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童年时代:生活的启迪
- 黄宝生(学术名家自述)
- 黄宝生
- 1956字
- 2018-12-20 15:11:17
平民家庭
1942年7月,我出生在上海一个平民家庭。祖籍上海郊区松江县。起码从曾祖父一代已经迁入现在上海的市内。我家的房屋是祖传的,属于上海旧时本地人的住宅,中间有客堂和天井,两边是厢房。我小时候在柴间里还见到锈迹斑斑的锄头之类的农具。因为上海是近代新兴城市,也许我的先辈也是务农的。
祖父的职业是汽车司机。祖父母生有六个子女,我有三个姑妈,两个叔叔,我父亲排行第二。这个大家庭由祖母操持。祖母信佛,在客堂里供有观音菩萨,是安放在玻璃框里的瓷器塑像。观音像前有供品、蜡烛和香炉。祖母每天清晨都会在观音菩萨前念经。我小时候听多了,也能模仿着背诵几句,但我一点儿也不明白这些经文的意思。直到我上了大学,学了梵文,读到《心经》,才恍然大悟,原来当时祖母念的是《心经》。
祖母也经常给我们讲一些佛教故事,尤其是善恶报应的故事,用意是劝人为善。确实,祖母自己一生心地善良,慈悲为怀。在她的主持下,大家庭始终保持和睦的气氛。她与邻里也相处得很好。记得在解放战争时,上海郊区的农民到上海市内避难,祖母也收留他们。此后与这些农民结下友谊。他们每逢收获季节,总会带些农产品前来回访,亲切叙谈。祖母会留他们吃饭,临别时,会回赠他们上海的一些日用品。
因此,我从小对祖母很崇拜,心灵受到她潜移默化的影响。祖母也很宠爱我这个长孙。她走亲访友,或者与祖父一起前往郊区祭拜祖坟时,总是带着我,作为她的子孙代表。
我的父母
祖父母虽然都是文盲,但他们希望后代能读书识字。由于经济能力有限,他们不能让所有的孩子上学读书。我的大姑妈和二姑妈都没有读书机会,始终是文盲。而我的父亲读到小学毕业后,继续读中学。可是,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只读完初中一年级就辍学,求职谋生。
父亲先后成为上海电气公司和电话公司的工人。父亲总算是有文化的,所以成为技术工人,工资待遇比普通工人要高一些。母亲是家庭主妇,操持家务。她也是上海本地人,有小学文化。父母生有六个子女,我是老大,下面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因为子女多,家庭经济始终是拮据的。父母生活节俭,含辛茹苦抚养我们。孩子们的衣服,常常是大的穿不下了,小的穿。衣服破了,就打补丁。但是,每到除夕夜,母亲总会在每人床边放一套新衣,春节早上起来,都能喜气洋洋,穿上新衣。
父亲十分慈祥,我从小到大,父亲没有责骂过我一次。实际上,我们这些孩子若是犯有过失,管教我们的是母亲。确实,父母爱护孩子,也不能溺爱孩子。需要责罚时,还是应该责罚,这是爱护孩子的另一种方式。父亲每天要上班工作,早出晚归。后来他加入了党组织,更是经常要开会或加班,不能回来与我们一起吃晚饭。家务和管教孩子由母亲一人承担。后来,我最小的弟妹也都长大,生活能够自理。母亲也参加了居民委员会的工作。因为母亲在当时的家庭妇女中,也算是有文化的。后来她也加入了党组织,担任居委会主任。
喜爱读书
1948年秋,我7岁(实足年龄6岁),母亲送我上小学。那时是私立小学,要交的学费,也是父母预先从日常生活费用中节省出来,准备好的。学校名叫务定小学,就在我们家后面的街道上。这条街道也是这个地区的菜市场。早上去上学时,一路上是熙熙攘攘的买菜人群。
那时我的脑子尚未开窍,懵懵懂懂就去上学了。我与邻居家的一个孩子同岁,一起上这个小学,而且同坐一个课桌。第一学期结束,我和邻居家孩子一起拿着成绩单回家。成绩单上写有名次,现在我记不清楚确切的数字,可能是他36,我37。我当时不明白哪个名次更好些,还以为我比他高一分。回到家里,母亲看了我俩的成绩单,笑了起来,说我俩都是落后生,我还排在邻居家孩子之后。我这才明白排名次序的道理。母亲只是一笑了之,并没有训斥我,对我施加压力,但我知道了自己学习不好,内心羞愧。
后来,我识字渐渐多了,开始喜爱读书。每到新学期开始,领了课本回来,我就会迫不及待翻阅语文课本,认真读了起来。我在小学期间,还喜欢看小人书(即连环画)。当时,上海街头有小人书摊,我常会向母亲要几分钱,租借小人书看。父亲有时也会从书店买一两册连环画给我,我总是读得津津有味。我对《水浒传》、《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的故事知识,最初就是从这些连环画得来的。
在小学高年级时,我开始喜欢读课外读物。我家不是书香门第,家里没有藏书。而有一次,我在抽屉里发现一本书,是母亲用来夹放各种丝线的。我就向母亲要这本书。母亲就把里面的丝线都取出,把书给了我。我仔细一读,才知道这是一本为少年儿童编写的外国小说,即《格列佛游记》,讲述格列佛船长在小人国的游记,读着觉得有趣极了。父亲见我喜爱读书,遇到暑假,也会从书店买一本少儿读物给我。这样,由于我喜爱读书,我的脑子也就渐渐开窍,学习成绩也越来越好。在小学毕业时,我还获得品学兼优的奖状。
我无忧无虑,快快乐乐地度过了童年。人们常形容说金色的童年,就我的感觉而言,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