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带一路”的环境分析

环境分析是战略分析的前提，任何战略都是在特定环境下所做出的战略规划，是着眼于解决某一战略问题的行动路线。尽管此前可能经过较长一段实践的调研论证，但作为一个重大倡议，“一带一路”是习近平主席在2013年下半年先后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在国际场合正式提出来的，是新一届中国政府领导人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构想，与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道被称为新常态下中国三大发展战略。要想把握“一带一路”的战略意图，需要首先考察2013年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的性质和特点。

从国际环境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形势发生深刻复杂调整，世界各国相互联系日益紧密，相互依存日益加深，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整个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同时，天下仍很不太平，世界经济进入深度调整期，既有复苏迹象，也面临基础不稳、动力不足、速度不均的问题。对此，习近平主席在多个国际国内场合追问，下一轮增长的动力从哪里来？早在2012年7月，在清华大学举行的“世界和平论坛”上，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强调指出，在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己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在当选国家主席后，习近平在2013年3月出访俄罗斯期间，强调共同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应该拿出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推动建立发展创新、增长联动、利益融合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显然，在习近平看来，“一带一路”就是探索建立开放型经济发展方式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尝试，通过改革、调整和创新来释放下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提出的世界和平发展方案，意在寻求构建一种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启动新一轮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

从国内环境来看，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30多年来高速发展的非常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的“三期叠加”压力。对此，中国领导人强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在发展速度上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在经济结构上不断优化升级，在发展动力上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为此，在经济政策上确立了宏观政策要稳住、微观政策要放活、社会政策要托底的新政策方针，避免了经济稍有波动就动辄大手刺激的做法。因此，适应新常态，中国越来越强调在尊重规律中顺势而为，顺势规划“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长江经济带三大战略，它们都是新常态下发展战略的构想，以解决经济大起大落的问题，寻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平稳发展。

在2014年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上，习近平对国际形势做出了“五个充分估计，五个不会改变”的判断，强调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观察和规划改革发展，必须统筹考虑和综合运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国际国内两种资源、国际国内两类规则”。不难看出，“一带一路”就是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产物，这一点也在李克强、张高丽等其他高层领导人和众多部委与省市区领导人谈话中多次得到印证。比如张高丽主持召开建设“一带一路”工作座谈会和第一次工作会议就反复强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对开创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促进地区及世界和平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一带一路”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开创中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新格局，以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它是一种新的发展战略，更是一种着眼于中国与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共同发展的重大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