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废墟

马克斯·潘斯基（Max Pensky）/文孙海霞 王逸伦 /译

摘要：在本雅明的批评理论的概念发展中，辩证意象是核心方法论和理论使命。本雅明指出，要将忧郁的寓言意象和非忧郁的辩证意象二者区分清楚，他借助于《拱廊街计划》的笔记，分析了辩证意象。此外，苏珊·巴克-莫斯对本雅明的作品进行了分析，她正确地看到，本雅明作品中的辩证意象是“多元决定论”的，辩证意象的非武断性问题是关键点。“真理时代”即标志着“世俗时代”的连续性的瞬间破裂。商品的突然出现，不再作为古老的愿望意象，而是作为惊人的辩证意象。对于批评家来说，世界是由物质材料的碎片组成的。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世界”理应被贬值。贬值的世界转换成了碎片化的世界。就本雅明的辩证意象而言，毁灭是一个必要条件。破坏不仅将客体从嵌入的历史连续性中抽离出来，而且也毁坏了这种连续性。大量的碎片是历史重建的物质资料。辩证的意象并不是简单地出现，而是完全作为破坏的结果形成的。历史通过“破坏”进行重建，碎片化的材料构成了世界。

关键词：本雅明；辩证意象；碎片化；历史构建

“然而，有一位天使的暗中保佑，这个被弃的孩子陶醉于阳光，在他所喝的所吃的东西里头，又发现了美味和红色的琼浆。”

——波德莱尔《恶之花》

尼采说：“如果一个人拥有自己的特性，他将会一次又一次地拥有这种相似的体验。”

——瓦尔特·本雅明《柏林纪事》

在本雅明的成熟批评体系中，辩证意象是方法论和理论任务。因此，对辩证意象之本质的探索无疑堪称当代本雅明研究的重要任务。

对忧郁的讨论就是上述挑战的典型代表。最直接的方式是探讨辩证意象的地位，以及忧郁症在本雅明批评主义概念的发展中起到何种作用。这一主张的合理性基于对忧郁症的重建。尽管此次重建的结果可能颇为复杂，但却表明了本雅明思想中的批判性与忧郁的主体性，还有寓言体以及灾难历史等概念的变化，并从不同的角度强调了一点：要坚持且清晰地区分忧郁的寓言意象和非忧郁的辩证意象。前者在于任意地赋予意义，特别是在商品化的文化景观背景下，此类实践将会失去它独有的、批判性的弥赛亚式洞察力，衰退为过度主观的沉思、自我商品化、懒惰绝望和政治上的服从。与之不同，后者即辩证意象，必须明确地进行定义。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辩证意象的核心必然是它本身。然而，即使我们向本雅明辩证意象之地位及对角色的诸多阐释投以最为粗略的一瞥，该术语对理解本雅明思想的重要性仍然不言而喻。但同时，我们很难发现系统且连贯的辩证意象“理论”，我们似乎无法在本雅明自己的著作中找到此类理论。

究其原因，与其说是缺少有关辩证意象的理论，不如说是本雅明尝试去定义辩证意象的地位，从而造成了多种相互矛盾的解释。苏珊·巴克-莫斯（Susan Buck-Morss）一针见血地指出，辩证意象在本雅明的作品中是“多元决定论”的；霍尔夫·蒂德曼（Rolf Tiedemann）评论说，这一概念“从未达成任何术语意义上的一致性”。确实，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拱廊街计划》（Passagenwerk）的书稿到后来有关历史的文章，皆无法形成稳定的理论体系，而只能被建构成由分散的理论或观点组成的星座。各个部分并不是一个统一连贯的整体，而是一个过度阐释“辩证意象”之可能性意义的聚合体。

最终的问题没有完全依赖于辩证意象彻底的理论重建，而是集中在本雅明对自我意识的发展上，辩证意象学说明确地将它自己的批判性特点与忧郁的寓言体的主观性和武断性区分开来。在这一背景下，辩证意象的非武断性问题堪称关键。

唯物史观的基本学说：（1）历史客体由知识解救。（2）历史分解为意象，历史不是故事。（3）我们用单子来处理辩证过程的发生。（4）唯物史观的表述带有一种发展背景的内在批判。（5）唯物史观的过程，以经验、常识、沉着和辩证法为依据。

分析辩证意象最充分的领域就是《拱廊街计划》笔记的卷宗“N”的前半部分，其他的重要来源如1935年波德莱尔的论文《巴黎，19世纪的首都》（Paris:Capital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以及有关历史背景的论文。蒂德曼已经在第一个来源中证实，像大多数的卷宗一样，卷宗“N”将《拱廊街计划》笔记汇编的三个时间阶段进行了串联。根据他的分析，卷宗“N”中前37个条目对应最早的发展阶段，大致与论述超现实主义（surrealism）和普鲁斯特（Proust）的文章处于同一时期；中间的48个条目属于第二阶段，从1936年到1938年，即从《艺术品》（Work of Art）一文到有关波德莱尔的第二篇文章《波德莱尔笔下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结尾的90篇记载对应最后的发展阶段，从1939年至1940年1月，是从本雅明论述波德莱尔的最后一篇文章《论波德莱尔的几个母题》（On 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到其毕业论文这一时段。

这种编年式的时段划分有助于提醒我们，早在本雅明获得《拱廊街计划》的创作灵感时，将辩证意象概念与神秘“起源”辨别阐释的想法也随之产生，这在有关超现实主义一文中的“世俗的启迪”（profane illumination）部分和“梦境时间”说中可见一斑。起码在丰富的文化客体观相学中可以读到，首先是过时的工业客体，后者既出现在以上文章中，也出现在1927年以来对拱廊的最早勾勒中。在《拱廊街计划》的第一批笔记中，也就是自1927年中期以来（其中很多后来出现在卷宗“N”的第一和第二个阶段），本雅明已经将“静止的辩证法”理解为“方法的精髓”。此外，就像整个卷宗“N”的第一部分那样，即使其原始构想鲜少或没有对文化观相学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表现性”关系做出准马克思式的阐释，但该卷中值得注意的内容在于，在本雅明尝试建构辩证意象的所有序列及变化中，确实存在着一种惊人的连续性。这种连续性围绕着极少数关键词：梦幻和清醒、神话和批判意识、历史的连续体和震惊式断裂、幻景和意象、拜物教和历史客体。

苏珊·巴克-莫斯已经在理论维度上全面地阐释了《拱廊街计划》笔记中辩证意象的起源。对巴克-莫斯来说，作为历史客体（商品），辩证意象本质上是产生于哲学轴线（philosophical axes）相交处的意象。也就是说，在梦幻与清醒（意识）、石化和短暂的自然（现实）相交处形成了这种状态。为了大体上理解本雅明的意象产生的具体特点，巴克-莫斯根据这些状态的坐标轴的系统性组合介绍了本雅明的思想，并且根据产生于石化、暂时性的、神话的或者批判性的意象，认为辩证意象分散进入了空间性表现领域中。坐标轴上的每个领域可以说是描述了商品外观的一个方面，展现了它矛盾的一面：拜物教与石化，愿望意象和废墟。

《拱廊街计划》中物质材料的系统性强加，使得巴克-莫斯将一个强有力的组织结构输入深层次的物质材料中，这种组织结构没有威胁到“认识论的绝望”（epistemological despair）。这一争论即是辩证意象没有占领意象领域，而是正好处于最大的辩证性张力的瞬间，“在坐标相交的空点”发生。对巴克-莫斯来说，辩证压实法（dialectical compaction）更倾向于解释意象本身的最初特点。第一，它是单子结构，由于它的直观性和脆弱性，辩证意象具有包含寄售资本主义（consignment to capitalism）商品的整个前后历史命运的能力。单子结构是辩证意象作为资本主义梦幻时代下扰乱历史“平稳”运行的属性。意象不是压缩为“目前”，而是“现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加载到爆发点。第二，辩证意象的突然“闪现”令人震惊。过度主观意识的出现与意象的政治效能性密切相关。为了从资本主义的梦幻时代中醒来，辩证意象是使神话解体的工具，而不是纯粹传播受压迫的资本主义意象。意象不是鼓吹，意象拥有一种无目的爆发力，很可能以一种没有宣传创作的形式迫使旁观者看到资本主义神话的真实面目。

不管这一争论成功与否，关于系统化《拱廊街计划》中意象的产生与传播，根据这些轴和领域，巴克-莫斯的策略引发了一些（现在熟悉的）问题，即批评家或者唯物主义史学家在主体上进入辩证意象的方式问题。一个紧迫的问题是，尽管本雅明最迫切地想要清楚地归属这些意象的属性，这些属性也是关系到活跃的、建设的批判主体的虚拟消除，但是早期主体的消失造成了令人震惊的政治影响，因此处理这些意象需要具备很强的问题意识。辩证意象从早期就被定性为突然的、令人震惊的意象的经验的结晶化或者经验的意象，并在绝对的直观性中，在资本主义梦幻时代的神话重复基础上向前迈进。它的首要特点与它的特定幻象内容无关，是由两个正式的决定性因素构成：第一，它作为“现在”的特性，它与历史时间的破坏性关系，它的令人震惊的、突发的特点；第二，与第一点紧密相连，它以历史客体的领域和历史经验本身的结晶化意象为特性，它的过度主观的特性，一个批判主体的经验，可以确定的是，它仍然证实了基于主观意图之上的具体性和爆发性。它以这些特性为基础，即本雅明扩展的关于辩证意象单子特征的各种主张，拥有包含作为单子的意象客体本身的全部历史命运的能力。稍纵即逝的双重性和人们可能认为其具有的“过度意图性”（因为“客观性”太富有神学色彩以至于不能进一步使用），这两个有着寓言意象的标志性特征，往往作为清晰的对立面表现出来，即否定了寓言活动本身的过度主观性、无限重复性和缓慢性。本质上，“直觉的快速闪现”与寓言想象无关，如巴洛克艺术和现代艺术。沉思和历史客体有“紧密的联系”，虽然这种关系微弱，但也是加强沉思的一种方式。这种集中客体的方式，与主体的无限折射以及放大倍数一致，客体变成了具有潜在的意图“含义”的虚幻密码（hollowed-out cipher）。相反的是，辩证意象恰恰似“灯光”，“过去必须保持像现在闪现的意象一样的可辨认性”。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在卷宗“N”的词条中清楚地显示，本雅明将辩证意象和现象学本质进行对比，并争论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的“历史索引”（historic index）。这意味着现象学的本质缺乏历史现实，围绕虚假膨胀的主体而展开，引起了自主主体的历史幻觉，这种幻觉与内在或过去经验成分有着某些专有关系，这种态度，把历史对象的领域当作一个功能性的蓄水池，体现的是野蛮力量的两面性，正如本雅明在这些论文中将要谈论的，以及阿多诺在他对胡塞尔的批判中详细证实的那样。适当的、有意图性的主体丢弃了整个范式，但这样一个主体可能是“谨慎的”，对本雅明来说，是洞察历史的关键：

历史索引表明，它们不仅仅属于一个明确的历史时间，最重要的是，它尤其表明它只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容易辨认。也就是说，这种“易辨认性”有其内部的决定性的临界点。每一次的出现都是由意象的共时性决定，现在是一个具有特定辨认性（可识别性）的现在。

在第一个事例中，辩证意象表明了历史运动中特有的、不可再生的结构。从批判性角度看，这种结构对形式造成了干扰。因此，虽然《悲悼剧的前言》（Vorrede of the Trauerspiel）的研究者坚持认为，真理仅仅存在于嵌入表现的组合碎片中，但仍然构成了“意图的死亡”（the death of intention），在这里，意象（现在被当作历史的真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载到爆发点的时刻。（这种爆发，不是其他，是意图性死亡，因此它与真实历史和真理的诞生时间一致）

“真理时代”即标志着“世俗时代”连续性的瞬间破裂。“它不是过去投在当下的光，或者把当下的光投向过去；相反，意象像光一样，已经进入了现在的星座。”被很多人喜欢的这一陈述，是标志着本雅明独立于阐释学意识形态的最后宣言。关于（过去和现在）历史的新的、巨大的理解，将资产阶级史学的传统术语同自己多变的术语相提并论，这标志着本雅明意识到辩证意象大大远离了所有过去尝试的“理解”或“解释”。当发生的历史统一体通过“过去通过现在伸缩”（telescoping of the past through the present）突然破裂的时候，解释的专有时刻也结束了。

用这种方式实现的拯救，表现为“在下一瞬间失去永远”（lost forever at the next instant）。历史的连续性放弃了历史的意象，并且失去了对它们的控制，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失去了对集体意识的把握。商品不再作为古老的愿望意象突然出现，而是作为惊人的辩证意象，是意象客体从它的寄售到重复连续性中被解救的时刻，也是当它作为连续性神话被揭示的时刻。历史不再维持它现在的、按时间顺序的、可接受的距离，两者融合为一个无缝、永恒进步的和谐愿景。相反，线性距离本身的舒适愿景倒塌和破裂了，作为苏醒时代的商品意象向前发展。（在辩证意象中，一个特定时代的过去也是“总是已经发生的状态”）然而，它只在特定的历史时代出现，也就是说，人类擦亮双眼，认出了梦幻意象是什么。

辩证意象通过这种方式宣布了它作为起源学说的直系后代的地位。“溪流中生成的漩涡”即在本雅明的《悲悼剧》（Trauerspiel）中发现的尸体遍布的巴洛克意象下生成，构成了可辨认性的特定时刻，就像巴洛克中体验的具体的历史结构和当下之间的客观一致性，没有引起评论家的太多想象。此外，本雅明意识到，起源和辩证意象都是歌德式现象的后代，也许比他十年前能感知到的更多。在《拱廊街计划》的笔记中，本雅明已经十分清楚地认识到，“我的悲剧书中的起源概念是一个严格和引人注目的转换，即歌德从自然界到历史领域的第一原理。原始事件概念的起源，是从异教的自然语境到犹太人的历史观念。在《拱廊街计划》中，我也正在处理这种起源的探索。”

“辩证意象是历史客体的形式，它符合了歌德分析客体的要求：它表现为一种真理的综合体。它是历史的最初现象。”

在恢复最初现象时，史学家所做的编撰工作实际上是以一种典型的、错综复杂的方式显现的。当然，辩证意象作为历史客体出现，包含了一种不能复归的、超越的、神学上解释的瞬间，在这一时期，历史意象领域突然产生了一种罕见的、单子的，作为一种饱受折磨的、被压迫的结构的虚幻意象。在这个意义上，自发出现了一些辩证意象，这种特点在本雅明的笔记中也突然显现，以至于他想要把辩证意象看成是一个真正的神学事件，而批评家不过是披露了这一发生事件的一部分领域。这种倾向必须被抵制。首先，简化辩证意象的观点本身并不是辩证的，它没有确切把握神学范畴的复杂性。本雅明的目的是在文化客体的领域内，找到最小的和碎片化的时刻的正确表达。事实上，这一理解先于《拱廊街计划》至少10年，并且这是本雅明最坚定的神学理念之一，在极其谨慎的情况下，本雅明很少打破这一理念。真理仅仅存在于缺失真理的文本的排列碎片中，作为重写本，真理总是并且仅仅被书写，这种写作通过否定它的本质形成一种辩证关系。意象是张力产生时的瞬间，“意象”不是真理，而是真理的意象。意象是真实的，在过去与现在或意识与真实的辩证十字路口处出现，而且也在弥赛亚和世俗的交汇处出现。作为意象，它保留着它的物质性。作为辩证法，这种物质性包含了它自身真理的表现，并且这种真理充满并达到了物质意象本身的爆破点。

通过类似的方式，将批评家视为完全接受者的倾向必须被抵制。根据历史的蒙太奇原则，辩证意象的明显自发性源于批评家对事件状态的把握，这也造成了历史碎片并置的复杂性。批评家必须理解历史的紧急状态，历史过去的具体元素与当代元素形成了一种邻近关系。历史废墟的蒙太奇手法的构建，为这种距离关系提供了一个门户或者媒介以找到一个具体的表达形式。这就暗示了辩证意象本身包含了一种不可再分的主体元素。

批评家需具备一种眼力，借以让历史上虚构的、带有安慰性质的表象渐渐地失去效力，否则批评家就不会接受这些意象。实质上，这是一种以特定态度或性情为前提的意象接受方式，是对神话的批判与排斥。对于评论家能够认识到事件的状况来说，这种性情是不可或缺的，它在资本主义千变万化的神秘面纱之外，以一种完全由时间控制的“现在”的方式接近当下的具体幻象元素，变得具有表现性。此外，批评家也必须能够通过“排斥”（reject）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并置碎片，有效地描绘出这一瞬间。这暗示了批评家具有理解碎片本身所含有的救赎记忆的能力，掌握和屈从于自己愿望的能力，以及掌握商品经济碎片化运动的巨大而神秘的异化力量的能力。换句话说，批评家认为世界必须把自身变为提供物质材料的碎片。最后，为了让“当下”实现其作为意象的存在，批评家必须为碎片的正确构建负责任，这些碎片是（文本表现的）历史客体的、恢复的档案碎片。

此处补充的从艺术转换到历史的蒙太奇原理，以及从自然到历史的歌德式现象的平行翻译仍然存在一些悖论。这意味着从建造的碎片的蒙太奇原理中涌现出的意象，远非碎片本身的总和，而是一个“原初”的单子结晶的瞬间，超越了批评家的意图。但同时，意象仅存在于它展现的结构本身的范围内。并且，这意味着意象并不是武断的，因为它超越了主观（艺术的或者自然主义的）意向的武断范围，也继续宣称了它的非武断性。在某种程度上，批评家通过正确的方式建构了碎片，也就是说，在此种方式下，微弱的、转瞬即逝的意象确实以清晰的、可理解的、在政治上有用的方式向前发展。本雅明在一项中心引述中透露，它不仅冻结了历史时刻，也标明了辩证意象的属性：

思维的运动和停顿都是思想属性。当思想在充满张力的星座中出现停顿时，辩证意象就会显现。它是思想运动中的停顿。当然，它的立场不是武断的。总而言之，可以看到，辩证矛盾之间的张力是最大的。以这种方式在唯物史观的展现中建构的客体，就是客体本身和辩证意象。它与历史客体是相同的，它证明了历史发生的连续性中的爆炸性移动的正确性。

尽管本雅明强调图像的属性作为一元时空破裂和一个元故意事件，但还是保留着一种不能简化的主观维度。识别、搜集材料和辩证意象的建构这三重任务，构成了一个对意象本身的主观介入，而这种介入的程度或许还未被确知。此外，关于这些活动和“石化”活动、“碎片”、19世纪寓言家的“构建”的巴洛克艺术的分析几乎同时出现。

当主体与客体相互决定、对立时，寓言直觉就会出现，比如悲剧有一种强加在主观感受上的类似法律的可感知的结构。这种特殊的结构内容将会随着具体的历史和经济所决定的对象和条件而不同。事实上，作为媒介服务于这些历史客体本身的主观感受必然会导致忧郁性写作。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和谐神话的出现，以及整个施恩衰变（Schein decays），从自然悲剧转换到忧郁症，构成了历史上变化的，但是是正式的、非武断的忧郁“性情”，这一时刻标志着世界的僵化或贬值。主客体所决定的性格与资本主义现代神话特征的批判意识，是同时生成的。这一点似乎是无可争议的，不需要进一步论证。对于忧郁症患者来说，当贬值的“世界”充满了虚假意象时，世界的“贬值”就是关键性的，它理应被贬值。

对于批评家来说，资本主义世界中梦幻意象和集体幻象的贬值，当然充满“忧郁”。它不是一个幸福的场合，它是一种公认的文化和社会价值观的毁灭，而且排斥经验。在两种事例中，在贬值的虚假幻象下造币是一种悲哀。

但是，在我们了解了基本工作的生产同源性的情况下，出现了一种更相关的同时性，即贬值的世界转换成了碎片化的世界。这种“碎片化”的生产，原则上当然是一种破坏行为。我已详细分析过，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破坏存在于巴洛克风格中，尤其是所有19世纪产生的寓言意象中。就本雅明的辩证意象而言，毁灭是一个必要条件。文化客体不仅仅是作为商品出现，也就是说，不仅是作为集体幻象的满足，也是作为另一文本的碎片和促使世界开放的结构，是本雅明作品的核心。本雅明认为波德莱尔（Baudelaire）的作品中的寓言是一种血腥的破坏，切分了世界和具体化的自我，但也是适合穿越复杂的、神话的商品结构的唯一工具。“本雅明也想塑造一个锐利的工具，进而清晰地认知这个直到现在还被疯狂控制的领域。没有左顾右盼，拿着理性的锐利的斧头向前迈进，以免屈服于从原始森林深处发出的恐惧。理性最终必须清除丛林下所有的疯狂和神话。这是19世纪将要实现的目标。”

相比较于波德莱尔、阿拉贡（Aragon）或者卡斯特纳（Kastner），本雅明更好地意识到了使那些由于神话而歪曲的忧郁幻象元素重新神话化的危险。破坏使物质材料得以释放，也保护它免受返魅：“唯物主义史学中的破坏性时刻必须被认为是对星座的反应，此反应威胁到了传播的内容和那些传播内容的人。”然而，与寓言意图的统治隐喻相反，本雅明认为他自己的活动不仅是分裂的，也是爆裂的：

唯物主义史学中的破坏性或关键时刻揭示了它在历史连续性中爆裂的价值，即历史客体本身的爆裂性。事实上，历史客体不能以历史的持续过程为目标。因此，历史编纂学从一开始就在这一连续进程中，简单地抓住了一个客体。但是，作为一个必要的权宜之计，这却毫无理由地发生了，历史编纂总是倾向于将客体重新放到一个连续统一体中，即史学通过移情来更新。唯物主义史学不轻易地选择其对象。它不占领，相反，而是使它们摆脱历史进程。它更广泛地预防，它的事件更本质。

本雅明总结道：“历史客体是否有摆脱历史进程的连续性的倾向，这由它的单子结构所决定。该结构最初出现在爆破客体上。”就这种情况而言，很清楚的是，单子论的震撼出现是一个关键事件。这不仅意味着破碎和碎片化，而且是恢复一系列碎片的关键。的确，贯穿卷宗“N”的核心方法论张力包含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关键幻象使辩证意象从神话历史的连续性中“摆脱”出来的概念，另一方面，是从“历史的废墟”中“构建”辩证意象的关键天赋。这种张力没有消散，但肯定会使此“结构”更加清晰，从艺术到历史编纂学的蒙太奇技术的转换，本身就是一种暴力，是一种剧烈变动。可以肯定的是，唯物主义史学中特定的破坏性时刻，要先于构建的方法论之前。本雅明告诫说，严格区分历史的建设对唯物主义史学家而言很重要，人们通常将其称为“重建”。通过移情来再现，是没有深度的。“重建”以破坏为先决条件。破坏不仅将客体从历史连续性的镶嵌中抽离出来，而且也损坏了这种连续性。大量的碎片是历史重建的物质资料。辩证意象并不是简单地出现，而是完全破坏结果。破坏是辩证意象出现的必要不充分条件。只有通过这种唯物主义史学家的构建，才能使单子结构的辩证意象显现，即通过具体和历史决定性的细节显现，而不是仅仅表现为古老的意象和单一地涵盖全部的历史。

通过“重建”，辩证意象中的中心主体元素——蒙太奇手法或常用的艺术手法都显现出来。这本身并不奇特，奇特的是这面临着重新神话化的风险，本雅明坚持要求唯物主义史学家，将自发出现的辩证意象仅仅作为一个舞台或背景。过去和现在相连的时刻，使得历史洞察力在一定的条件下成为可能（即辩证意象只有在特定时刻下才有可能），这当然完全超出了批评家控制的范围。

从人为切分的最小和最尖锐的结构元素中挑选出最大的来运行，本雅明尝试使用“现实评论”来达到这样的目的。确实，在分析细小单一的时刻时，必须要清楚整个事件。因此，要打破历史上庸俗的自然主义。在评论“历史废墟”中的结构时，就要把握历史结构本身。此观点稍微含糊一些是有意义的。这一评论结构无法完全确保是否从最细微的、精心挑选的碎片中来把握历史结构，是否使用这些碎片来构建更大和更具气势的史学结构。辩证意象无疑是“救世主停止出现”的瞬间，出现在两个冲撞的时刻之间。但是，在对特殊性中普遍存在的批判与从精心制作的细节中得到的普遍形象的批判之间，存在着辩证的对立。尽管这种对立没有必要解决，但以一种新的形式展现了我们的老问题。唯物史学构建的什么保证了碎片的正确构建？

此问题在我们的脑海中呈现出一幅古老的、寓言式的拼图，这与本雅明正在思考的构建显然有着密切关系。在这两种情形中，展现在主体面前的被破坏的意象碎片被重新塑造，并且从“纯粹”碎片转换成了拼图碎片。本雅明将“废墟般的历史”视为最尖锐、明显过时的结构元素，清晰地表现了这种塑造。拼图随意地占领这些碎片。记忆中最原始的拼图方法就是保留，沉思者已经忘记了最佳的方法。沉思者记得要正确构建碎片，却不记得碎片是什么。将主观神学意义无情施加在碎片上，它们便退化成了纯粹的符号和身体的空壳，等待着沉思者选择强加给它们的任何意义。

正如我们看到的，本雅明关于唤醒一种唯物主义集体化记忆的计划，在超现实主义者与普鲁斯特之间的关于记忆解放的策略之争中运转，挣扎着想证明一种具象的复苏，并且这种过去的图象元素不会在复苏过程中变成主观意图的符号。

因此，消除或抑制意向主体的作用，尝试描述这种与过去文化客体相遇的救赎，形成了本雅明卓越认知和基础模式的早期认知计划。但在“唯物主义”和主体构建作用问题的条件下，辩证意象学说计划的最高成就仍然产生了。唯物主义历史学家是制造还是发现了辩证意象？

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本雅明在《悲悼剧的前言》（Vorrede of the Trauerspiel）中遇到的棘手的哲学表征问题。“构建的问题”显然是整个《拱廊街计划》的核心方法论问题。此外，本雅明和阿多诺在本雅明作品的发展上也存在分歧。

阿多诺批判了1935《拱廊街计划》的纲要——“巴黎，19世纪的首都”，某种程度上是富有启发性的。在此背景下，这一争论涉及的深度和广度禁止任何实质性的分析。此外，在二手文献中，这一分歧的基本问题和争论已经被很好地记录和充分地讨论。然而，集中于建构任务和关键主体的作用这两个问题，将会明晰本雅明在批判概念中遇到的理论问题。

对于1935年全面构建的蒙太奇手法，阿多诺的第一反应是迅速而毫不含糊的：“你已经完全无知地脱离了构建的含义，作为对材料的异化和掌握，它已经是非常辩证的，我认为应该被立即辩证地阐明。”问题仍然在于蒙太奇手法本身，阿多诺认为理论上直接并置的纯粹文本元素，很容易被当作神话的而不是本雅明脑海中的爆炸性意象。阿多诺认为“构建”无非是指历史上矛盾元素（即古老的意象和现代工业物体的意象）的并置。由批判主体所提供的缺失的辩证理论将阐明，并置的矛盾实际上仍是矛盾的。对阿多诺来说，只有通过调停，才能把潜在的社会背景下的矛盾，从单纯的事实描述转向真正的辩证批判。

没有主观调停，本雅明借助出现的意象，凭借公众美德、唯物主义建设，除去辩证意象的神话色彩。本雅明最担心辩证意象被重新神话化。因此，阿多诺呼吁重新引入本雅明一直小心掩饰的辩证意象的神学色彩。两周后，本雅明给葛丽塔（Greta Karplus）写信：“有一点是肯定的：这本书的构建旨在说明魔法石意味着炼金术。”从1935年散文的蒙太奇手法到波德莱尔的第一篇散文的转变都概述了这一问题。在建构中，它仍然是消失的主体之一。阿多诺对波德莱尔《法兰西第二帝国：巴黎》（The Paris of the Second Empire in Baudelaire）的否定，再一次基于这种方法。“我是清醒的”，阿多诺在1938年这样写。

你给自己施加法则，以省去问题的任何决定性理论的回答，甚至从一开始就使问题显现。但是我想知道，这种禁欲主义在面对这样的一个主体，以及产生的强有力的内在要求的语境时是否能持续存在。作为你作品的忠实读者，我很清楚，关于蒙太奇手法的使用不乏先例。例如，我记得你出版在《文学的世界》（Die literarische Welt）杂志上的关于普鲁斯特和超现实主义的文章。但是，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拱廊的复杂性上吗？全景描绘和微量描绘，浪荡者和拱廊，现代主义和一成不变，没有理论阐释的物质材料，哪一个可以耐心地等待阐释而不被自己的光环所消解？

阿多诺认为采用作为构建的唯一原理的蒙太奇手法，对文化客体进行简单的并置，几乎恶魔般地违背了它自己的阐释。此种方法的意图性活动的有意压制是“人为性”的，阐释主体不仅使意象神话化，也暗中破坏了意象的政治效能感。通过引入意象的“行为主义暗示”，意象的惊人力量消失了，也就是说，“要即刻，并且将它们与基础设施的相应特征联系起来。如果它是通过整个社会的进程来调停的，唯物主义者才有可能决定文化的轨迹。”

在某一层面上，阿多诺想要的只是理论的回归。就这一点来说，本雅明神学的、坚决的、推断的理论将迫使本雅明远离纯粹事实的夸张描述，也就是说，远离魔幻与实证主义。“这是我独自提出的反对你的理论主张。”鉴于本雅明独自发展了“事实构建”的大项目，确实“完全消除理论的建设”将是具有毁灭性的。

鉴于一系列即将发生的灾难，人们强烈地想要理解这种转变。阿多诺对于辩证法问题的耐心态度似乎是如此令人沮丧，因为在一个相关的意义上，他要求理论稀释的恰恰是魅力的天赋，主客体之间存在的模糊性造就了本雅明的特殊才华，这种才华是阿多诺明显缺乏的。正如一位精明的评论家所观察到的，阿多诺呼吁本雅明将他的思想更多地回到阿多诺的“哲学”水平上，这诱使你去解读更多阿多诺的理论。他将阿多诺视为萨列里（Salieri），并坚持认为，相对于枯燥无味的西方哲学，无论花费多大代价，都需要将本雅明莫扎特风格的、没有理论化的魔幻客体的作品翻译出来。

可以肯定的是，这种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更重要的是要理解，相对于理论，对主体作用的批判是争论的焦点。阿多诺似乎比本雅明更清楚地看到，完全消除理论只有以总的或者近乎彻底的主体的消除为代价，而且这种消除是难以捉摸和危险的。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伴随着超现实主义意象的政治关联性的衰退，这种超现实主义先锋派的尝试，是如何在“神秘”层面重新引入主观性的。没有引入任何的理论，本雅明的辩证意象是否可以处理一个与政治相关的、无主体的、不服从于神话的“构建”，阿多诺对此产生的疑虑是正确的。

无疑，主体的消除也是格鲁贝尔（Grubler）的消除，这就是辩证意象的构建与寓言意象构建的区别，以及前者是如何摆脱后者强加意义的武断性的。值得称赞的是，阿多诺明白这种过度主观性的、由唯物主义原则和超现实主义方法认定的单纯断言，丝毫不会确保格鲁贝尔的消失，较之于直接的并置将会夺去本雅明的建造，这些特征将会使解读变得费解。尽管阿多诺接受了作为无价的碎片的本雅明思想的碎片化本质，后唯心主义者在转瞬即逝的代表性的服务中构建的星座前景，包含了历史真理，但阿多诺从来没有对本雅明的认识论，特别是在《前言》中潜藏的神秘维度存有疑虑。

阿多诺自己对于图片特征的理解在理论上引发了批判。在他1931年的就职演说——“哲学的现状”（The Actuality of Philosophy）中，阿多诺以编码的形式表达了对本雅明方法的忧虑。与海德格尔基本存在论中的现象学传统的“客观性”的非辩证的概念相反，阿多诺转向了一种后系统性的、随笔式的、消极的哲学表述模式，他阅读的作品《德国悲悼剧的起源》（Ursprung des deutschen Trauerspiels）中的构建的星座意象，突然形成了一个新的构想：哲学是用来解决困惑的。但是，在一个不显眼但是至关重要的方面上，阿多诺哲学拼图的概念性质与本雅明不同。拼图者的角色从想要解决难题的格鲁贝尔转换到想破坏它的哲学家身上。对阿多诺来说，解决难题不在于重组其碎片，而在于发现或创造使图片立刻显现的“方法”，但这并没有解决难题。

寓意虽微妙，但却是显而易见的。坚持使图片完整的方法的哲学信念存在于他们本身的时刻，在这一时刻中，哲学理想主义发现了另一个隐藏之处。在回答难题的过程中，解决哲学难题的方法可以在政治实践的转换中完善它本身。以本雅明为例，还有其他格鲁贝尔可以解决的但是是阿多诺所惧怕的吗？

阿多诺越来越怀疑，本雅明去除唯物主义批评中的“主体性”，不是为破坏真实拼图的特性而服务，而是与此相反，实际上是通过最详细的论证，来强化责任的自发性和“意义”的过度主观性。在拼图中发现的充满意义的世界意象与走向实践的社会批判背道而驰。阿多诺坚持认为，本雅明“重新引入”主体，不仅仅是号召把资产阶级理想主义的类别放回到他们费力去掉的哲学思想中。问题在于，在哲学思想中，“远离主体”不能确定“主体”是否已被辩证地超越或纯粹隐藏。此外，这个活动凭借着主体被虚假地超越，可以确定像在超现实主义的事件中一样，重新陷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自相矛盾中，并且通过假定含蓄地证明，在现实的社会状况之外存在着一种本质上与历史无关的意义领域。伪装的自主主体会造成一种思想上的鸿沟，在这个鸿沟中，被具体化了的主体可以更加坚定地确立自身。思想家们有力地否定主观模式的内在生命力，否定其作为纯粹主观的来源，因此具有专断的意义。思想家有力地拒绝了作为沉思内在性、作为全部整体性来源、含有武断性意义的主体性模式，这种做法的确会导致对作为内在主体性的忧郁主体的弃绝，这种拒绝本身可能是对于沉思主体之下的过度社会化“意义”的真实存在的信念的含蓄采用。要揭示事实上这个世界并不存在一种拼图式的特性，要揭示这种特性本身是由于经济需要，由于对商品的盲目崇拜产生的，这种揭示大大有异于尝试克服主体的沉思，那种尝试是为了真正地解决困惑，为了在主体曾经占有的位置让“真正的意义”涌现，并阻止困惑的进入。

1931年，似乎阿多诺仍然相信，本雅明在《悲悼剧》（Trauerspiel）这本书中提出向新的哲学表征策略侵袭将导致一种真正的辩证批评，通过碎片本身对现实中碎片化的、拼图式的特性进行阐释和解构。五年以后，似乎阿多诺开始害怕本雅明重新陷入真实含义的意识形态中。阿多诺担心在波德莱尔的散文中以及《拱廊街计划》中发生的事情，仅仅是主观原因，而且充满奇特性。

潜在忧郁主体的“构建”是一个与另外一者密切关联的疑点：《拱廊街计划》的笔记是一堆被剪下来的拼图碎片，耐心地、不知疲倦地等待着隐居的历史学家对其进行重建。阿多诺曾给本雅明写信说：“我想知道这一观点是否像你的修行法则一样，需要被禁闭在坚固的物质层之内。”另一段文字更具说服力：“格雷泰尔（Gretel）（阿多诺）曾经开玩笑说你是一名住在你那山洞一般深邃的拱廊中的居民，你在快完成自己的研究时畏缩不前，因为你害怕离开自己所构建的东西。”这是一条不那么敏感的言论，它深藏在国家图书馆的荒凉洞穴中，给本雅明提供了危险的庇护。不过，本雅明似乎有同样的感想，有时甚至提升到了一种方法论的假设层面：“要对作品本身的方法做一些说明：一个人正在思考的所有事情，是怎样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被包含在他正在写的作品中。”浩瀚的、交叉索引的、标记的、排序的、归档的和标注的大量笔记组成了《拱廊街计划》。“知识总是像闪电，而文本是在很久之后一直回响着的雷声。”但是，当闪电消失，只有文本的印记继续不停地回响，《拱廊街计划》中的意象作为一张永远拼不出来的拼图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

《拱廊街计划》中遗留下来的是一系列的“并置”。大量意象和少量文本，是从19世纪“梦幻时代”的档案的文化领域中精选出来的。它们暂时被分成几类，其中一部分被“配置”了。这个意象与那个文本，这个文本和那个意象，很多被多次与不同的搭档配置到一起。卷宗中记录了这个反复搅乱和并置的过程，以及许多碎片等待被固定到该结构中更高位置的过程。即使在很多遗留的纲领、计划以及线索的帮助下，最后的结构也不能被猜测到。出现的是大量标记，它们脱离语境，开始作为字符显现。当本雅明对忧郁主体的消解开始崩塌时，寓言形象和辩证形象之间的差距也就瓦解了。

回想《拱廊街计划》中寓言意象和辩证意象的关系，苏珊·巴克-莫斯评论道：

当本雅明构想出拱廊计划时，他毫无疑问在有意识地复兴寓言手法。辩证意象是象征性的现代形式。但是巴洛克式戏剧是对衰退与瓦解之必然性的忧郁映射，《拱廊街计划》中（新的）特性的贬值及它破坏性的现状变得带有政治启发性。

因此，对资产阶级遗迹永久进步的短暂性的突然洞察“没有造成悲伤，它表达的是政治实践”。还有一种可能，与其说是辩证意象的政治功效允许它超越了忧郁性，并因此将自身与寓言相区分，不如说正好相反，只有首先克服忧郁寓言，辩证意象才能获得政治上的关联。当然，这又回到了辩证意象的任意性的问题上。

在讨论《拱廊街计划》的理论性时，巴克-莫斯严肃地对待这个相同的问题，并且明白，辩证意象的“武断性”问题的可疑性牵涉到辩证意象和寓言意象之间的区分。本雅明的任务是展现与寓言相对的“唯物主义编史学”，为向客体领域的批评介入提供了一种真正的救赎模式。反过来这个问题，又转移到了对寓言意象和辩证意象的产物中主体的理论说明上。

巴克-莫斯明白由这种方式得来的悖论：（显然地）在历史性的蒙太奇手法中存在矛盾的必要条件（“我无话可说，只能展示”），一方面伴随着理论压制，另一方面它还明确地要求辩证意象的产物部分地加入主观想象。巴克-莫斯问道：“辩证意象在构想方面是不是太主观了？还是说不够主观？”

重建汉斯·罗伯特·尧斯（Hans-Robert Jauss）和皮特·比格尔（Peter Burger）的职责，巴克-莫斯表明如果这两种选择发展到极端都是不可接受的。尧斯观察了本雅明对波德莱尔寓言中“寓言”特性的批判（就像观察维特对巴洛克式戏剧的寓言的批评一样），并最终赞美“客体的消失”以及寓言领域中涉及的令人愉悦的任意性。因此，本雅明反对巴洛克和现代寓言背叛客体，而尧斯赞美了其从一种过时的承诺到“客观性”的解放。相对于超现实主义中的理论意义，在他理解潜在的责任时，脆弱伪装下的自然主义令人难以忍受。比格尔在精细阅读中发现了超现实主义者对潜在意义的神学的信奉，提醒在负载意义、神秘的自然的自动化运行中“主体的消失”，以及伴随着的对政治的让步。巴克-莫斯争辩说：“如果客体和主体都消失了，事实上剩下的只有语言和文字的痕迹，是一些声称本雅明是他们的先驱的结构学者、解构主义者、后现代主义者所坚持的当代位置的认识论基础。”

巴克-莫斯不愿意接受主体或者客体消失的可能性，更不用说两者同时消失的可能性了。她承认“借助辩证意象，（本雅明）不仅有意识地将自身置入与超现实主义的密切关系中，同样也置入了与巴洛克式寓言家的密切关系中”。在这个节点上的任务是要表明，本雅明如何设法对两者的批判性和政治性进行合适的维度把握，以使用一种可以满足一系列连锁需求的批评方法：辩证意象必须具备非神秘性的任意性、非宣传性的政治爆发性，以及对不会陷入主观的、忧郁的内在性的客体的真诚性。

关于解决了什么以及没解决什么，巴克-莫斯的回答非常具有启发性，因为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巴克-莫斯转向了神学。巴克-莫斯特别说明卡巴拉主义（Kabbalism）为本雅明提供了理论和方法论的模式，是为了从超现实主义者和辩证意象产物那里获取所需。巴克-莫斯观察到本雅明正好从卡巴拉主义中找到了他正在寻找的——一种对现实碎片的沉思态度，这些碎片既可以被“理解”为文本要素，理解为对弥赛亚的毁灭性和救赎性的回归的一段被编码化的信息（以及一种对社会的压迫和不公正的现实的非宣传性批评控诉），并且不仅将这些碎片作为等待被破解的密码来守护，更作为上帝创造物的珍贵的、神圣的元素，它们需要也应该得到救赎。按照巴克-莫斯的说法，卡巴拉主义由此不仅为巴洛克基督教神学，也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上的自相矛盾提供了一种选择，一种现世的、光明的形式。特别是卡巴拉主义避免了巴洛克式戏剧家对自然的“反叛”抛弃精神和物质的分离，并且拒斥将救赎作为反物质的、超脱世俗的、担忧的见解。

巴克-莫斯的观点表达了一种对卡巴拉主义历史的实践和阐释的信条的概述，这完全源自于（事实上所有这类概述都源自于）肖勒姆（Scholem）。《赛菲罗斯》（Sephiroth）作为形而上学之源以及历史性的《加路特》（Galut）副本的碎片学说，带有神秘意义的词语，可以从弥赛亚的末日回归希望中读出已被编码化的衰落文本的本质、忽视的异化而不是与上帝的分离，对巴克-莫斯来说，这为以后辩证意象的神秘权威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个明显应该解决的问题，为什么在这里变成了从本雅明到另一个智力模式的意象解释的武断性问题？为什么神秘学派的“意象”不像本雅明那种开放的武断性控制？巴克-莫斯从肖勒姆对神秘学派的“意象”的解读中寻求答案。

关于寓言和象征性形式的区别，肖勒姆对其有一种非常传统的理解。前者是无穷的、反复的、主观意义的分配，它存在于事物和意义之间的世俗鸿沟中，从而趋向于成长为无限的意义，任何东西都可以意味着其他任何东西。后者是神圣的、透明的、即时的意象，并且是有意义的。肖勒姆将神秘学派的产物与神学象征做比较：

对卡巴拉师来说，每一个现实的事物都与整个创作有关；对肖勒姆来说也是，一切都反映了其他的一切。但是在那之外，他发现了一些其他的没有被寓言网络覆盖的东西：一种超越现实的反映。符号什么也没标志，什么也没传达，但是却使一些东西更加明了，超出了所有的表达。对寓言结构的深层洞察揭示了新层面的含义，符号是直觉意义上的直观理解……它是一个“瞬间的整体”，以一个神秘的、相对于象征来说的正确的时间维度，被直观地感知。

对于巴克-莫斯来说，这也回答了本雅明的光照意象的武断性问题：

卡巴拉师一开始像寓言家一样，将神圣的文本以及自然意象并置；但是，当过去的文本与现在的意象以某种方式相遇时，突然被救赎之光照亮，因此，使历史呈现为像孕育着潜在世界的乌托邦一样令人遐想，然后寓言的武断性便具有了超越性。

根据此次肖勒姆的转换和卡巴拉主义的象征结构，巴克-莫斯准备指出这种真实性，即对寓言和辩证意象之间进行区别的神学基础：

寓言和辩证意象是有区别的。前者的意义仍是主观意图的表达，归根结底是武断性的。后者的意义是客观的，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也是一种社会历史主义的真实表达，而且同时是在一种神秘的神学意义上，作为一种“真正超越的反映”去使用肖勒姆的用语。

这一论证策略出现了困难。首先，本雅明辩证意象理论的起源有过分强调犹太神学的作用的危险，特别是它神秘的、卡巴拉主义的形式。巴克-莫斯对这一问题很敏感，并认为卡巴拉主义不像最高神学，而是像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那样运作，是一种基础智力想象，是神秘唯物主义发展的启发式规律，是救赎与19世纪碎片的相遇。因此，辩证意象的救赎性时刻的中心踪迹可以被追溯，如果不追溯到卡巴拉主义本身，就追溯到客体的敏感性，追溯到弥赛亚救赎的强度，以及本雅明在他的创造性中发现的对阐释学的关注。但是当我们通过本雅明对这种神秘主义基本态度的“分析”去考虑这一过程的复杂性时，更深层次的阐释学的问题出现了。正如米歇尔·罗伊（Michael Lowy）论证的那样，在阅读犹太神学的过程中，通过分析德国浪漫主义提出的一套美学神学问题，发现这固然与犹太教的神学传统密切相关，但与它们也存在区别。尤其在于，正是这历史性的独特综合强调了本雅明关于这些部分的晦涩理解：主观性、主客关系、哀伤以及批判性思维的任务。事实上，在卡拉巴主义的范围内，特别涉及肖勒姆的（历史上具体的）成就，肖勒姆和本雅明完全一样，也是“世俗的犹太主义的救世主信念”的小组成员，一个人必须敏感地感受到，文本的占有行为不是一个十分模糊的复杂模式，可能是用来解释辩证意象学说的。事实上，人们甚至可以争辩说，肖勒姆对犹太神秘主义的重建的灵感来自于他早期的智力体验，这也标志着他受到了本雅明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会混淆本雅明对卡巴拉主义问题的分析。此外，遵循着这一思路，基于肖勒姆的主张——卡巴拉主义-辩证思辨模式的意象生产力是“象征性的”，卡巴拉师建立了辩证意象的任意性，即它不像武断的寓言，而是标志着了一个“真正的超越”时刻。现在，对寓言和辩证意象之间的中心对立进行观察是十分正确的，本雅明认为这是一种短暂的瞬间，寓言的迟缓、重复对应着辩证的冲击和时间破裂。我们倾向于将这个震撼的瞬间直接归因于神学象征的直觉启迪的狂喜时刻。但是，在牺牲寓言的前提下，把这归因于象征，是与本雅明自己看待事物的态度完全相反的，本雅明最后论证道，弥赛亚式的救赎力量存在于寓言中，而且相反的是，它是一个隐藏在神话瞬间里的象征性模式。

确实，巴克-莫斯发现，肖勒姆像本雅明一样，呼吁克罗伊策（Creuzer）区分象征和寓言。但是，正如宁豪斯（Menninghaus）论证的那样，实际上本雅明故意推翻克罗伊策对寓言的神话辨认，象征着肖勒姆在这里接受了传统解读的救赎。实际上，在歌德的散文和《德国悲剧的起源》中，“树林内部”神话的象征性是十分明显的。正如我们看到的，“神话的解救”这一寓言，是象征性的、整体的神话意象中的光照，是一种规律的、静态的、具有永恒意义的超越，已经分解为碎片。在这一语境中，用直觉的象征形式来识别辩证意象是没有意义的。

最后，一个更深层次的诠释学问题也展现出来。即使提到本雅明的批判敏感性的理由和来源，也可以对辩证意象自身的独特性进行重大探索，这样的引用只能使人更容易理解辩证意象与寓言意象在客观性上的不同，但不能明确地回答这一主张。在这方面，参考犹太神学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本雅明为什么以及如何相信辩证意象不是武断的，但是它仅仅在我们准备接受的神学象征或者类似于它的命题范围内回答了这个问题，确保批评家（或者有过这种体验的人）有机会获得这种对于当代译者已经确立的有益的“超越性”。如果不能够接受没有进一步论证的论点，我们似乎就陷入了僵局。

客观性或辩证意象的非武断性问题，必须从本雅明的理解转向我们自己的理解。在这些术语方面，根据历史瞬间显现的意象对应的既不完全可知，也不可被批评家努力掌控的辩证意象的碎片化的历史，导致了一种新的、令人不安的相关性。根据本雅明自己的历史敏感性，辩证意象的武断性问题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可判定的。阐释学界在此必须确保每一个历史学者的论点是基于关联性的，以此来“拯救”那些历史主义敏感性，而这种敏感性也在挑战着这种相关性，非常接近寓言性沉思本身的“恶魔怪圈”（devil's circle），并且它威胁到了本雅明感到无力的一种类似情形：他的作品被无限地碎片化，再重组，只为得到一个持久而清晰的构图。

从这个观点来看，这个问题以不同的角度出现。我们可能被说服而把辩证意象归因于本雅明所宣称的客观性的理由是什么？一个直接的回答就是接受支持这一主张的神学。我认为没有办法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批判的讨论，要么接受它，要么不接受，或者像大多数人一样，在两者之间或多或少寻求一个合适点。

另一个可能就是实用主义的选择，即思考客体主张的真正“货币价值”是什么，似乎这至少在某一层面上是巴克-莫斯脑海中所想的。辩证意象通过用意象、结晶化的时刻对抗和击碎了资本主义梦幻时代的文化霸权，这些时刻不仅仅是严峻的现状，而且还有“起源于古老的、世界性的乌托邦的神学神话”的意象，从尘土飞扬的历史客体中涌现出来。作为资本主义现代性苦难的强有力的道德政治控诉，否认但仍然作为踪迹包含在这些自由客体中的古老的幸福愿景被爆炸性地释放。在此观点上，是辩证意象的革命性作用保护了这种客观性。这强调了巴克-莫斯的一条密切相关的声明：“将《拱廊街计划》从武断性中解救出来的是本雅明的政治顾虑——为任何人群提供篡改的方向。”按照现代标准，对辩证意象的政治效能性的强调得到了很好的响应，特别是当人们考虑将本雅明视为后现代主义政治的“不确定的阐释学”先驱的时候。

当然，强调辩证意象的影响并不能给我们带来任何确定性的关于它们处境的忧虑：如果不是精确在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结构，也可能成为政治炸弹，就像宣传会一样。此外，事实上，通过这十年的理解和过滤，以及通过阿多诺的消极辩证法的悲观视角，可以看到辩证意象的政治效能性的问题仍然是开放的。

确实，正如迈克尔·杰宁（Michael Jennings）所观察到的，宣称建立意象的无意图客观性的需要与本雅明自己对于掌握伴有道德力量的意象的意图相协调是困难的，这一需要针对目前的核心，想要摧毁资本主义的幻觉效应。对于杰宁来说，本雅明努力消除这种可能性，即寓言意象和辩证意象之间的关系可能被认为是一种选择性的或者任意性的失败：“结果是关于主观道德的直接施加和追求真理之间的张力，在后来的作品中并没有被解决。”

这一发现当然指向了另一种模式，即提供辩证意象问题的答案的模式。巴克-莫斯坚持辩证意象的客观性应重新回到批判神学的问题上，这种坚持是绝对正确的。在本雅明的作品中，杰宁主张尝试引向一种未解决的张力。这种情况是完全合理的。这种张力重新提及了本雅明最初思想的最根本和最真实的来源。意象源于矛盾，要想解决这种矛盾就需要确定意象；然而，这一决心把辩证意象纳入了一种理论体系，即无法控制但是阻塞了意象本身所拥有的爆发性力量的体系。

辩证意象是一种主体的辩证表达，这种表达涉及历史文化客体，历史文化客体繁荣发展并被张力推动，我们可以把这种张力描述为内在的超越或弥赛亚的马克思主义。然而，最后我们一直谈论的是忧郁的辩证性。辩证意象任意性的问题是意象与忧郁之间的关系问题。

毕竟，在犹太神学中反传统的合法性和《拱廊街计划》理论中发现的马克思主义两个事情上，苏珊·巴克-莫斯争论道，在某一意象中，本雅明将格鲁贝尔和收集者统一起来思考。尽管巴克-莫斯的分析相对来说并不太充分，但是这一发现是处于中心地位的。由于主客体关系形式是格鲁贝尔决定的，寓言凭空消失。正如本雅明在波德莱尔体例中已经发现的一样，格鲁贝尔总是采用一种暴力的甚至虐待的关系去“解救”客体。本质上，事物的任何紧密联系与寓言意图无关，接触它们的方法即去控制它，辨认它们的方式，拆穿它们。摆脱了循环过程的客体必须被消灭才能被解救。

然而，收集者与客体之间有一种不同的关系。接近本雅明所使用的这种英勇忧郁的方式，即是要在分清收集者反对的忧郁寓言理论下理解本雅明的思想，以及在这两种意象之间的辩证关系中去感知本雅明自己的唯物主义批判的最终愿景是如何出现的。收集者的意象被记录在《拱廊街计划》最短的卷宗“H”中，记录在爱德华·福克斯（Eduard Fuchs）的散文中，还记录在本雅明最喜爱的散文——《开箱整理我的藏书》（Unpacking My Library）中。

收集者的意象必须相对于寓言家而出现。它们与世界万物之间表现出了一种准确的辩证对立的关系。寓言家通过救赎占有的东西将会变成虐待式的，收集者想要依附于“所有权”。当然，所有权是神话和弥赛亚元素为首要表达权而争斗的概念之一。就像大量分散事物的寓言意象，所有权的概念意味着给客体的命运投来一束新的光芒。但是使寓言蒙羞的荒凉之光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如同童年回忆的一样，万物被收集者意象发出的光照亮。废弃的过道、百货公司和展厅都挤满了商品。

（译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