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我们的大脑天生热爱故事。比起面对其他信息，我们的大脑在聆听故事时有别样的反应：感觉运动区会更活跃，使得听众仿佛身临其境；左颞叶皮层连通性也会增强，这种变化甚至会持续好几天。故事对我们的影响如此强烈，以至于渗透到人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电台用讲故事的方式播报新闻，好友说着故事传播八卦，家长通过故事对孩子传授道理……到处都有故事的痕迹。

但故事不只点缀了生活，它与我们还有更深刻的关联。我们在生活中不断创造着一则故事，用来回答“我是谁”的终极提问。这则特殊的故事，被本书作者丹P.麦克亚当斯（Dan P. McAdams）称为“生命故事”（life story）。他认为生命故事就是人们的身份认同（identity）。

这个理论不难理解。乍一看，生活中充斥着琐碎的事件，如果我们巨细无遗地复述自己的生活，听起来更像是无聊的会议报告。但事实上，当我们被问及“你是谁”时，我们会有选择地叙述自己的一生，选出对自己或对他人而言重要的事件，将它们重新以一种有意义的脉络组合起来。比如，一个画家不会历数自己的每一幅画，而是会描述一段为什么要成为画家以及如何走向成功的经历。当你在讲述“我们过去是谁，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可能成为什么样的人”的生命故事时，你也更有条理地理解了自己，故事本身就成了你人格里重要的一部分。

生命故事也包含着多种元素，例如叙事基调、主题脉络、意识形态背景、故事角色以及结局等。这些元素或细节并非在我们人生之初就已存在，而是随着人生的进程逐渐出现或发展。在书中，麦克亚当斯详细地阐述了它们分别在人们生命哪个阶段出现，又在哪些阶段产生变化。他认为：塑造身份认同、撰写自己的生命故事是贯穿我们一生的工作。

在这点上，麦克亚当斯与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有不同的意见。埃里克森将人格发展分为八个阶段，埃里克森认为，身份认同的形成和确认主要发生在青春期（第五阶段），顺利度过该阶段后，对身份认同的探索就不再那么重要。然而，麦克亚当斯指出，身份认同的塑造不止局限于青春期，它起始于懵懂的婴儿阶段，直到靠近生命尽头才会结束。并且，我们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故事会互相影响：生命故事指导着我们应对生活里发生的事，而我们的经历也会反过来改写我们的生命故事。

举个例子，在婴幼儿时期，我们和周围照顾者的关系就会决定生命故事的“叙事基调”。如果一个人被父母悉心照料、积极响应，他会感到：世界总体是安全的、可信的。他会发展出相对积极的“叙事基调”，认为即使故事/生活中出现了危机和痛苦，我也能获得足够的支持来解决它。当他长大并遭遇生活中的挫折时，乐观的基调便会起作用，使得他更愿意迎接挑战而不是逃避，因为他相信自己可以战胜困境。然而，如果他在成年后遭遇了过多的打击，他可能会修改自己的叙事基调，从“一切都可应对”的乐观基调变成“悲惨才是常态”的悲观基调。

为什么我们要如此大费周章地塑造关于自己的故事？生活中的其他故事都不会像生命故事那样，需要我们投入如此漫长的时间、如此多的精力去书写和改善。创造一个好的生命故事，对每个人而言都有不同的意义。就我个人而言，在翻译完这本书后，我感受到了如下三种意义。

首先，创造生命故事能带来统一感。在生活中，我们会面临“分裂”的危机：在不同场景下，我们可能会表现出不同的自我。从青春期开始，我们便能察觉到不同自我的冲突，比如，在老师面前，我们是虚心的求知者；但和朋友们在一起时，我们又会放肆谈笑；而在喜欢的人面前，我们又成为一个手足无措的自卑者……如果一个人找不到自己的身份核心，他就会痛苦地感到：他只是一张张面具，在不同的情境下选择不同的面具戴上，但那些面具之下，他的自我空无一物；在人际关系中，即使深受他人喜爱，他也会觉得人们爱的是那些面具，而非他真实的自我。

而一个好的生命故事能将不同的自我整合起来。求知者、友善的伙伴和自卑者都可能成为故事中的角色，而在散落的角色之上，存在一个整体的叙事框架，能将它们彼此串联。这样，我们只是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扮演不同角色，我们明白：在扮演角色之外，我们依然在遵循一个有条理、有主题、前后连贯的故事线生活。

其次，拥有一个让我们满意的故事，能让我们在满意中离开人世。老年学家罗伯特·巴特勒（Robert Butler）认为，到了生命的最后阶段，人们会开始回顾一生，清算自己的过去。而埃里克森指出，人们在老年时期会遭遇最后的社会心理冲突，即“自我完整感对失望”（ego integrity vs despair）的冲突。要获得自我完整感，我们需要接受自己的生命故事，认为它有价值并不可取代。否则，我们就会在失望中拒绝自己的故事，而重新创造一个故事为时已晚。

最后，创造生命故事是我们对“存在”的回答。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指出，人类的存在有着矛盾的二元性：一方面，我们有自主意识，在意识世界中，我们无所不能；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一具有空洞、会排泄的躯体，有天会回到六尺之下，成为蛆虫的食物。自主意识赋予我们独特性，让我们有别于其他生物，具有独特的意义；而肉体的局限又提醒我们，自己和其他懵懂于世的生物没有不同，一点也不特别。面对矛盾，人们做出不同回答。有的人投身宗教，因为宗教许诺一旦死亡，人们就能脱离肉体的局限，离开这个有缺陷的世界，到达其他生物到不了的、神性的彼岸，宗教给了信众拥有独特性的希望。有的人则选择堕入庸常的琐事中，彻底抛弃自身的主体性，选择跟随社会的标准、大众的选择。

贝克尔认为，上述选择都不是合适的答案，人不能只选择一端而抛弃另一端。一个完善的人应当能通过驱使自己的身体来表达内在神性。例如，艺术家能通过创造性的工作，创造出作品来体现他们的独特性。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能成为艺术家，它要求天赋和才能。而生命故事不一样，生命故事是每个人都能创造也必须创造的“作品”。我们都被赋予机会去通过故事回答这个问题：是什么让我们的存在具有意义。而我们都只有一次机会做出回答。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主要在于对应中文术语的选择。例如，identity在埃里克森的理论中被翻译成“同一性”，有些地方则翻译成“认同”或“认定”，本书采纳“身份认同”的翻译方式，即“认为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另一个例子是generativity，generativity是埃里克森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人关注、培养、放手下一代的能力。麦克亚当斯也在书中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概念和它对生命故事的影响。目前学界普遍将这个词翻译成“繁殖”，但我更倾向于翻译为“生成性”。因为“繁殖”会误导读者，让人以为generativity只与生孩子有关。事实上，generativity不仅仅包括“产生下一代”，还包括了对后辈或他人的培养、塑造、放手；相反，“生成”一词带有“产生和成就”的意思，可能更恰当。

此外，我还担心本书会存在文化理解上的问题。比如，作者将“生命故事”又称作personal myth，结合本书的语境，我翻译为“个人神话”，但对中国读者来说，可能对创造“个人传奇”更有感触，因为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听到的故事更多与历史人物有关，而非宗教传统中的神和圣人。又比如，由于作者和他访谈对象的成长背景，本书中存在许多基督教的典故，有些美国的读者会认为是常识的内容，中国读者可能并不熟悉，我尽量加了译注。而在“意象原型”类型部分，作者使用了希腊神话中的诸神做类比，他选择这些名称主要是因为西方读者比较熟悉名称背后的故事，能帮助西方读者快速与理论产生联结，但中国读者理解起来或许有隔膜。希望麦克亚当斯的生命故事理论，能在中国有本土化的阐释，相信在中国的文化背景下，中国人的生命故事会有文化、历史情境里的独特性。

最后，我想感谢蒋雪玮的支持，没有她的鼓励和鞭策，本书的翻译工作将迟迟无法完成。感谢林-曼努尔·米兰达（Lin-Manuel Miranda）先生，他在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里，精彩绝伦地阐释了叙事（narrative）、传承（legacy）和人们诉说故事的意义，令我深受启发。感谢米开朗琪罗·勒孔特（Mikelangelo Loconte）先生，即使他不会知道。在看见他之前，我虽然知晓本书的理论，却与它们毫无共鸣；而在看见他之后，一切理论都落到了实处。

祝我们所有人在生命终结之前，能讲一个关于自己的好故事。

又及，尼娜·西蒙（Nina Simone）的《明亮的星》（Stars）（live版）很适合在阅读本书时聆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