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一）立论基础：一般与特殊

19世纪中期以来，古典经济学的发展出现了分野，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逐渐形成了两种理论体系，两者在研究方法论、理论硬核和保护带上都呈现较大差异。西方经济学作为满足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经济学科，很自然地把资本主义制度视为永恒不变的制度形式，因此，在西方经济学那里，人的经济本性也是恒定不变的。用科学研究纲领的话语来说，西方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具有历史一贯性。

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言，唯物史观方法论决定了其研究对象是根据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而变化的，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又分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两者的立论基础也具有一定差异。这种差异性主要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判断具有历史一贯性，但体现在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由这个一般意义上的核心假设所决定的人的经济本性是不同的，由此衍生出的社会生产目的也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把前者称为立论基础（一般），后者称为立论基础（特殊）。更明确地说，立论基础（一般）就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把握，而立论基础（特殊）则是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判断，由于不同社会经济形态中的人的经济本性具有差异，因此，这也决定了不同社会经济形态的生产目的是具有差异的。因此，后续的分析将探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界定，在此基础上，比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差异性。

（二）准确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人”立论基础

“社会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有关人的类本质的一般性假设，可以被看作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一般），在这里，社会性才是人最主要、最根本的属性。马克思提出，经济关系中的人“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是一定的阶级关系和利益的承担者……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这就表明，“经济人”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由一定的社会关系将其紧密联结在一起的，任何“经济人”的行为决策都无法脱离他所处的社会条件，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这种“真正的社会联系并不是由反思产生的，它是由于有了个人的需要和利己主义才出现的”。

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社会人”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人，这是指无论个人在主观上如何超越其时代，他都无法真正意义上超脱他所处的社会历史阶段，而只能是当时那个历史阶段的各种社会关系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历史的人同时也是“现实的人”，“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

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人的经济本性的分析，属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立论基础（特殊）的范畴，这也就涉及如何历史地理解西方经济学所提出的“经济人”假说。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指出，西方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只不过是18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后新兴资产阶级的人格化表象而已。“被斯密和李嘉图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而在18世纪的预言家看来（斯密和李嘉图还完全以这些预言家为依据），这种个人是曾在过去存在过的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性的观念，这种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立论基础所遭遇的危机，一方面在于“经济人”假设过于强调人的个体特征，缺乏对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考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西方主流经济学不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不能历史地看待人的经济本性，这就把“人”固化在资本主义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导致了对人的经济本性的严重误读。

（三）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作为世界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体现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和构建上。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联共（布）中央开始组织编写包括社会主义部分在内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到1940年年底，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未定稿，但因战争的影响，这项工作一度停顿下来。二战结束后，苏联重新启动了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编写工作。1951年，联共（布）中央组织了针对这本未定稿的经济问题研讨会，斯大林针对大会讨论的主要理论问题发表了书面意见。1952年，以斯大林书面意见为主要内容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版，并成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编著的重要依据。

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通过对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进行分析研究，斯大林提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目的，这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方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基于这一生产目的，斯大林还指出了社会主义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之间的本质区别，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不是去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而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第二，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不是从高涨到危机，再从危机到高涨的周期性的经济波动，而是持续性的发展。第三，社会主义生产不是伴随着技术的周期性间歇状态，而是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完善。

尽管斯大林的这一论断并没有直接指出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是什么，但我们仍然可以进行推断。从这一论断本身来看，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并未能准确把握人的本质问题，在斯大林那里，人的需求是以“社会”形式表达出来的，这就决定了发展社会生产的目的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作为经济主体的“人”已经被淹没在“整个社会”之下了。也正是出于对社会性的强调，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提出了发展社会生产的根本原则，“各个生产部门必须有计划地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各部门的发展必须遵循必要的比例”。而在这个整体中如何体现“人”的存在，如何满足“人”的需要呢？那也只能是冷冰冰的物质利益了。在这一点上，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遭到了毛泽东同志的激烈批评，他指出：“关于产品分配，苏联教科书写得最不好，要重新另写……不能像他们那样强调个人物质利益，不能把人引向‘一个爱人，一座别墅，一辆汽车，一架钢琴，一台电视机’那样为个人不为社会的道路上去。”也就是说，由于从根本上忽视人的本质属性问题，也就不可能形成对人的需求的准确把握，而这种需求只能是在人和社会两者之间的平衡中去寻找。“物质利益是一个重要原则，但总不是唯一的原则，总还有另外的原则……物质利益也不能单讲个人利益、暂时利益、局部利益，还应当讲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全局利益，应当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暂时利益服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

总的来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尽管摆脱了西方经济学“经济人”的立论基础，但它片面强调社会生产的整体性，将人看作是生产机器中的零部件。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中，质疑并摈弃了经济人完全追求个人私利的核心假设，但与此同时，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走向了立论基础的另一个极端，这就是将人视为完全服从于物质资料再生产的“机械社会人”。这种僵化的人性解读，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苏联在社会生产中采用单一化的激励手段。长此以往，以物质利益为重心的激励机制难以为继，对精神激励、荣誉激励的轻视使得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发挥出来，整个政治经济学学说体系走向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