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香港积极应对两大挑战的思路

（一）香港应充分发挥国际金融中心的制度优势与服务优势

面对来自上海的金融挑战，香港应该具有危机意识，看到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竞争很快会不仅仅来自上海，如果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试验成功，并“可复制”到其他地区，即随着中国资本账户的自由化，以及资本流动的增长，其他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同样会受益，那么亚洲地区的金融中心可能会出现多元化局面，包括中国台湾、新加坡等。

上海的金融业务一直以来因全国性制度的制约而未能顺利发展，这些制约包括资本项下兑换的限制，税率、利率、信息自由的限制以及法律对产权保护的不完善等。一定时期内，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上海无法撼动的，其体现主要不在金融市场的规模与股票、期货或者外汇的成交量上，而是在金融体制的健全、金融市场产品的完全、相关配套措施、金融监管与服务的质量上。但是，如果上海自贸区的金融体制建设进展顺利，改革彻底，那么从长期来看，香港的金融业务量可能会被上海分流，国际金融地位可能相对下降。

面对未来将会出现的多元竞争局面，香港应慎重思考其未来与内地的关系变化，比如香港在上海自贸区的推进过程中如何定位？是以竞争者的身份，还是以合作者的身份参与其中？

一直以来，香港承担了内地与国际往来的桥梁作用，为海外企业进入内地以及内地企业“走出去”提供金融服务。上海自贸区仅仅是中国内地金融改革开放的一个起点，必然不会局限在一个上海，广东、天津等地都在申报自贸区，其中还有将香港划规在内的“粤港澳自贸区”，所以香港国际金融业务被分流，地位弱化是大势所趋。但如果香港适时调整自身定位，利用好自身的区域梯度差距和先占优势，紧密联系珠三角，扮演好在试验区内提供经验与服务的角色，不但能助力内地金融改革，推进开放，还可进一步将其领先内地的金融及相关服务业推向全国，使自身拥有更大的发展腹地，充分发挥好比较优势，产生引领与辐射作用，将目前的先占优势最大限度地延长。比如当内地允许资金自由流动时，内地资金会开始寻找海外的资产进行投资，而香港的资产管理行业具有上海无可比拟的优势，已经是亚洲地区的行业中心，如果香港抓住机会，很可能迎来资产管理业的进一步扩张。

（二）香港应积极寻求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

首先，亚太区域正在成为世界经济版图中新的增长极，从全球生产分工的角度来看，包括中国内地与港澳台在内的东亚生产网络也已经成型，并且占据了全球价值链中非常重要的生产环节。美国因为担忧这个充满活力的区域在继续发展中会出现“去美国化”的情况，正在试图通过重塑贸易规则来重新占据对亚太区域的主导权。比如TPP目前已经确定的新的贸易规则包括更加严厉的原产地规则——“追溯到纱”原则以及“在TPP成员范围内建立新的供应链”，这两点结合起来意味着东亚生产网络可能面临重组的局面，最糟糕的情况就是中国内地与香港因为没有加入TPP而被共同排除在新的供应链之外，即可能损失大量来自TPP成员的订单。对于香港来说，虽然香港以服务业为主，但服务业依托于制造业，并且香港服务贸易的主要伙伴是中国内地与美国，当中国内地因为制造业受损而对香港服务业需求下降，以及美国因为新的贸易规则要在TPP成员内重新选择服务贸易合作伙伴，比如新加坡，那么从长远来看，TPP的实施对于香港的打击是双重的。鉴于TPP在美国的推动下紧锣密鼓地进入结束阶段，而RCEP与中日韩FTA却进展迟缓，可以预测，具有“白金规则”的TPP会比RCEP更早实施而占据先发优势，届时，被排除在外的中国内地与港澳台都将不可避免地遭受经济损失，所以TPP所带来的挑战对于两岸四地来说是同样存在的。

根据之前的GTAP模拟分析，RCEP与TPP对于香港来说都很重要，加入RCEP可以避免贸易转移效应所带来的巨大损失，而加入TPP则是开拓香港新的服务领域，积极发挥贸易创造效应所带来的正面经济刺激。反之，如果香港没有融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当中，而同样注重服务贸易的新加坡却同时存在于RCEP与TPP当中，那么香港的国际经济金融中心地位在长期内被新加坡所取代的可能性很高。所以积极寻求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合作可以使香港摆脱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

但是，香港目前缺少危机意识，其参与亚太区域经济协定的动力不足。这种动力的缺乏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香港自身动力不足，即香港因为以服务业为主，而自由贸易协定对于服务业的效应短期内并不明显，所以香港还没有意识到被排除在亚太区域贸易协定之外的负面影响；二是亚太区域贸易协定对于吸收香港加入的动力不足，因为香港已经是“自由港”，在关税优惠上无法做出更大让步，即香港缺少谈判的筹码。

其次，对于香港来说，积极联合澳门与台湾联手打造CEPA升级版，形成两岸四地“中华自贸区”也是选择之一。中国内地是全世界都在努力争取的未来市场，香港应充分利用一国两制和CEPA优势，抢先抓住内地深化改革机遇，利用区域梯度差距引领内地金融制度建设与服务升级，提高自身的经济实力。

香港应该正视自身相对竞争力下降的局面，正视自身经济结构中的问题。在香港经历了将制造业转移至内地，形成“前店后厂”模式，继而过度依赖金融业与地产业之后，香港开始寻求经济结构转型，希望由服务业驱动型过渡到科技创新驱动型，却遇到了困难。其原因有两个：一是研发投入过低，2001年香港的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为0.54%，经过12年的发展，到2012年其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仍然只有0.73%，比上海的3.38% 相差甚远；二是香港几乎放弃了制造业，其科技创新就缺乏根本基础，这一点可以通过与内地制造业相结合来改变，但目前来看，显然香港未能更深入地融入内地经济体系。

两岸四地“中华自贸区”在解决香港经济转型的问题上可能会有帮助，研究显示，四地间存在非常紧密的经贸关系，互为重要贸易投资伙伴。四地紧密的产业分工，成为全球价值链上的重要一环，也是构成大陆东亚生产网络核心地位的基础。在亚太区域经济合作趋势中，四地面临的挑战是共同的，即贸易规则与区域供应链结构的改变同时威胁四地。近几年来，四地间的贸易投资增势出现下降，台港澳在大陆市场份额受到挤压，四地经济合作发展遇到瓶颈。在这一形势下，四地迫切需要相互扩大开放市场，加深一体化程度，使资源得到更有效配置，共同打造竞争优势，构建四地价值链，在这一过程中，以香港自身的能力与国际化的视角，应该有比现在更大的作为。

作者简介：华晓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台港澳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周晋竹，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刘泽生]

（本文原刊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