成总额两部分。为比较这两部分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采用以下公式计算，结果如表4—4和表4—5所示：

从固定资产投资的来源渠道来看（表4—6），对于西部大部分省份而言国家预算是重要的固定投资来源，但以地方自筹和国内贷款为主，固定投资中利用外资比重较小。这一方面是由于区位条件限制，对外开放的程度较东部沿海地区较低，吸引外资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西部地区企业主体以国有大中型企业为主，这些企业投资也以国有经济为主。

从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来看（表4—7），西部大部分省份的投资集中在第三产业，特别是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管理业等基础设施领域。其中，2006～2013年广西、内蒙古、贵州、甘肃、陕西、青海、云南和四川八省区的第三产业固定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西部地区山地多、地形坡度大、交通不便，加强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业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促进生产要素集聚，促进西部经济整体转型发展。同时，西部地区本身拥有众多全国知名的旅游资源，如广西的桂林阳朔、贵州的黄果树大瀑布、甘肃的敦煌古城、陕西的兵马俑、青海的青海湖、云南的西双版纳和四川的九寨沟等，通过改善交通基础设施等可以更好地发展旅游业，增加就业机会和提高收入水平。

从最终消费分类来看（表4—8），西藏和新疆的政府消费支出比重较高，这两个自治区一方面由于私营经济基础薄弱，需要政府积极扩大民生支出引导民众降低民营经济风险，另一方面由于承担着边疆安全的行政职能，也应维持着一定比例的政府公共安全支出。青海和内蒙古的政府消费支出较高，主要在于政府性投资支出较大，而对民生领域的投资相对少。

从居民最终消费支出中来看（表4—9），仍然是以城镇居民消费为主，其中内蒙古和重庆的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比重居于前两位，云贵川藏都较低，陕西、内蒙古和重庆的城镇居民消费增长较快。

三、三大需求对西部生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

上述计算公式计算了西部12省份的三大需求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率，进一步采用统计学模型计算“三驾马车”（最终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边际贡献率可以理解为每新增一个单位的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贡献，反映的是新增单位的地区生产总值贡献。边际贡献率越大，说明越值得投资、新增消费和出口。如根据2006～2013年西部12个省份生产总值的计算结果，广西最终消费增加1个百分点，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能促进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48个百分点，固定资产投资增加1个百分点引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25个百分点，出口增加1个百分点引致地区生产总值增长0.15个百分点。

从表4—10中可以发现，内蒙古、贵州、甘肃和陕西的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边际效益呈现负数，原因在于投资能源化工驱动增长模式在这些地区遇到了较强的边界约束，资本的边际产出率下降。这说明，从投资的边际效益而言，在这些地区新增固定投资需要谨慎。但考虑到这些省区的民生需求、生态安全和地缘安全等战略的重要性，需要加大内蒙古和甘肃在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的投资。而西藏、广西、云南和四川的资本边际产出率比较高，说明“十三五”期间可以加大对这些省区的固定投资。

从最终消费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来看，新疆、云南、四川和广西等边疆省区应进一步释放内需，发挥内需拉动效应。从出口对地区生产总值的边际贡献率来看，四川、新疆、广西、陕西和重庆等地应该更多地鼓励发展出口加工业，发挥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广西、重庆、贵州、新疆、陕西、青海、云南和四川等省区的最终消费的边际贡献率远远高于固定资产投资和出口值的边际贡献率，这些省区由于具备丰富的旅游景观和悠久的文化资源，通过内需释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巨大。

四、劳动力与固定资产投资对不同规模城市经济增长的边际贡献率

将西部12个省区的地级市，按市区人口规模分为四类（500万以上）、（100～300万）、（50～100万）和（0～50万），为比较不同类型地级市劳动力和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引入CD生产函数：

Y=A·Kα·Lβ

其中，Y为地区生产总值，K为固定资产投资，L为劳动力，计算结果如表4—11所示：

表4—11 不同类型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力的边际贡献率

从表4—11可以看出，小城市和特大城市的投资对经济增长边际贡献率较大，这主要是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小城市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足，新增投资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作用，而特大城市的市场环境成熟，资本运营的效率高，新增投资对经济贡献比较好。但特大城市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比较小的，而50～100万中型城市以及50万以下小城市的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是比较大的。

考虑到西部自然本底的脆弱性，特大城市人口压力偏大与综合承载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中小城市集聚产业和人口不足，潜力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以及大中型城市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就业效应，“十三五”期间应该把加快发展部分省会城市和广大地市级中等城市作为产业聚集和人口集聚的主攻方向，加强这些城市基础设施投入，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产业，夯实产业基础，加快西部地市级城市新型工业化进程，壮大现代产业体系，积极引导有市场、有效益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优先向中等城市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