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研究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以上主要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的视域梳理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和发展的过程，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革命党和执政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和运用的过程。这一过程的发展，主要依托于党内的一些理论家和革命家的总结和认识，而在1949年以后至今60多年的时间内，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相关问题的解释者、思考者和评论者，其中有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者，也有一些中共党史的研究者，还有一些历史学者和政治学者，他们的相关研究和对这个问题的涉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繁荣和实践推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兴起

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名的文献是《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3年第6期发表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光辉典范——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这篇文章主要梳理了毛泽东、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关系，重点论述了毛泽东在革命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做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贡献。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有不少学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特别是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最新成果，并分别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写入中国共产党党章以后，这方面的研究更是掀起了高潮。

20世纪90年代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论述基本属于“政治宣传”的阶段，体现出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传播功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内容、方法和深度都有点单一。90年代以来，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重要内容。正如有学者指出，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过程中，无论是知识生产系统的学术界还是知识消费系统的一般受众，都不可避免地要触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时代最强音的认知、解读、延伸、利用和再生产（重新阐释）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在政治学科、历史学科、思想史学科等领域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和历史进程的研究

一般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但是，不同的学者在理解上会有不同的侧重。第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只有一个含义。例如，杨奎松认为，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国情，即中国的实际，并使之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类似的认识还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指导中国人民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指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化中国”的统一，既包括理论，又包括实践。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则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产生的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郭建宁则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过程实际上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和中国实践相结合，二是和中国文化相结合。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包括实践诠释，而且包括文化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张静如、鲁振祥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要立足于中国实际。第二，要带有民族特性。第三，要有新的理论创造。也有人指出，一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也就是既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审视、反思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推动和促进中国先进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又吸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用以丰富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和强化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特色。二是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当前现实相结合，也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考察和分析中国的当前现实，从中提升出具有时代性和根本性的问题，并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创造性回答，既指导中国的当前实践，又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2017年9月，在中华文化学院成立20周年之际，中华文化学院（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举办了“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端学术论坛。在论坛上，不少与会学者表示，马克思主义价值维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许多思想非常契合。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指出：“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包含了为中华民族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最高追求。我们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华民族追求的‘天下为公’的‘大同’思想，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黄宗良指出：“从孟子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一再申明坚持人民立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都直白、贴切地表达了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党性和人民性是一致的。”学者们还表示，“文化自信”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它还包括对近代以来形成的革命文化、红色文化和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自信。

相比于国内学者的研究，国外也有不少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融合了中国传统的因素，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也更加宽泛。例如，日本学者沟口熊三也认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建立在自身“宗族相互扶助的传统之上”。“这种‘宗法、礼治系统’，不管是好是坏，都是从内部决定‘中国式’社会主义特征的构成要素，就其与‘革命’的亲和性及协调状态而言，也可以看做‘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要素。”关注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进行对比研究，应该成为国内学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近年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研究成果较多，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历史进程和基本经验》。该书被认为“分量重，学术含量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领域具有标志意义的一部学术著作”。一是参与这项课题研究的专家，如龚育之、石仲泉等，以及课题审读专家都是国内党史研究和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的权威；参加课题研究和写作的专家，都是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和学术骨干，“他们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使本书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二是本书全景式地描绘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历程，详尽论述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取得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又较为系统地总结和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五条基本经验。三是坚持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自己鲜明的风格和特色，书中提出的不少新思想、新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推进和深化。还有不少学者深入挖掘和研读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包括抗战时期所发表的论著，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形成的过程中，除在方法论的运用和史料的掌握、鉴别方面逐渐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鲜明的特点，就是“贴近现实和强烈的战斗性、批判性”。这些成果客观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要历史基础和传统，对后来的理论发展和实践推进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历史进程的研究在逐渐深化。陈金龙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是一幅多彩的画卷，学术界对此进行了整体把握和分时段考察，但仍可从多个维度、不同侧面展开研究，以勾勒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演进的历史轨迹。”“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整体审视……二是各种社团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三是各种报刊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四是各种社会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五是共产国际、苏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六是重大历史事件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七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中国化。”不少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内容和新的研究视角。例如，王刚从形态学的视角出发，不仅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来龙”，即马克思中国化的初始形态，而且对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去脉”，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形态，也有着非常重要的启示。侯且岸提出了“中共思想史”这一新课题，认为要以党内的思想家、党内的思潮、党的思维范式、党的理论四个方面作为研究对象，将思想史的主人公由领导层、决策层扩大到党内著名知识分子、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非党知识分子等，并注重文本研究，以深化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研究。对于研究对象的拓展，无疑有助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基础的深入解析，全面、客观地揭示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的多维度的历史真实。当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不仅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的重要课题，也成为政治学的重要内容。

（三）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效应及未来路径的探讨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演进中，它体现了什么样的精神实质？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它曾经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在现在和未来的政治生活中它应以什么样的姿态出现？理论界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各种各样的回应。

1．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有学者从广义的“文化”角度来概括这个问题，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构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尊孔读经复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清理、改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

还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创新。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说：“现在许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学化、大众化了，这很好。但是‘化者’，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谓也。”结合毛泽东当时的各种说法和做法，“化”正是创造、创新之意，也就是要发挥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智慧，创造出新的理论形态、文化形态。这种创造、创新贯穿于我们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苦难走向辉煌的奋斗历程。创新是党和国家生存的条件、发展的动力、兴旺发达的标志，创新没有止境。中国共产党人的创新，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在未来，都是有遵循的，这就是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我们党和国家主流文化的关键词，藏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情怀、智慧、精神密码。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就是要破除教条主义，按照中国的实际，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并用中国的经验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体系。

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质问题的理解，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面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如前文所述，日本学者沟口熊三的理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中国传统宗法、礼治系统基础之上发展而来的。言外之意，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包含着不少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要素。国内也有学者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相联结非常关键。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的结合、融合、磨合、整合，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才能成为现实。儒家讲的“行”“躬行”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学说之间，传统文化讲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的改造世界之间，中国哲学讲的相反相成、物极必反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之间，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社会”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共产主义之间，都有某种契合和相通之处。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与发展，并为人们选择和接受的内在机制和文化基础。

但是，也有不少学者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过反思。李泽厚曾在《试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文中从中国现代思想视角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应该是什么，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会结出如此的果实等问题。因为这些质疑，有学者把李泽厚的观点总结为“社会主义封建论”，概括为三点：一是经济基础的封建性，二是政治制度的封建性，三是思想文化意识形态的封建性。并进一步提出社会主义封建论是对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社会变革的否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仍是今后学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2．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效应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的进程中，对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起了重要作用。张琳指出，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和任务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批判教条主义，独立自主地探索和认识中国革命道路和规律的结果的话，那么新时期重新提出和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表明中国共产党再度意识到必须重新寻找适合于自己国家特殊条件的社会主义的独特发展道路。而这种意识的觉醒，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和时代背景，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当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也有不少教训，其产生的社会效应也有两个方面。有学者总结指出，一是没有正确、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固守了其中的个别结论，甚至把一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当做马克思主义加以坚持；二是没有准确地认清、把握中国的国情和社会发展阶段，背离了中国的国情，超越了中国的社会发展阶段；三是没有准确地认清、把握时代的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背离了时代的特征，脱离了世界发展的潮流。要说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也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国情、时代特征和世界发展趋势很好地结合起来。从社会史层面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社会效应的微观研究，能为我们全面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提供更为全面的认识。

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曲折发展的原因，有学者认为，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话语得以广泛传播和运用，话语本身必须具有科学性，符合现实社会的需要，这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有持续的生命力的关键所在。也有学者非常肯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效应和影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从党的意志提升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成为当代中国的官方话语或国家精神，除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拥有强大的力量，更主要的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意愿。当然，学者们之所以持不同观点，可能是因为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解释范式不同。

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未来路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命力在未来如何实现？尹保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应该沿着强调实践第一的观点、结合中国的现实条件来定位，就是毛泽东1938年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中所说的“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郭建宁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的认识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本质内容就是要在中国社会实践和中国文化传统两个维度上展开。与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基本途径。叶险明指出，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角度上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该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广泛传播的内在文化根据以及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规定这两个重要环节。正确把握这两个重要环节，不仅有助于在整体上推进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有助于在整体上推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罗荣渠则强调在实践中的创造：“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发展路径的问题，不少学者更倾向于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践的角度去着手。

事实证明，要想不是教条式地而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哪怕是个别观点，都远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坚持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又要坚持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标准，即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本原理出发，更要坚持独立思考，敢于大胆抛弃某些确实过时了的东西，贡献出自己在实践中创造并经过检验的新东西，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发展并更加富有活力，使之更加适合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客观需要。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理论联系实际的目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就要求有独立思考、标新立异的精神，没有独立思考和标新立异的精神，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发展路径的探讨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未来的研究范式有着重要关联。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

近几年来，研究者们本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反思精神，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和基础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学理分析和探讨，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在许多层面都有了重要进展。与此同时，问题的存在也是明显的，有学者指出：一是联系中国的现实不够，没有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和较好地解答中国改革开放出现的一系列问题；二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全球化程度的加深，绝大多数研究仍囿于中国向度和视阈，很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在全球化语境和世界视野中展开。以上问题究其原因，在于理论研究和探讨的视野和方法的局限。这也正是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困难和分歧所在。

大体上来讲，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有以下几种。

1．意识形态解释学范式

这种解释范式更多地从党、国家、革命的角度出发，在肯定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革命成功和建设成果为主线的基础上，论述和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的合理性和现实的持续性。以此为核心，阐述90多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相关理论以及当前现实中的若干问题。例如，有学者指出，历史和现实的关系是双向的，历史研究为现实服务，现实又不断向研究者提出新的问题。当前学界偏重于政策解读和理论阐释的若干课题，如执政能力建设、和平发展、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为探讨党的执政历史及其理论、国际关系与国家战略的历史及其理论、社会发展的历史及其理论提供了研究路径，同时指出，加强历史面向的相关研究也是学界肩负的使命。发挥学术研究的意识形态功用是非常重要的。例如，在一次新书出版座谈会上，有一份书评指出：“该书注重基本理论，体现中央精神，追踪学术前沿，注重回答人们关注的重大问题，运用详实的材料、朴素的语言阐述了深刻的思想。”又如，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所以能从党的意志提升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成为当代中国的官方话语或国家精神，除了因为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拥有强大的能力以外，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实践中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符合最广大人民的意愿。这些叙述和论述方法都是意识形态解释范式的典型。也有学者鲜明地指出，随着国内外各界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关注，承载学术、政治、意识形态多重功能的当代史为研究者提供了多样化的空间选择，研究的前景十分乐观。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放到当代中国史的宏大发展空间中去考量和研究，应是拓展意识形态解释范式的一种路径。

2．现代化解释范式

这种解释范式立足于一个长过程历史视野的角度，认为只有把各种理论与实际现象放在现代化的视野中进行考察，才能够深入认识它们。这一新的视野首先使我们看到马克思主义与启蒙现代思想的一致性。在反对封建主义方面，它与启蒙现代思想是密切的战友。20世纪80年代，现代化理论被引入中国以后，国内学术界逐渐形成了颇有影响的现代化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受到此理论范式的影响。从现代化理论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进程，成为学界比较有影响的一种解释范式。

3．政治哲学范式

就政治哲学层面而言，有学者指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少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什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何以可能。前者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和外延的理解，后者主要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进行探讨。只有对这两者进行科学的理解和把握，才能顺利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也有学者从思想方法的角度思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也可以归结为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蕴含着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的思想方法。从宏观维度审视，可以发现一些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整个过程中的基本思想方法，即理论与实践相联系、继承与创新相伴随、历史与逻辑相统一、正确理解与科学运用相一致、世界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等思想方法；从微观维度审视，又可发现一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各理论成果所使用的具体思想方法，即毛泽东思想所使用的反对教条主义、阶级分析和整风运动的思想方法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运用的历史主义、纠错和发展、完整准确和“精”而“管用”、坚持和完善、“一个中心，三个着眼点”、统筹兼顾、体系整合等思想方法。从政治哲学角度进行探讨成为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范式。

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身已经成为一种研究范式

有学者分析指出，在民主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只能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或中国共产党人的理论范式，用毛泽东的话来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或中国共产党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应有态度，即与主观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态度”。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理论领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全社会的指导思想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有可能成为整个当代中国的理论范式。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范式，也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理论研究的基本目标、方法论原则和评价标准。李佃来在讨论根据什么来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时指出，可以因人而异、各持所是，但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范式，却无论如何都应当成为此一重写的核心主张，并认为以中国化为范式重写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学术史，有着外在和内在的充分可能性。汪信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应该成为整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范式，也应该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学科以外的各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根本范式。其实，作为研究范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产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意识形态解释学的延伸和拓展。

其他还有一些研究范式和视角，如社会史研究范式、传播学研究范式、国际视野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等。例如，杨建新撰的《国际视野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立足国际视野，综合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内涵与范畴、形态与观点、历史与现实、体系与框架、方式与特征、价值与启示等方面的内容，对国外研究的基本经验、基本特征、历史进程、代表人物、学术定位、基本观点、研究方法等问题做了有益探索。其实，以上研究范式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不少研究范式之间都有一些渗透和影响，当然，也有一些研究范式对其他研究范式加以排斥。但总的来看，多重范式和研究视角共生，是不少学者所认同的，甚至“具有不同学科背景的人都有资格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比如哲学、政治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心理学、文化学等。事实上，正是这些学科学者的介入大大扩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空间，产生了一批视角新颖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