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两种视域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系述论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主体,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的理论认识程度,直接影响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进程的走向和理论成果的内容。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这个主体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实际上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由少数人自觉到多数人自觉乃至在全党形成共识的过程,随着中国共产党实践主题的变化,这个过程显现出阶段性、曲折性和内在的连续性。例如,关于20世纪30年代对“中国化”的认识,艾思奇有他的看法,张申府有他的理解,叶青也有他的想法,这些认识相互交流和碰撞,给了中国共产党人以有益的启示。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争论、中西文化的争论等,同样如此。同时,就中国共产党内来说,不同人之间的思想碰撞和争论也是时常发生的,正是在这些碰撞和争论中,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和实践才逐步走向成熟。王先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视域为我们勾勒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图景,从产生的历史来源、思想争鸣、理论基础、实践推进等多个方面呈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多个面向,同时也不难发现,它们也存在不同的倾向、一定的差异,甚至在观点和认识上存在冲突。这些反映出不同的学科视域、不同的价值倾向、不同的研究方法,但这些方面产生了“合力”,就是直接或间接地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不同历史阶段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及其实践方式也极大地影响着社会各个层面,体现着学术的影响力、政治的影响力对社会进步的双重推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是当代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政治现象和政治理论。它是一种学术话语,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内容有待学者进一步研究。正如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结构问题:在思想领域,马克思主义要与启蒙现代思想结合,形成理论争鸣的局面;在社会经济领域,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因素。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现代化实践需要从各种不同的理论(包括中国传统思想)中吸取智慧,需要一种理论共存的文化结构。尹保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定位》,《科学社会主义》2002年第3期。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但是……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3页。同时,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永恒性课题,对思想、理论与现实之间关系的探索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从四个层面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历史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以党的历史文化的样态存在了90多年;作为当代中国政治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以意识形态的现实力量影响着当下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以一种思想形态不断发展、成长;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以一种方法和思维形式影响着某些研究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直兼具理论品性和实践品性的双重意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是一种理论创新,它产生于开放的理论争鸣,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呼唤着理论的滋养;它解决了中国面临的一系列现实问题,又与新的现实问题和学术研究发生着不可避免的“纠葛”。多年来,它以一种强有力的政治话语影响着中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必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自身的理论争鸣以及面对不同的学术流派的挑战中获取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