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诗经》修辞及其翻译

尽管《诗经》的文学性早已为世人所洞察，但从文学角度对《诗经》进行的研究却迟至宋末才得以初步展开。而对《诗经》的修辞学研究，更是到了当代才真正开始。《诗大序》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又曰：“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这些论述可以视为古人对《诗经》修辞认识的滥觞。在后来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诗经》修辞研究都集中在对赋比兴的研究上。郑玄认为，“赋之言铺也，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又云：“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郑众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云：“诗文弘奥，包韫六义；毛公述《传》，独标‘兴’体。”钟嵘《诗品序》云：“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在钟嵘这里，三者都已属于文学修辞的范畴，因为赋比兴都要“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以实现“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文已尽而意有余”的审美诉求。唐代经学家把对赋比兴三义的理解又往前推进了一步。孔颖达对此进一步解释说：“‘赋’者，直陈其事，无所避讳，故得失俱言。‘比’者，比托于物，不敢正言，似有所畏惧。……‘兴’者，兴起志意赞扬之辞，……比之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对三者论述得最真切的，当数宋朝的朱熹。朱熹《诗集传》指出：“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赋”是陈述、铺陈的意思，“比”相当于现代修辞学的比喻，“兴”是借助其他事物作为诗歌的起始。朱熹在《诗集传》中对赋、比、兴辞都分别做了明确的标记。《诗集传》中标“兴”者，凡256章，其中《国风》中标“兴”者131章，《雅》中标“兴”者121章，《颂》中标“兴”者4章。但是，朱熹并没有把比和兴作为诗学概念进行说明，其区别自然也没有说清楚。在朱熹标“比”的诗章中，有很多在《毛诗传》中标的是“兴”，而且《诗集传》在标“比”的诗章与标“兴”的诗章之间，几乎也无法找出一个明确的区别性客观标准。宋人李仲蒙对三者的解释则深入了许多：“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这分别从“叙物”“索物”“触物”的角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赋比兴的性质。在李氏看来，“作为赋的‘叙物’不仅仅是‘铺陈其事’，还必须与‘言情’相结合，就是说作者要把情感表现得淋漓尽致，又要把客观的物象描写得真切生动”（童庆炳，2004：6）。这种解释，就更加符合诗歌创作对“赋”的要求。作为“比”的“索物”，即索取和选择物象以寄托感情，也不完全是一个运用比喻手法的问题，作者还须在比喻中表达其真挚感情。作为“兴”的“触物”，由外物激发以兴情，反过来又把情感浸透于所描写的物象中。李仲蒙对赋比兴的解说，最终都归结到一个情字上面，直接触及到了审美层次。这就更加符合《诗经》的审美特性，也是其他经学家所没有达到的深度。

赋比兴固然是《诗经》重要的艺术手法，但是若从现代修辞学观点来看，《诗经》中的修辞手法，远远不止这些。按照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所提出的修辞范畴，修辞有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就积极修辞来说，《诗经》修辞包括音韵、词汇、句法等三个方面。根据王力的《诗经韵读》，《诗经》除了《周颂》的八篇诗完全没有韵律之外，其他每篇诗都有比较整齐的韵律。韵律就是一种重要的声音修辞手段。（关于韵律及其翻译的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单独进行讨论）除此以外，《诗经》的声音修辞还有双声、叠韵、重章叠唱等，这些也都是在《诗经》中复现率很高的修辞手段，对《诗经》的艺术效果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音韵修辞之外，《诗经》则又有词汇层面、句法层面上的修辞。词汇层面上有摹状、比喻、比拟、夸张、借代等；句法层面上有叠句和重章叠唱等。本章我们专门就《诗经》这三个方面的修辞及其翻译做详细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