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

（一）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理论硬核和保护带

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科学哲学领域先后发生了两次话语革命，第一次革命以1962年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的发表为标志，库恩提出了一种崭新的科学观，不仅否定了逻辑经验主义，也批判了波普尔的证伪主义，从而导致了一场旷日持久的热烈争论。但是，库恩主张科学的发展不受客观规则的支配，而取决于科学家的心理转换，这就把科学哲学降低为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心理学，从而沦落为一种“非理性主义”。为此，拉卡托斯于1978年出版了《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尖锐地提出了以下问题：在一种新的理论取代旧有理论时，新理论有没有一种不依赖于科学家主观心理状况的优点，如果有，那这个优点又是什么？这就是拉卡托斯本人所强调的科学合理性问题。在拉卡托斯看来，如果一个理论系列的每个新理论“与其先行理论相比，有着超余的经验内容……预见了某个新颖的、至今未曾料到的事实”，那么，它就是“理论上进步的”。“如果这一超余的经验内容中有一些还得到了确认”，那么，这个理论系列就是“经验上进步的”。如果一个研究纲领“在理论上和经验上都是进步的”，拉卡托斯就称其为“进步的”研究纲领，否则就称为“退化的”研究纲领。

在拉卡托斯看来，科学研究纲领是由一些方法论原则构成的，其中一些原则告诉研究者要避免哪些研究道路（反面启发法），而另一些原则告诉研究者要寻求哪些道路（正面启发法）。反面启发法明确了科学研究纲领的“硬核”，这个“硬核”是指某种理论体系中所包含的一个或一组形而上的假设，它规定了该理论体系及其内在要素是不能被经验证据所驳斥的，也就是说，一个科学研究纲领是禁止我们去质疑“硬核”的。进一步而言，这里的理论硬核实际上给出了该理论体系最根本的立论基础。与此同时，研究者还必须提出相应的“辅助假说”，从而在硬核周边形成“保护带”，这个保护带在对理论的检验中是可以调整的，甚至可以被全部替换以保卫理论硬核。正面启发法包括一组部分明确表达出来的建议或暗示，以说明如何改变、发展研究纲领中“可反驳的变体”，如何更改、完善“可反驳的”保护带。由于经济学是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科学，因此，对于人的经济本性的判断便成为经济学最重要的立论基础。

（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立论基础及其面临的危机

经济学是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皇冠，从方法论上来看，西方主流经济学被视为最接近于自然科学研究范式的学科，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西方科学哲学对西方主流经济学“研究范式”进行了深入探讨，界定了西方主流经济学所谓“理论硬核”和“保护带”。目前，尽管存在一些争议，但较为普遍的意见认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是以“经济理性人”假设作为其立论基础的。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者看来，人类的“自爱”甚至人类的“自我利益”乃是社会进步“普遍的动力”，而这种“普遍的动力”又最符合人类理性的行为。亚当·斯密为了说明资本主义经济的自然秩序的性质，把人的自利本性作为研究经济问题的出发点。他认为每个人的一切活动都受“利己心”支配，每个人追求个人利益会给整个社会带来共同利益，而这种个人利益的追逐者就是“经济人”。至于这种利己心的根源，西方学者的观点是将其归结到基因层面，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言，“我将要提出的观点是：任何成功基因的突出特征都是无情的自私性。基因的自私性通常决定了个体行为的自私性”。

对立论基础的界定，直接反映了该理论体系的实践主张。既然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人是自利的，那么经济学最重要的研究问题便直指如何在有限资源的约束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满足人的需求。杰文斯认为，经济学如果要成为科学，必然且必须是一种数学性质的科学，经济学是“效用和自利的力学。……以最小的努力使我们的需要得到最大的满足——以我们所厌恶的最小代价保证我们所希求的满足最大量，换言之，使快乐最大化，这就是经济学的课题”。

然而，西方经济学的立论基础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概念是对17、18世纪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人格抽象，而通过杰文斯、门格尔、马歇尔、米塞斯、弗里德曼等西方学者的努力，“经济人”概念一跃成为彻底形式化的人性概括，成为一个超越时间空间的抽象范畴。在这一立论基础周边，西方经济学还发展起一系列譬如“效用最大化”“完全理性”“私有制最优”等方法论原则，成为保卫理论硬核的保护带。但是，这一立论基础所面临的最大诘难在于：经济学家们不断地观察到人类的利他行为，这种“反常”现象意味着人类利他行为与经济人假设所推导出的预期是相悖的。对于这种反常现象，西方经济学企图通过发展以下三个方面的“保护带”进行辩护。

第一种辩护企图拓展“效用”的外延。为了解释现实中出现的大量利他行为，西方经济学把所谓的“效用”范畴从物质利益拓展到心理感受和社会认同层面，形成了以下解释逻辑：经济人的利他行为其本质是一种精神上的利己，只不过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心理需求和主观欲望，因此并不是真正意义的利他。但是，这种逻辑混淆了利己与利他的客观行为界限，仍然没有摆脱唯心主义的方法论窠臼。实际上，只有从客观角度对利己和利他进行观察才是具有分析意义的，通过主观感受把利他行为全部归结于心理上的利己，这种辩护显然是诡辩，因此也必然是苍白无力的。

第二种辩护企图改变“完全理性”这一保护带。西方经济学的“经济人”是一个具有完全理性能力的精密“计算机”，会综合所有可获得的信息进行最优化计算，但现实中出现了很多诸如次优方案、可接受利润等经济现象，对于这些“新奇事件”，西方经济学引入了“有限理性”概念对经济人这一立论基础进行修补。“有限理性”即是指经济主体受到自身认知能力的局限，并不总是进行最优化的行为决策，也就表现出非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外在特征。但是，“有限理性”并没有从根本上解除经济人假设所面临的困难，譬如，在家庭领域出现的大量利他行为证伪了经济人假设，但又不能为“有限理性”所解释，这是因为，家庭领域基于血亲的利他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很显然，这些行为并非源自于人类的“有限理性”，家庭成员之间如果想要斤斤计较，至少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父母对子女晚辈的哺育、子女对父母长辈的反哺，与经济人假设中描绘的图景相去甚远。

第三种辩护提出“主观利己、客观利他”向度，企图从微观和宏观相统一的角度保护经济人假设。这种辩护源自于亚当·斯密的论断，“我们期望的晚餐并非来自屠夫、酿酒师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来自他们对自身利益的关切”。这一论断也造就了西方经济学“看不见的手”的神话叙事。而事实上，西方长期以来动荡不安的经济局势和愈演愈烈的经济危机已经完全打破了这一神话。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宣称：“看不见的手之所以看不见，是因为这只手并不存在。现在很少人会认为，银行经理人在追求个人利益时，也促进了全球经济的福祉。”雪拉·唐和杰弗里·霍奇逊等人在回答2008年英国女王访问伦敦经济学院时向在场学者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没有人预见到信贷紧缩”时，就明确回答：“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是如何将经济学变成一个与现实世界脱节的学科，也没有看到他们是如何通过不切实际的假设来支持对市场运行机制不加批判的观点。”

从以上三个方面来看，西方经济学对“经济人”立论基础所进行的辩护是失败的，保护带的引入并未能发挥对理论硬核的保护作用，反而引发了更多无法自圆其说的“新奇事件”。这些“新奇事件”都表明：原子般的、恒定不变的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在现实中根本就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该立论基础已经被事实证伪，也正因为其理论硬核不再成立，西方经济学整个理论体系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