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学校的心声

美国各地的艾森豪威尔高中都生存于政府规章制度、监管机构、财务约束和社区期望之下。同时，艾森豪威尔高中也存在于由其他诸多学校组成的复杂大网之中，有的学校为其提供生源，有的学校则是竞争对手，还有一些是大学，是即将毕业的十二年级学生要去申请就读的。这样的生存环境，是艾森豪威尔高中师生工作、学习背后驱动力的主要来源。

这些即将毕业的十二年级学生经历过的标准化考试数量，比本州历史上所有的学生经历得都多，如从幼儿园阶段就开始进行的州年度测试。他们考过初级学业能力测验、私立学校入学考试、学术能力评估测试和美国大学入学考试（经常同一个考试要考好几次），还有大学先修课程和学术能力评估测试，最近又增加了美国学生学业质量评估。随便从字母表里抽几个字母出来，排列组合出一个考试名称，估计孩子们也参加过。接受K-12教育的这些年，每个学生都参加过100多次大大小小的标准化考试。他们，就是“有教无类”的一代。

学校所在的社区非常看重考试成绩，他们别无选择。美国社会竞争意识极强，注意力持续时间很短。成绩在衡量一个人的天资和一所学校的教学质量时，是非常高效便捷的参考指标。由此，艾森豪威尔高中以及为其提供生源的各个K-8学校，都在训练学生们快速准确解题的能力。举例如下：

若想在这类考试中拿到好成绩，有一套固定的方法——刷题、刷题，再刷题。一整套题海战术下来，你就能在不动脑子的情况下快速给出问题的答案。一旦遇到不熟悉的问题要立刻跳过，不能花时间去想怎么做。思考时不要动用创造力，因为考试过程中的创造力是以时间和分数为代价的，要像机器一样去答卷。虽然考试成绩既不能对学生未来的学术表现作出预测，也无法赋予学生任何有用的技能，但还是被人们普遍接受，作为对学生学习、智商和价值进行衡量的权威手段。这就是赤裸裸的现实，考试的内容已经成为学校的核心关注点。

一直以来，艾森豪威尔高中非常自豪的一点，就是能输出“为大学做好准备”的毕业生。学生、教师、本地商业机构，尤其是家长，都对大学非常关注。每个学生毕业之后都要去读四年制大学，还要聘请那些大学关系网四通八达的顾问一路加以疏通和指导。家长都拼尽全力，想为孩子考大学提供尽可能多的便利条件。在家长看来，大学是打开孩子未来大门的钥匙，也是身为家长是否合格的决定性标志。

艾森豪威尔高中的校长向学区的督学汇报，督学向当地的学校委员会汇报。督学是手握实权的人，有些督学会鼓励下面的学校进行创新，有些督学则是给学校施压，以拿到更漂亮的数据，例如考试成绩、毕业率、出勤率等。学校委员会负责督学的聘用和监管，有时也会罢免督学。委员会还要管理学校的设施场馆，与州教师工会分支机构进行谈判，管理预算，采纳并推广教学政策和课程安排。在学校委员会任职，需要每周投入5～15小时，报酬又低，很难吸引到高水平人才。学校委员会能成就一个学区，也能毁掉一个学区。而学区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学校里孩子们的命运。这次全美教育长征一路走来，每逢遇到执行力强的督学，我都会问他们，改变破败学区命运的关键点在哪里。对我这个素昧平生的人，他们给出的回答惊人得一致，都是“靠谱的学校委员会”。

学校和学区与州教育局及局长相互交流、互相配合。州教育局局长负责制定目标和战略，监管工作进度，确保任务执行到位，并向立法机构申请资源。这一年的旅途中，我见到了23位州教育局局长。其中一半人认为自身的职责是像警察一样对学校进行监控，另一半人则认为他们的主要工作是为学校提供支持。

州长会影响到自己州内的学校。我见到的十几位州长都特别关注劳动力发展这个问题。州立法机构负责颁布学习标准、考试政策与课程设置，以及毕业时需要读完的科目，一般情况下有代数、历史和某一门科学课。有几个州还出台了鼓励创新的法案。在州立法机构工作要求很苛刻，而薪酬较低（基本上年薪在35000美元以下），还要每年定期到州首府工作几个月时间。如果一个人的家和全职工作所在地距离州首府较远，那么在州立法机构任职就会给他本人造成巨大的负担。这一年，我见到了60多位这样的立法委员。他们都认为，美国的教育模式并不奏效，但没人有时间、精力或热情，去发起什么教育变革行动。

艾森豪威尔高中和所有的美国公立学校一样，从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当地部门领取纳税人的钱作为运营资金。联邦政府的份额大部分都是从美国教育部“第一条款”（Title I）项目资金和美国农业部“减免午餐费”（Free and reduced lunch）项目中划拨的。虽然联邦资金只占国家K-12公立学校支出的10%，但这笔拨款也是有条件的。拿到钱，就必须遵从联邦政府的规章制度，再难也要死扛着。

美国的学区一般有50%的资金是从州政府那里拿到的。由于预算削减，这笔钱的数目也越来越少。平均来看，40%的资金来源于当地的房产税，但各地情况不同，偏差也很大。大部分州富人区的预算都很充裕，每个学生每年有20000美元以上，而穷人区的学校则是艰难度日，每个学生每年仅有10000美元不到。需求最少的得到的最多，而需求最多的却得到的最少。为什么会这样？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1953年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的最高法院裁决中，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裁定，教育“是一项权利，必须以公平的条件提供给所有人”。但是，在1973年的圣安东尼奥独立学校学区诉罗德里格斯案（San Antonio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v. Rodriguez）中，最高法院的裁决却鼓励教育向不公平的方向发展。德梅特里奥·罗德里格斯（Demetrio Rodriguez）的孩子在圣安东尼奥市的一所破旧不堪的学校上学，而不远处生活在富人区的孩子却享受着优越的学习环境。罗德里格斯提出诉讼，但美国最高法院却以5:4的决议裁定州政府没有责任在为学校拨款这件事上做到一碗水端平。布朗诉教育委员会案的裁决，承诺美国的孩子在教育上能享受到公平待遇，而罗德里格斯案则表明，在穷人区和富人区之间巨大的教育资源差异问题上，美国没有作为。

1965年之前，美国联邦政府在教育问题上并没有发挥过什么作用。到了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掀起“向贫穷开战”运动，颁布了《中小学教育法》（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为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残疾儿童、双语教育，以及图书馆和课程项目拨款。1979年，卡特总统创建了美国教育部，这个部门后来发展为拥有4400名雇员，管理着680亿美元年度预算的庞大机构。1984年颁布的《职业与技术教育法》（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规定，为鼓励职业和技术教育的发展，每年为每个学生拨款25美元。

2002年，在两党的支持下，小布什总统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纳入法律体系。当时该法案规定，到2014年，所有美国孩子都要享受到优质教育。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个目标有多么不切实际。而且，法案还将考试成绩作为衡量学校“成功”与否的唯一指标。哪怕一个孩子的成绩落后了，或是学生忘了在“年度进步报告”中录入考试成绩，这所学校也会被认定是失败的。那些整天盯着数据做文章的人，都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忠实拥护者，因为这项法案将考试放在了教育的核心位置。人权领袖也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超级拥护者，因为考试成绩能证明，穷人家的孩子受到了多么不公平的待遇，而这正是他们想抓的把柄。那些以销售考试、教科书和课程为业的机构，看到《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中潜藏的机会，有如发现金矿一般，忙不迭派说客出动，最终促成了法案的出台。普通老百姓也在跟着吆喝，毕竟，谁也不愿意自家孩子被当成异类。2009年，奥巴马执政期间，更是在《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的基础上变本加厉，提出新规定，称如果各州能严格遵守“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教育改革计划，即使《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执行不到位，也能享受豁免权。小布什和奥巴马共同将美国教育推送到了标准化考试领域的全球领导地位。

2015年，奥巴马总统将《让每个孩子都成功》（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正式立法。由此，各州开始掌握更多的教育控制权。针对三年级到八年级学生的年度测试依然要强制执行，但各州拿到了更多试题设计和问责制度方面的主动权。在《让每个孩子都成功》的规定下，各州可以获得豁免权，准许实行当地成绩标准和素质教育标准。奥巴马曾评论道：“我永远也不愿看到学校只知道教学生如何应付考试，而不让孩子们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学生们现在学习的全部内容，就是怎么填好答题卡，怎么在考试时耍花样走捷径。这种做法根本不可能让教育成为一件有意思的事。”“年轻人能做好他们感兴趣的事，如果没意思，他们就做不好。”后来，到任期尾声时，奥巴马还说过一些比这更实在的话。

艾森豪威尔高中并非与世隔绝，事实上，没有哪所学校是与世隔绝的。学校通常都处于由当地、本州和联邦政府控制的大网之中，对学校进行监管的官员通常并不具备一线教学经验。艾森豪威尔高中要时刻被拿来与其他学校作比较，而比较的指标就是考试成绩、毕业率和大学入学率。附近一家学费高昂的私立学校，总是将毕业生顺顺当当地送往各大顶尖院校，令艾森豪威尔高中备感压力。和其他42个州一样，艾森豪威尔高中所在的州允许开办特许学校。在本州，特许学校将目标定在拿高分上，这逼迫艾森豪威尔高中不得不在拿高分上下力气。在人们看来，学校间在考试分数上形成竞争是非常健康、非常正常的一件事。附近一个低收入学区的学校，一直在效仿艾森豪威尔高中和其他成功学校的做法。随着高中在应试教育上不断加码，社区里的小学和初中也饱受压力，不得不往同一个方向靠拢。

艾森豪威尔高中反映了美国全部13万所私立学校、公立学校和特许学校的现实和心声。艾森豪威尔高中的走向，也是整个美国的走向。

放在10年前，我肯定对艾森豪威尔这样的高中满怀敬意。因为美国教育体系所要求的每一项指标，无论是对内容知识的短期记忆能力，搞定一门接一门课程和考试的能力，还是玩转学校规则的能力，艾森豪威尔的学生都表现得非常出色。我们不应该去指责艾森豪威尔高中的老师和校长，他们只不过是顺从了过时体系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大环境。这类学校存在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时代是合理的，因为那个时代的社会经济由大型层级制组织所主宰，而这些组织需要雇用大批有能力严格按照工作指示去从事劳动的员工。而且，在那样一个民主社会中，新闻来源是可信的，政治领导人是有公德心的，学生所需具备的公民技能远比现在要单纯得多。

但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先生在1969年就与世长辞了。从那时起，社会上成批的例行工作职位数量开始减少，而尼克松等心口不一的领导人相继就职。艾森豪威尔高中的学生，表面上看来照样光鲜优秀，但他们身上具备的各种技能，在创新时代已变得毫无用处；他们的思维模式也成了阻碍自身发展的壁垒。蹒跚学步的幼儿期，每个孩子都充满创造力、好奇心和勇气。但在追求漂亮成绩单的漫长道路上，这些美好的品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传统学校是僵化的教育体系打造出来的纸老虎，是创新时代的博物馆文物。创新时代，也就是如今所处的大环境，才是需要我们真正搞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