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康德、树、石头和马

皮尔士这位未来的符号学理论家从解读和重新解读康德、从思考康德的判断和范畴表开始,好像这些判断和范畴是从西奈山那里传给他的,这一切有没有原因呢?参见《极为重要话题的游离观念》,1898年(CP 4.1—5)。即使在CP 7.540中皮尔士搞错了康德的死亡日期,他把它说成了1799年。

康德因为极度缺乏对符号学问题的注意而受到批评。但是根据亚诺什·凯莱门(Kelemen,1991)提示,自从哈曼和赫尔德那个时候起,这种缺乏就归因于这个事实,那就是康德把语言和思维的紧密联系看成是模糊不清的,并且建议说这一联系在图式论的观念中就呈示了出来,以至于他建议图式就是概念词。另一方面,不能否认的是在对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所作的区分中存在着模糊的符号学,以及在《人类学》在《人类学》(I,38—39)中我们看到康德在他的晚年仍然(至少是为了教学目的)总结性地描述了符号理论——并非是原创性的,而是来自从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到洛克或许再到朗贝尔特的传统教义,表现出了对符号学主题的极大兴趣。对符号学的兴趣还存在于前批判的著作中,如《论感觉界和理智界的形式和原则》(§10)。关于康德和符号学的问题可参见艾米里奥·加罗尼(Garroni,1972&1977)、埃哈德·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975:IV)以及亚诺什·凯莱门(Kelemen,1991)的著作。中有着对符号理论的明显讨论,并且也有可能用符号学的术语去解读整部《逻辑学》(Apel,1972)。不仅如此,认识和交流之间的联系被反复地强调过,这种联系康德在很多章节里论及过,尽管他对这个问题不费太多的笔墨,就好像他认为这个问题很清楚一样(Kelemen,1991:37)。最后我们还要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在《判断力批判》中有一些关于符号学的章节。

在任何情形下把康德的范畴工具的纯粹语言起源跟亚里士多德看作一样的,并且引用海德格尔的著名话语,就足够了:


(存)在具备了直观能力就必须总是能够参与进对实体的直观中去,但是有限的直观,只要它是直观,便总是留存在被锚定在直观个体上的第一位置。被直观的实体也只有在每个人使其能被他自己和他人理解的情况下才能被认识,并以这种方式成功地传达它。(Heidegger,1973:I,2)


谈及所是之物意味着我们所知的东西可以被传达。但是认识它和传达它就暗示要诉诸类属,而类属就是指号的效应,并且依赖对内容的划分,在其中,康德的范畴系统尽管紧密地黏附在可敬的哲学传统之上,但仍然是早已建立起来的、有着文化根基的和在语言上被锚定的文化产物。当直观的多样性被归因于概念的统一性时,感知物就被感知为文化所授意我们去谈论它们的样子。

符号学基础是由康德观念的总的框架暗示出来的是一回事,而康德是否曾经阐明过我们如何为我们感知的东西命名又是另一回事,而不论这些东西是树、狗、石头还是马。

如果有人问“我们如何给物命名”这个问题,而设问的方式跟康德被问及认识论问题一样,那么简单地讲答案有两个。一个是由我们所谓的经院哲学(但它是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始的)所提供的:物体把自己呈示给早已在实质中被从本体上确定了的世界,原始质料被一种形式塑造。决定这个(普遍的)形式是先在的还是后在的并不重要:它把自身给予了我们,在其单个实体中辉煌夺目,它被知性把握,被当作本质思考和定义(同时因而就被命名)。我们头脑的思维工作实现了积极的知性(不管它在哪里运行)一眨眼的工夫所做的事情。

第二个答案是由英国经验主义者提供的:我们不知道物质,即使有的话它们也不会向我们揭示什么。根据洛克的看法,我们所确实拥有的是感知,它们提出简单的既是首要的也是次要的观念,但仍然支离不连贯:一个由重量、度量、体积和颜色、声音、味道以及反射组成的狂乱的组合,这些都随着每天的时间变换和主体的状态而变化,在这里知性是积极的,在它运行这层意义上讲:它组合、关联和抽象,采取的方式则肯定是自发性的和自然的,而只有这样它才能把简单的观念协调进我们所名之曰人、马、树以及随后的三角、美丽、原因和结果这些复合的观念中。认知就是给这些简单观念的组合进行命名。认识事物的任务对于休谟来说就更为简单(我们直接研究印象,关于印象的观念是模糊的意象)。要说有何区别的话,在建立事物观念的关系的过程中会出现问题,就像在证明因果性的过程中发生的那样。在这里我们会说有着一种研究,只不过很温和地、借助于习惯和相信的自然倾向的力量实施,即使我们被要求考虑我们一连串的印象中的毗邻关系、优先性或者连贯性。

康德当然不会认为有可能重新提出学院派的解决方式;相反,如果他的革命中真正有着哥白尼的因素,那么这一因素就在于他悬置了关于形式的所有判断,赋予老的积极知性一种综合生成性的而不仅仅是抽象性的功能这个事实。至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们,康德的目标是为被他们基本上作为是在世界中行动的理性方式而接受下来的过程,以及其合法性由把一切事物考虑在内后都行得通这个事实所确证的过程,建立一个超验的基础。

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康德大幅度地转移了知识论中的兴趣焦点。如果像海德格尔那样说《纯粹理性批判》与知识论没有关系就有些草率了,它是就自身内在可能性方面质疑自身的本体论;但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它与实体知识论亦即经验论也无多大瓜葛(Heidegger, 1973:24),这同样也是正确的。

但是康德相信现象性的证据;他相信我们的感知性直觉来自某个地方;他不怕麻烦地阐述对理念论的驳斥。显然是休谟提出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问题把他从教条主义的沉睡中叫醒,而不是那位同样把命名过程中的知性活动问题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洛克。

解释为什么“在我接收到某物的印象之后,断定我看到的是一棵树或一块石头”,对于经验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基本问题。但这对于康德来说似乎成了一个次要的问题,因为他过多地关注如何确保获得天体力学知识。

《纯粹理性批判》所建构的日常知识理论不如科学知识理论多。康德对什么的知识不感兴趣,而是对具有什么内容的知识感兴趣;也就是说对关于客体的知识的条件(因而也对客体的命名)不感兴趣,而是对于建立我们关于客体的命题的可能性更感兴趣参见迭戈·马可尼和詹尼·瓦蒂默为理查德·罗蒂著作(Rorty,1979)的意大利语版本所作的《序言》中的注12。。他的主要兴趣在于如何可能地拥有纯粹的数学和纯粹的物理学,或者如何可能地使数学和物理学成为先验性地规定其客体的两大知识体系。《纯粹理性批判》的核心涉及的是为关于那些在牛顿定律中拥有模型的命题的知性寻找保证——以及出于需要,有时被像所有的物体都有重量这样更易明白和更令人尊敬的命题所演示。康德关心的是保证那些定律的知识,这些定律作为被理解成一套经验客体的自然的基础;他从未怀疑过这些经验客体跟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经验主义者的客体是一样的:狗、马、石头、树或房屋。但是,(至少是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之前)他似乎对分类我们了解日常经验客体的方式极其不感兴趣,至少对那些我们今天习惯上称为自然物类的客体了无兴趣,如骆驼、山毛榉以及甲虫。这一点被像胡塞尔这样对什么的知识感兴趣的人意识到了,并且显得很失望。“当然,在康德的思想中,逻辑范畴功能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但他却没有实现对在范畴领域中的感知和直觉的基本延伸……这也就是为什么他甚至没有区分作为语词的一般性意指的概念和作为直接性一般表呈以及最后作为一般客体也就是一般表呈的意向性对应物的概念。康德从一开始就滑倒在知识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地面上,因为他准备对数学、自然科学和形而上学进行批评性‘拯救’,甚至在他把知识当作前逻辑客体化和逻辑思维得以完成的整个行为域之前,从而使知识服膺于实质性的分析归类和批判,以及在把初级的逻辑概念和规律带回其现象学本源之前”。(《逻辑研究》, VI, §66)但这一失望对有些人却转化成了满意。这些人认为知识的问题(不论是什么的知识还是有什么内容的知识)只有用语言方式才能解决,也就好似说用命题之间的恰当的关联来解决。

罗蒂(Rorty,1979:3.3)抱着知识必须是“自然的镜子”这样的观念来处理问题。他甚至奇怪康德怎么可能断定直觉会提供给我们簇集物,而这个簇集物只有在知性的综合中被统一起来才能得到认识。在这层意义上讲,康德应该在涉及认识论传统方面向前迈一步,而这个传统从亚里士多德一直延续到洛克,为了这个传统曾尝试过用感知作为知识的范型。康德应该通过声明知识依靠的是命题而不是客体来阐发感知问题。罗蒂之所以满意原因很明确:尽管他的观念在于推翻分析哲学的范式,这却并非是他的出发点,即使在他个人经历的意义上也不是;因此,康德把他看成这样做的第一人:向分析哲学建议不必要做的是去探知狗是什么的问题,而有必要去探知狗是动物这个命题是为真还是为假的问题。

这并不会消除罗蒂的问题,即使他有意把知识降解为纯粹的语言问题,因为这阻止他处理感知、语言和知识之间关系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在知道X如何是知道X为何类事物之间存在对立(如果就像罗蒂那样捡起威尔弗里德·塞拉斯提出的对立的一条线索),我们还是要自问:为了回答第二个问题是否也先要回答第一个问题。参见为理查德·罗蒂著作(Rorty,1979)的意大利语版本所作的《序言》中迭戈·马可尼和詹尼·瓦蒂默的反对观点。

这甚至对消除康德的问题有着更小的效果。他似乎不仅对解释我们理解X如何是是怎样发生的不感兴趣,而且也不能解释我们如何决定X是何类事物。换句话说,《纯粹理性批判》没有处理我们怎么去理解狗之为狗的问题,它甚至也没有解释我们如何能说狗是哺乳动物。如果我们思考一下康德写作的文化气候就没有什么特别的了。他借助或许是先验性地建立起来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作为例子,把几个世纪就已成型的数理科学和物理科学任他所用,并且他非常了解如何定义重量、广延性、力、质量、三角或圆。但是,他没有关于狗的科学知识,就像他没有关于山毛榉或石灰的知识抑或甲虫的知识一样。我们不要忘了在他写《纯粹理性批判》的时候,林奈的《自然系统》一书才刚刚出版二十多年。这本书首次尝试着去建立“自然物类”的分类法,是一本里程碑式的书。前一个世纪所编写的词典把狗定义为一种“已知的动物”;要建立像达尔加诺或威尔金斯(十七世纪)的分类法那样的普遍性分类法,运用的是我们今天所谓的近似分类法就这个想法我要感谢马戈·沃利(与他的私人信件)。关于寻求普遍性语言的分类法问题可参见我的著作(Eco,1994)。也可参见本书3.4.2和4.2。。人们明白为什么会把狗的概念定义为经验性的;并且,正如他在好多场合所一再重复的那样,我们永远不能知道经验性概念的特征。这就是为什么《纯粹理性批判》在开头(序言,vii)就开宗明义地宣称包含有任何经验性内容的先验哲学概念绝不会出现:先验综合的对象不能是由客体构成的自然,因为这种自然本身就是“不可穷尽的”。

因此,即使康德意识到他在把知识降解为命题知识(因而也是语言知识),他也不会向自己提出皮尔士给自己提出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知识的本质不是语言性的而是指号性的。确实,尽管康德在他的《纯粹理性批判》中没有这样做,他也会在《判断力批判》中朝这个方向走去。但是为了走这条路他要解决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遇到的困难,采用的方式是让先验图式的观念发挥作用,这一点将在2.5中论述。

根据康德的一个例子(P §23)我使用下面这些代码来指代康德的作品:《纯粹理性批判》(CPR/A和CPR/B,分别为第一版和第二版);《判断力批判》(CJ);《引论》(P);《逻辑学》(L)。至于CPR,参见的是柏林学术出版社版。,我能够从一系列不连贯的现象(有一块石头,被阳光照射着,很热——正如我们要看到的那样,这是一个感知判断的例子)移到太阳烤热石头这个命题上来。如果我们假定太阳是A,石头是B,具热性为C,那么我们就可以说A是原因,因此而使B为C。

根据由范畴、先验图式和纯粹知性原理构成的图表(见图2.1),直觉原理告诉我们所有的直观都具有广延性,而通过数的先验图式我把单一性范畴应用在A和B上面;通过感知预测,并应用程度图式,我声称现象的现实性(存在意义上的,Realität)是由直觉给我的。通过与经验的类比,我把A和B看成是物质,在时间上是恒定的,我在其中加入了偶性;并且我确立了B的偶性C是由A引起的。最后,我决定与经验的物性状态相联系的为真实的(模态意义上讲的真实性,Wirklichkeit),而对于在特定时间里的存在的先验图式,我断言现象正在有效地发生着。同样地,如果命题为根据自然规律太阳的光线总是以及必须会烤热(所有的)石头,那么我就应该在第一个例子中应用统一性范畴而在最后的例子中应用必要性范畴。如果我们使用的是先验综合判断的先验基础的话(但这并非是争论中的问题),康德的理论工具就会向我们解释为什么我们能够肯定地说A必然性地引起了B是C这个事实。

图2.1

但是,至此康德仍然没有讲他如何把这些变量捆绑在一起:我为什么把A感知为太阳而把B感知为石头?纯粹知性的概念是如何干涉进来让我把石头理解成这样的,使它区别于这一堆石头中的其他石头,使它区别于把它烤热的阳光以及宇宙中所有其他的事物?作为范畴的这些纯粹知性概念太宽泛并且太笼统,不能让我认识石头、太阳和热量。确实,康德向我们保证(CPR/B:94),一旦列出了一个基始性的纯粹概念清单,就“很容易”加入次生概念和特称概念;但是,由于他的任务是研究这个体系的原理而不是这个体系的完整性,他就把这项整合工作留到另一部著作中去完成。不管怎样,我们要做的一切是参考本体论的一些材料,从而细致地把力量、行动和激情的谓项归属于因果范畴之下,或者把出生、死亡和变化归属于模态范畴之下。但是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应该处于一个高度抽象的水平上面,还是不能说这个B是一块石头

因此,这张范畴表不会让我们说出我们是如何如此这般感知石头的。纯粹知性的概念只是逻辑变量,而不是客体的概念(P §39)。但是,如果我不仅不能说此A为太阳和此B为石头,甚至连此B至少是一个实体也不能说,那么纯粹知性的概念保证给我们的普遍而必要的定律就会一文不值,因为它们可以指任何经验事实。或许我可以说存在着烤热一切东西的某个A,而不管我会给B附加什么样的经验概念,但我并不知道这个可以烤热其他东西的实体是什么,因为我不会对A附加任何经验概念。纯粹知性概念不仅需要感知直觉,而且需要知性概念可以应用其上的客体概念。

太阳、石头和空气的概念(康德也清楚这一点)都是经验性概念,在此意义上,它们与经验主义者所谓的属种的“观念”没有什么不同。康德有时谈到类属概念,它们属于概念,但并非是他经常称之为范畴的概念,后者实际上属于纯粹知性的概念。范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最为抽象的概念,如统一性、现实性、因果性、可能性和必要性。马的概念不是通过知性的纯粹概念的应用而厘定的。一个经验性的概念来自感觉,并且经过与经验的客体相比较。

哪一门科学研究经验性概念的形成呢?显然不是一般逻辑,根据康德的观点,这种逻辑不能探究“概念的源头,或者概念拥有起源的方式,就它们作为表象来讲……”(LI §5)尽管如此,康德似乎还认为批判哲学甚至没有义务去完成这项任务,因为它要考察的不是经验如何发生(这更是经验心理学的任务)而是经验所包含的内容。除非经验性概念的生产与知性的合法活动没有关系,这样的观点才是合理的。我们必须要么通过明显的实质(就像是亚里士多德—经院学派所做的那样),要么通过简单的组合、关联和抽象过程来认识马和房子,而后一种则是洛克的观点。

在《逻辑学》中有一个段落可以证实这个说法:


(为)了从表象中形成概念,因此需要能够比较、思辨和抽象;知性的这四种逻辑方法实际上对于一般概念是至关重要的和普遍有效的条件。比方说,我看见一棵柳树和一棵亚麻。通过对这两个客体进行比较,首先我注意到它们在树干、树枝、树叶等方面不一样;但接下去只考虑它们所共有的东西:树干、树枝和树叶本身,以及通过根据它们的大小、形状等进行抽象,我获得了关于树的概念。(LI §6)


我们仍然停留在洛克的位置上吗?如果像“知性”这样的词汇(从各方面考虑)含着“人类的理解”这样的意义,那么这个段落就是洛克主义的。这不能算是更为年长的康德的情况,康德当时已经出版了三大批判。不管知性如何去理解柳和亚麻属于树,但是在感性直觉中不存在这个“树性实在”。无论如何,康德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在拥有了所给的直觉情况下,我理解那是关于亚麻树的直觉。

另一方面,在康德那里“抽象”也不是指从什么当中抽绎出、使什么显现出(而这仍然是经院派的观点),甚至也不是通过什么建构(这是经验主义的立场):它是纯粹的独立观照,是一种否定状态,是知性的最高的运用,这种知性知道抽象的对立面是某种个体的概念,而这在康德的体系中又是不可能的:感性直觉必须由知性来条分缕析,也必须由属和种的决定因素加以澄明。

实际上,这个段落可能是对为了教学上的简便而采取的权益之策的回应——在一个笔记集成的、当然又由其他人在上课过程中重新解释的文本中——因为它明显地与前两页所讲的相反(I,3):“经验性概念来自通过经验客体的比较而获得的感觉,并且多亏了知性它获得了普遍性的形式。”

难道仅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