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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神话与思想及城市的复合体

——从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到瓦尔特·本雅明的哲学化都市

亚伯拉罕·阿克曼（Abraham Akkerman）/文王宁 武淑冉/译

摘要：早在20世纪初期，本雅明就提出一种观点，即思想与人造环境之间的互动促成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持久进步。当代研究认为，城市形态中的性别隐喻显然印证了本雅明的这个观点。从早期古迹起，城市中的庞大建筑就代表男性气概，而空旷区域则具有女性气质。思想与人造环境的相互作用始于史前神话，它们与人类身体及天空相关。西方古人在自然与人造环境的联系中感知世界，从中即可洞察到性别的投射。这些认识肇始于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和厄洛斯神话，后来又可能因中国阴阳神话的传入而得以发展。到了地理大发现时代，以上性别观念达到顶峰。彼时，人们对地球圆形说的经验感知也出现了进展。在现代人对地球的早期认识中，南北半球分别被赋予了女性与男性的特质，我们对自然和人造环境的观念继而也带有与生俱来的性别特征。然而，出现在城市形态中的女性面孔，都市的空旷地区成为被严重漠视的人造空间。就设计及规划布局城市中的空地而言，城市形式中的女性寓言应受到赞颂，而非被弃之不顾。

关键词：城市现象学；地理记忆；风水学；性别神话；集体无意识

引言

在20世纪末期，关于人类和环境的相互影响研究，已经存在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领域中了。人类对环境的影响，通常在环境影响评估中正式化，并已经在生物物理或社会经济研究的范围之内。自然或环境建设对人类的反作用经常在人类生态学、环境心理学和人类学中被审视。

关于同时代环境建造之间的连续相互作用，一方面，人类存在于里面，另一方面，这应该被认为是一种在城市文明逐步发展的背景下的权力，也是一种在20世纪出现的巴黎和柏林的城市空间的精神分析研究，这也在瓦尔特·本雅明的未完成的《拱廊街计划》中有所体现。迄今为止，本雅明作为城市思想中重要的人文主义倡导者，提出了思想与城市互动的问题，而且是作为在文明的历史中和人类环境建造中的事件被予以强调。

人类在环境中的位置，在莫里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u-Ponty）对生存空间的现象学的探究中是一种背离。然而，梅洛-庞蒂的现象学在生存空间中提供了一种与身体联系的环境，而本雅明未完成的作品则提出了城市环境和思想的创新关系。但是，早在1924年的伦敦，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建筑联盟中的一场演讲，已经使城市思想的相互影响通过评论通俗化了。“我们制造了建筑，随后建筑制造了我们。”指向传播媒体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也已经解释了“我们塑造了工具，然后工具塑造了我们”。潘诺夫斯基（Erwin Panofsky）表达了存在于哥特式建筑和经院哲学思想中的思想与环境建造间的事实反馈意见。更近的是，反映在风水上，段羲孚（Yi-fu Tuan）已经观察到了东方的环境秘密的理性影响，这种影响反映在更大整体中的部分通用模式中。“一种简单的屋顶概括了本质的顺序和中国宇宙观的含义。神秘的空间描绘的三种重现，就是在房子里，屋顶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城市里，房子是其中的一部分；在帝国里，城市是其中的一部分。”

然而，本雅明的作品提出了思想与城市相互影响的问题，这是一种动态发展的历史的文明，一种最早连接思想与环境建造之间的普遍模式的主张。尽管环境影响的传统观念起源于自然和环境建造上的或是地球表层附近的同时代特征，在人类诉诸理论的进化论的文本中，它联系着思想环境反馈意见发展的可能性。这种起源可能在一些特征中被寻找着，这些特征体现在离“地球表面”或近或远的人类或观察者身上。最近的起源是观察者的身体本身，那是存在于其皮肤和肉体中，观察者最接近人类生理特征的部分。像梅洛-庞蒂暗示的，人的身体总是观察者存在着的空间起源。离人类最远的是从裸眼观察中传出的天堂的特征。

现在的调查显示，性别迷思中的联系结果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arl G. Jung）鉴定的。尽管本雅明在他关于巴黎城市形态的开创性精神分析的调查中利用了荣格集体无意识的观点，但是，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从未想过把城市形态和性别迷思联系在一起。这个研究表明，在思想-城市相互影响和批判性的问题上，以及关于城市设计、计划和一般而言的城市形态的当代问题上，性别迷思是一个建设性要素。

当今的研究试图反映两个方面的问题：关于城市形态和思想的性别投射方面和一个世纪前本雅明的概念性基础工作的著述的背离方面。关于思想-城市相互影响的观点在城市地理、计划和设计上的影响，不应从性别中分离，而应该被看作是对本雅明未完成的冒险事业的贡献。

索尔的文化风景和洛温塔尔的地理记忆

本雅明和梅洛-庞蒂的作品中隐含的基本前提是，环境建造是一个诉诸理论的改变的代理人，但是，作为一个初步的构想，反思进程的争论反映了思想及其建构环境的变化，这可以从早本雅明十年的卡尔·索尔（Carl O. Sauer）的文化地理学的观点中看出来。在《景观的形态学》中，索尔推进了作为自然上的文化实践的文化景观的概念，文化被共同的神话、信仰和行为标准所定义，在文化风景，即在自然的景观和人类的干涉中表明它自己。文化和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科技，已经改变了人类居住的环境，改变的方式主要是通过和人类身体相关的有效行动。然而，全部的经验已经被相应地改变，也转而经常促使科技进步。作为文化的一方面，景观被人类行动所修改，因此，也影响文化本身。由此，文化和景观之间的反馈影响在时间中不断进展，界定了文明的诸多历史。索尔的文化地理学已经开启了一种长达一个世纪的话语，在过去几十年中，最终在城市形态和地域知识生产方面对性别问题进行了讨论。

大卫·罗温索（David Lowenthal）的地理调查虽与本雅明早期的工作并行，但完全独立于本雅明早期的工作，它与环境判断和行动联系在一起。“先入为主和经验，以品位和喜好着色，以文化和个性为色彩，放大记忆，并因记忆缺失而减弱，环境行为只有在意图和感觉的基础上才有意义。”对于罗温索来说，时间和受时间限制的风景，通常表现为由过去的记忆引起的怀旧，构成了人类在其物理环境中存在的意义的成分。罗温索在1975年的论文中，通过这些风景产生的神话和信仰，特别处理了物理景观的形成：

当我们侵蚀和改变继承的过去时，我们更多地设计我们自己。历史过程中的生物超过了我们的控制，我们塑造景观和文物，以符合公共和私人的虚幻历史，满足我们的口味。

将这一论点予以拓展，我们在理查德·谢恩（Richard Schein）的论文《景观之地》中就已经看到了关于文化景观的反馈性与时间性的进一步阐述。

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在19世纪初期对斯里兰卡的康提国王和风景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强调了景观对宗教思想的影响，也是政治变迁的一种观念。通过将城市地标和地面景观视为神圣的代表，这种领土扩张和专制统治被合法化，就像圣洁的《圣经》一样。康提的英雄国王形象随后被呈现给国家，作为地球上的神的象征，神和国王在自然和城市景观中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康提的民间文学中重要的文字部分是关于早期印度教和兰卡神话的宇宙论，极星和银河系构成其更重要的元素。

地理在预示的同时也把城市比喻为一首诗或一个神话文本。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在他的《形而上学导论》中通过一系列观察他们对比的快照照片，唤起街景行走的经验。米歇尔·德塞都（Michel de Certeau）在他的《日常生活实践》中的“走在城市”一章重申了伯格森的观点。通过散步，20世纪规划中的一种旅行模式几乎完全被忽视，德塞都质疑我们能否保护城市地区的公共记忆，从而赋予它们意义和街景。城市空间不可避免地促进和对应城市内的运动。但是，机械化运输，受制于控制和结构规则，主要构成建筑物和其他固定结构的通道。在这个意义上，街景可以被看作是一个神话般的文本，涉及迷思和启示。正是由于这些考虑，就像本雅明短暂生命的悲剧一样，作为城市空间精神分析调查的尝试，《拱廊街计划》这本书应该被认为是不完整的。为了更彻底地实现本雅明在早期的性别神话和环境寓言中的反思，应该以他原来的想法为出发点进行分析。

早期的宇宙和城市形态的性别特征

假定运动无效，就暗示了一个女性成语；一座大厦的前提是稳定和坚定，则具有男性气质。空旷和大厦，作为性别的环境表现，似乎以原始神话为基础。然而，恰恰是源于这些或极近或极远概念中的性别意味开始发散出来。希腊神话中永远保持着地球和天空之间的联系的似乎是潘多拉——全人类的第一位女性和母亲。在地球和天空的联系中，与女性阴柔气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圆锥形神石，代表肚脐或中心，体现着阳刚之气。

潘多拉是地球与天空统一的体现，模仿了天空之神——宙斯。潘多拉的物质代表是一个盒子，遏制了空虚。诗人赫西俄德（Hesiod）的作品《工作与时日》（60-105）是涉及潘多拉最早的文学版本，潘多拉是一名拥有一盒敬虔的物品的女性，盒子中有对人类的折磨，以作为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的惩罚。在一个微妙的女性象征意义中，潘多拉通过盒子发挥自己的力量。据说潘多拉出于纯粹的好奇心而不是恶意，打开了包含辛苦、疾病、灾难和所有其他人类的罪恶的盒子，并且释放了它们，除了希望。作为第一个凡间女子，她似乎通过她的女性魅力达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有点类似于一个女祭司。

在希腊神话中，火从宙斯那里被偷走，并被太阳神普罗米修斯提供给人类。宙斯派出两只鹰飞过世界，在其中心，世界的“肚脐”相遇。据说这是在特尔斐（希腊古都），被圆锥形神石所标记的世界“肚脐”。然后宙斯惩罚普罗米修斯的罪行，将他绑在石头上，每一天都有一只老鹰吃掉一只肝脏，然后让它长出来，第二天再次被吃掉。

位于特尔斐的圆锥形神石是贡献给世界“中心”最著名的标志。在地中海其他地区，发现类似天上的或神圣的石头，相关的神话有时用陨石和火将它们联系起来。这个前景的性别方面是以神圣石头或世界“肚脐”为主题的天空神话。特尔斐（世界之轴）的圆锥形神石标志着神社，自古代以来，阿波罗被认为是通过一个女祭司来诉说的，这可能要追溯到几千年前。与男性气质相关的特别之处是其他神圣的岩石或山脉，从美索不达米亚的古亚述及巴比伦金字塔或东亚塔开始，从堡垒、城堡到当代摩天大楼，高耸的建筑长期以来一直是建筑环境中男性气质的表现。这种代表性的文学见证出现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中，其中19世纪的都柏林的马尔泰洛塔据说是一个圆锥形神石。

相对而言，女性化的方面常常与地球的神话与花园、农业和土地的耕种，或开放空间相联系。在现代土耳其中南部的城市查脱户耶克发现了公元前70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大量女神小雕像。虽然男性神也存在，但女性神的数量远远超过男性神。查脱户耶克的所有户外活动似乎都是在相连的小屋屋顶上进行的，入口是天花板上的洞。屋顶的开放空间可能已被用于公众和仪式聚会。

而在其他地方，使用露天场所如寺庙或神社作为仪式的主要场所是不常见的，目前只有克里特岛上能找到使用露天场所的证据。米诺斯文明在地理上的开放空间虽然比查脱户耶克晚得多，但提供了对女性社区排斥的证据。似乎正是女祭司或者和她相关的信徒，启发了处于公元前2700年到公元前1500年的青铜器时代的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米诺斯祭司的仪式在山洞的庇护所或山顶上设计的开放空间中进行，在克里特岛的考古活动中，考古学家的发现指向着一个重要的以女性话语为中心的米诺斯宗教。考古发现了大量的女祭司雕像和来自公元前15世纪的大型米诺斯壁画，壁画展示了一男两女参加了斗牛运动，这给了我们证据，即米诺斯社会是平等主义的母系社会。1000年之后，在古典希腊时期，特尔斐的神社追随着米诺斯女祭司的传统。晚期古希腊典型女性气质之表现为双性同体的狄奥尼索斯神话也被追溯到米诺斯克里特。

柏拉图宇宙论中的马格尼西亚理想国和亚特兰蒂斯的神话

对女性牧师的崇拜，在柏拉图神话般的理想城市亚特兰蒂斯岛上的少女克莱托的故事中得到反映，这个故事灵感可能来自于克里特附近的圣托里尼岛的米诺大都会的传奇记录。柏拉图的对话集《克里蒂亚篇》描述了组成城市的同心区，在它的中部是海神波塞冬未来的妻子克莱托：

其中波塞冬分派到大西岛，同一个民间女子生了许多孩子，让他们居住在下文所说的岛上某一地区。从岛中心直到海边，有一片平原，据说是世上所有平原中最美丽的，土质也非常肥沃；接近平原、距中心大约五十斯泰迪姆的地方，矗起一座四座陡峻的高山。山上住着一个原属“地生人”的土著，名叫厄芬诺，还有他的妻子娄基伯。他们有个独生女儿名叫克莱托，这姑娘长大到了结婚年龄，她的父母死了；波塞冬热爱着她，就和她做了夫妇。

（《克里蒂亚篇》113 b-d）

在他提到在柏拉图的《克里蒂亚篇》中出现的亚特兰蒂斯神话城市中，详细阐述了波塞冬对城市的设防。

他用大小不同的海和陆地一圈圈围绕着那座山，共有两篇是陆地，三圈是海，这些海都是他从岛上挖起来的；每一圈全部阔度一致，使人无法渡水入内。因为那时候还没有船舶。

（《克里蒂亚篇》113 d-e）

寻找平行于宇宙的亚特兰蒂斯的理想并不困难。对应于最内层行星的天体——水星和金星，两个跨越太阳的行星，与三个水域相对应，并与三个行星——火星、木星和土星的轨道相符合。在娜奥米·戈尔丁（Naomi Golding）的叙述中，五个区域之间和之外的封闭面积为七个单位，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柏拉图可能也计算了月球和太阳。

柏拉图的另一个理想的城市——马格尼西亚，被描述（《法律篇》V, 811ce）为资源自给自足，以遏制对海运和外部商业金钱的追求。柏拉图描述了克里特岛的理想政治城市马格尼西亚，那里拥有5040个家庭，整个城市设置了一个循环计划。通过描绘5040户家庭以及马格尼西亚土地的分配，柏拉图将与宇宙的关联隐含于其中：

其次，他必须把国土划分为12份。但首先他应该把一个神圣的地段留给赫斯提神、宙斯和雅典娜（这个地段叫作“卫城”），并把卫城的四周圈起来。然后他把城市本身和整个领土划分为12份，以国土的中心点为圆心呈放射状划线。这12个部分应该是相等的，但根据的原则应是：土壤肥沃的划得小一些，瘦瘠的划得大一些。然后，立法者必须划出5040块地产……

（《法律篇》第五卷，745c）

数字12对应奥林匹斯神的数量，可能还吸收了图利那个城邦的做法，在那里宗教崇拜的活动每年轮值举行一次。早些时候，柏拉图解释了领土划分与理想城市的最佳住户数量：

我们有合适的人口数：5040个农夫和他们的田产保护者……首先把全部数目划分为二，而后同一个数目划分为三。你将看到划分为四和五，直到十。每个立法者至少必须非常懂得算数：在每个国家哪个数目最有用，以及为什么有用。所以让我们来确定一个数目，这个数目含连续除数中的最大数。当然，一个无穷级数可以为了无限的目的作无限次的分割，但是我们的5040不允许超过59次（包括不中断的1到10）分割……

（《法律篇》第五卷，737e-738b）

柏拉图把12作为城市土地的细分数，把5040作为家庭数，显示出了神和神谕之间的密切联系，暗示了毕达哥拉斯对柏拉图的影响以及他为马格尼西亚寻找的与宇宙的联系。

性别是柏拉图世界的固有特征

柏拉图的亚特兰蒂斯神话以及他对于马格尼西亚的描述显示，似乎是他自己拉开了思想与城市之间联系的序幕。这种联系在他的城市-灵魂类比中得以显现，主要贯穿于《理想国》第四卷中，那理想的城市作为一种城市的形式，被证明是全人类共享的普遍范式：

个人也是如此，我们可以假设他在自己的灵魂中有同样的三项原则，这些原则在国家中发现，他可能以同样的方式被正确地描述，因为他受到同样的影响。

（《理想国》第四卷，435）

在《理想国》（第五卷，614-621）中，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神秘的、宇宙的比喻：厄洛斯神话。正是通过这个比喻，宇宙再一次与柏拉图的理想城市相联系。在寓言中，被认为已经死亡的士兵厄洛斯，复活后讲述了他的故事，其中宇宙被证明是天体的主轴，即必要的主旋律。放在命运纺锤上的八个纺轮构成完美的圆：

最外层那个碗拱的碗边最宽，碗边次宽的是第六个，依次是第四个、第八个、第七个、第五个、第三个，最窄的是第二个。最外层的那个碗边颜色复杂多样；第七条边最亮；第八条边反射第七条的亮光，颜色同它一样；第二条和第五条边颜色彼此相同，但比前两者黄些；第三条边颜色最白；第四条边稍红；第六条边次白。

（《理想国》第十卷，615b）

柏拉图毫无疑问地说，天体是真正的宇宙装置，而不仅仅是地球主轴上的隐喻。宇宙螺旋的发条显示出了受管制、阳刚的特点。这种僵硬的男性机制被女性的命运所软化，被协助宇宙主轴的“必然”的女儿们所软化：

她们是“必然”的女儿，“命运”三女神，身着白袍头束发带。她们分别名叫拉赫西斯、克洛索、阿特洛泊斯，和海妖们合唱着。拉赫西斯唱过去的事，克洛索唱当前的事，阿特洛泊斯唱将来的事。克洛索右手不时接触纺锤外面，帮它转动；阿特洛泊斯用左手以同样动作帮助内面转；拉赫西斯两手交替着两面帮转。

（《理想国》第十卷，618a-b）

在造物主神话中，柏拉图将宇宙的起源追溯到原始的复合物。关于可能提到的黄道和赤道大圈的交会点，柏拉图说：

造物者把这整体按长度一分为二，分别取其中点相接，使其形如十字，并使它们各自弯曲，两头相接呈圆形，再在相接处两圆交叉，随后使之作原处连续运动。其一作外圈，其一作内圈。外圈为同的运动，内圈为异的运动。同的运动侧面作向右旋转，异的运动斜着作向左旋转。

（《蒂迈欧篇》36b6）

柏拉图关于跨越宇宙圈的断言与古典希腊时期来自美索不达米亚的黄道和赤道路径的天文观测有关，一些发现大约比柏拉图早2000年。

在《理想国》第五卷里，柏拉图似乎主张妇女平等，这意味着她们可以或应该成为监护阶层的一部分，妇女应该从事音乐和体操活动。《理想国》关于监护人的学识是哲人王，是理想政治。厄洛斯神话在整个十卷书的论述结束时，似乎向《理想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人士传达了一个终极而显著的信息。史前城市与北极星（或其主要方向）精准对齐的情况频频发生，与此相一致，柏拉图似乎展示了亚特兰蒂斯的故事和厄洛斯神话的相似之处，它们都存在于宇宙和理想城市之间。作为秩序井然的世界，理想城市与宇宙的有机联系似乎成了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要传达的最后信息。

南极洲或对跖点世界：关于半球的第一个猜想

柏拉图的世界范式——纺锤-纺轮，只是以“上”半球的形式构造而成。另外，作为纺锤-纺轮的范式，“上”半球的模式似乎是机械的，“男性化”的，它挽救了必然之女——命运的行动。柏拉图突出的、隐含的问题似乎是，世界的“下”半球是什么，谁协助了它的运作？

在《蒂迈欧篇》中，对于宇宙χ的描绘先于对世界三个创始元素的晦涩阐释的讨论之前，每个元素都有两种：可分割的和不可分割的。三个创始元素是同一，是区别，是存在。两个宇宙圈，交叉与字母χ的意象，被柏拉图看作是从三个创始元素的行动中创造出来的。由此，造物主在圆圈上施加围绕其轴线的旋转运动（34c-36c）。三种命运在厄洛斯神话中的并存是可能的和值得商榷的。如果柏拉图的平行构造确实是有意为之的话，女性气质和男性气质在宇宙本身的结构中就是根深蒂固的了。

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描述了一个有灵魂生物和造物主的世界（而不是机械的）。一个超自然的男性人物，使用三个无生命的元素，平衡、区别和存在，创造出了一个无序、无形、混乱和不可预测的持续的运动世界。经过努力，两性平行能够在厄洛斯神话中的宇宙模式中发现，也能在《蒂迈欧篇》中发现。酒神反复无常的天赋、不可预测性或女性气质，似乎在宇宙的“下”半球就这样平行地出现，这个半球必须由造物主统治。类似的是命运三女神和她们的女儿们掌管着“下”半球，机械的、阿波罗的半球，那可能不过是天父的男性造物主通过他的三个无生命的元素，扩展了对宇宙“下”半球的控制。

极有规律的“上”半球与异想天开的“下”半球之间的并行性反映了柏拉图对陆地南半球的态度。虽然毕达哥拉斯已经提出了地球的形状，但柏拉图相信地球是球形的证据是在他的对话集《斐多篇》中出现的，从“上方”看，地球看起来像一个十二面体的球形。

根据西塞罗（Cicero）的解释（《图斯库兰谈话集》第十四卷），天球仪的首创者是尼多斯的天文学家欧多克索斯（Eudoxus）（公元前410—前347年）。作为柏拉图学园的学者，欧多克索斯必然会意识到南半球的存在，而笃信南半球存在的柏拉图式观点似乎也是对早期地球观和宇宙观的回应。在早期希腊神话中，地球被广阔的河流环绕（如荷马的《奥德赛》Ⅻ.1;ⅩⅧ,399; ⅩⅪ,194）。然而，在早期历史学家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看来，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是将地球视为球形的第一人，尽管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将其归功于巴门尼德（Parmenides）、芝诺（Zeno）和赫西俄德（《毕达哥拉斯的生活》ⅩⅩⅤ）。在希腊神话和宗教中，流水被赋予女性的品格。这似乎是对柏拉图洞见的再次确证，他认为南半球具有女性化特征。

在柏拉图众多的弟子中，只有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前322年）明确提出了南北半球的对应关系。在《气象通典》（Meteorologica）中，亚里士多德对地球的已知部分——北半球做了解释，同样也分析了对应的南半球，认为南半球上分布着澳大利亚大陆。在他的猜想中，地球上存在五个地理区域。赤道附近演变出了热带，地球南、北两极发展出了寒带，温带位于热带和寒带的中间区域。（《气象通典》362 a31-35）寒带和热带完全不适合居住，而北半球的宜居部分则被称作世界。

南半球的居民生活在与北半球截然相反的地域，在考察这些居民时，或许可借用与北半球对应的类似性。正如斯特拉博（Strabo）所言，早在公元前2世纪（《地理学》Ⅰ,2.24），马鲁斯的克拉特斯（Crates）就对南半球做出了猜想。他认为南半球存在宜居的温带区域，这一猜想建立在其首个地球仪的构建上。直到公元43年，罗马地理学家彭波尼梅拉（Pomponius Mela）才在《我的地理学》（I of De chorographia）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南半球存在人类活动：

地球被分为东西两半，它们被称为半球。地球呈现为五个不同的水平区域。酷热使得地球中间部分不宜居住，严寒造成地球边缘无法定居。中间的两个部分有相同的年度和季节，但却处于不同的时间。对跖点世界是宜居地，我们生活的地球是另一个。

（罗默，2001, 34）

然而，这一猜想并没有构成让人困惑千年的话题。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欧洲新航路的开辟，这一猜想在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构筑的乌托邦理想城市中渐渐浮出水面，变得越发清晰。

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的性别和地理

由托马斯·莫尔所创作的《乌托邦》于1516年首次问世，乌托邦是对赤道以南的人群及其栖息地所作出的构想。

莫尔构想的乌托邦是传说中的一座岛屿，这一构想可视为早期文艺复兴中的灵感映现，它的原型是柏拉图笔下的亚特兰蒂斯。岛屿的首都城市——理想之城宁静安详，和谐融洽。葱郁芬芳的花园随处可见，城市财产皆为市民共享。在莫尔的乌托邦中，首都是一个空间开放的城市，而非仅有冰冷的建筑，是温情脉脉的社群主义和利他主义而非严酷的统治秩序。正因如此，女性资质也被莫尔的理想社会欣然纳入。

到了16世纪、17世纪，乌托邦小说在欧洲大陆已广受欢迎，同时也成为公认的理想社会代名词。莫尔可能并未意识到同时代的欧洲人为乌托邦的构建所做的工作，例如安东尼奥·埃维里·菲拉里特（Antonio Averlino Filarete）为理想城市的构建建言献策，斯福钦达（Sforzinda）在他的《建筑绘画论》（Trattato di Architettura）（c.1465）中亦为完美城市的实现出谋划策。然而，整个时代的文化语境并未辜负它：乌托邦通常被视为对当时英国社会的一种讽刺。莫尔构想的岛屿上有54座城市，它们几乎完全是仿照首都来设计的。

（城市）靠着缓坡山而立；城镇形状几近方形……街道设计理念一是便于交通，二是免受大风侵袭。建筑物绝非微不足道；透过每一个窗口，可见对面的房屋连绵不绝，这构成了良好的景观。街道有20英尺宽……

（《乌托邦》第二卷）

和谐理念引导着乌托邦的公民规划。乌托邦以农业生产和劳动为主，在这样的背景下，莫尔提出了一些现代概念，将之视为最优城市规模和最佳城市交通的准则。

在乌托邦中，农业广为流行。生活其中的人们均被授以农业知识，并至少在乡村中生活工作两年。在家庭外，女性从事与男性相同的工作。在家庭中，女性尽管操持家庭琐事，但她们享有和男性同等的地位。

综合以上特征和16世纪的女性主义，莫尔确认了乌托邦的地理位置。

赤道下方分布着广袤无垠的沙漠，沙漠两端的距离如同太阳移动的轨迹那样遥远。沙漠因太阳永恒的热而干旱，土壤枯萎，满目荒凉。沙漠中无人居住，到处是野兽出没、巨蟒横行。其中仅有极少数量的人，但他们甚至比野兽和巨蟒还要野蛮残忍。但当再走远一点时，一幅新的场景映入眼帘：一切生命温和地生长，空气不再那么干热，土壤显现出的绿色愈来愈多，甚至骇人的野兽也不再那么野蛮。最后，这里出现了国家、城镇和城市，城市里的人们不仅和邻居交易，还进行海陆贸易，贸易范围直抵那些遥远的国家。

（《乌托邦》第二卷）

地理大发现时代应用了导航术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天文学和占星术，并由此形成了许多科学准则。正如地理大发现显示，在赤道下方的航行将会成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最富刺激性的构想。炼金术和占星术充分利用了行星的名称和象征意义。他们采用中世纪矛和盾的解释来作为火星——罗马战神的象征，采用罗马女神的镜子作为金星——代表爱和美的罗马女神的象征。事实上，中世纪的行星象征可追溯至古希腊。那时用字母Theta代表Thouros，用字母Greek代表Mars，用字母Phi代表Phosphoros。神与晨星，即金星相关。

将火星与北方联系起来的普遍观念出现于早期欧洲神话。举例来说，在北欧神话中，强大的雷神托尔（火星）是女神西夫（金星）的丈夫。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icelli）在一幅文艺复兴绘画中描绘了火星和诞生于海洋的金星，这幅画正是一个有关美和勇气的寓言。火星与北方相关，金星与海洋相连，这样的早期神话性纽带同样暗示了金星和南方的象征性关联。莫尔对这一关联颇为认同，并在其诗化箴言中“强调了金星和火星间的关联性”。

北方被绘制于地图的顶端或朝向上方，南方被安置于地图的底端或面向下方。这样的公约始于公元前2世纪，制定者是克劳迪斯·托勒密（Claudius Ptolemy）。除去个别例外——后来的欧洲地图绘制者，这条公约被广泛接受。莫尔在其文化环境中，很可能因此把上指的火星规定为北方，其方向几乎指向北斗星的方位（英国维度），而把下指的金星确认为南方。两个世纪之后，相似的权宜之计被瑞典博物学家卡尔·林奈（Carl Linnaeus, 1707—1778）所接受。他把南北方向的象征应用到《自然象征》（Systema Naturae, 1735）中，来分别指代男性和女性。

南半球是女性主义的象征，而乌托邦的方位正处于南半球。乌托邦方位的构想与以下观点存在某些契合之处：南半球的人更接近游牧群体，他们迁徙频繁，流动不定。但值得注意的是，早期阿拉伯历史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 1332—1406）在其著作的前言中就已提出这样的情形：北半球经历了从游牧方式到定居生活的跨越发展，同时北半球呈现出男权社会的面貌。

欧洲城市思想中的东方渊源——风水学

莫尔的乌托邦构想在早期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之一便是托马斯·坎帕内拉（Tomasso Campanella）的《太阳城》（City of the Sun, 1602）。在这一理想城市中，坎帕内拉让本土的星术师与中国的星术师结为同盟。但在太阳城中，中国星术师的能力要远远超过本土星术师。因为中世纪晚期显示出这样一个越发明显的事实：中国人已超过欧洲人，尤其是在火药和造纸术上遥遥领先。然而，中国之所以能对欧洲城市思想产生重要影响，可能主要还是借助坎帕内拉《太阳城》的广泛传播。

坎帕内拉作品中所表现出的中国影响集中体现在城市的布局原则上，这些原则的构建依据正是风水学。在古代中国，不管城市是环形、方形还是十字形，帝王的方位总是被置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交会点上，以此喻示帝王处于世界中心。北极星与围绕其旋转的星空构成了与之类似的隐喻：北极星象征尊贵的中心，围绕其旋转的星空正是中心的朝拜者。中国神话中的男权主义观点与“世界支柱”的概念不谋而合。据说，嵩山位居世界中心，其他四座山环绕嵩山而居——泰山（东）、恒山（北）、华山（西）以及衡山（南）。依据道家学说，这世界五大支柱与组成世界的五大元素相契，也与当时所知的五星同构。这一观点正是在风水学的思想体系框架下形成的。在最优选址和对象配置中，风水这一环境神话被宣称为审美标准和有利准则。紫禁城中的帝王位置坐北朝南，这样的设计与北极星的位置非常相似，正如我们所见，北极星周围的天体皆围绕其旋转。到了20世纪，风水学在环境设计中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风水学在建筑设计和经管营造中的应用，使得商业大获成功。

从卡尔·荣格的精神分析学中，我们可以看到风水学中的阴阳观念：他借阴阳观念来阐释女性人格原型和男性人格原型这两个概念。阴阳观体现了两种力量的互补，而这两种力量正是宇宙的基础。阴代表女性的、被动的以及向下寻求力量；阳代表男性的、活跃的以及向上获取力量。阴和阳共生共荣，相互依存，彼此交融转化，而非绝对对立。阴阳互补的宇宙观之起源很可能基于昼夜交替的普遍现象，但风水的真正意义宜从其字面意义寻求：阴代表“背阴之地”，阳意为“朝阳之处”。

然而，坎帕内拉在太阳城中构想的社会政治结构正是深受莫尔的乌托邦的影响。太阳城中的城市布局也是一种宇宙类比，它既是柏拉图笔下亚特兰蒂斯的形象标志，又是古代中国城市设计的生动体现。

从罗马监狱的短期监禁中重获自由后，坎帕内拉开始著书，重新设计城市，这一行为意义非凡。这发生于1959年，那时正处于教皇西克斯（Sixtus）五世（1585—1590）支持下的多梅尼科·丰塔纳王朝。丰塔纳以罗马的圣玛丽亚马焦雷教堂为中心，构筑了四条由它辐射而出的大道。坎帕内拉在其理想城市中设计的四条主干道与中国的城市规划类似：它们均着重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交会。《太阳城》呈现出的景象可能同样指的是罗马的七座山。在山上可见整个城市的美景：

城市的绝大部分区域分布于山上……城市被分为七个网格，并以七个行星的名字命名。交通要道由四条大道和四个大门构成，它们分别朝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城市的直径为两英里或更长，周长为七英里。

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在他的论文《托勒密和维特鲁威》（Ptolemy and Vitruvius）中指出了一个重要关联：城市地理学中呈现的样貌与描述性宇宙学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而且这一关联从古代一直延续至中世纪。科斯格罗夫打破了这样一种僵局：从希波丹姆斯到维特鲁威的城市网格间缺乏纵向关联，从墨卡托到托勒密的城市网格横纵交错不足。通过放射状规划和叠加布局，坎帕内拉似乎在理想城市和宇宙之间构建起某种同构关系。科斯格罗夫在太阳城中对古代中国城市规划思想的运用，使其城市布局发散出柔和的亲近感。这进一步肯定了科斯格罗夫的愿景，而这一愿景正是对思想史和文明史上反欧洲中心论的有力支持。

瓦尔特·本雅明与卡尔·荣格：理想城市和真实街道

坎帕内拉的“太阳城”的影响弥散于20世纪，早期的苏联建筑就留有这一印记。二战期间，知识分子对苏联的支持态度极为普遍，而本雅明关于现代性的观点也正是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激发下形成的。本雅明《拱廊街计划》中的一系列观察性文章与马克思主义愿景一致，这并不为奇。然而，本雅明在后期叛离了马克思主义，这记录于他1940年《历史哲学论纲》（On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的小册子中。当时本雅明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发展还未被其纳入城市思想中，然而到了《拱廊街计划》时，本雅明已经发展出独立的、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他认为，借助早期的理想图像，文明重造了其自身环境。鉴于此，20世纪的城市形式出现了：

在梦境中，每一个时代以图像的形式出现，另一个时代紧随其后，而后者似乎总是沉湎于对先前历史的怀恋……20世纪的城市呈现如下经验：城市居民在收集和生产的集体无意识下构建自己的存储场所，在乌托邦这一新事物的指导下演绎生活。人们的生活布局经历了这样的演变：从构建恒久建筑到痴迷于流行一时的时尚建筑。乌托邦在这跨越千年的演变中留下了自身的独特印记。

借助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概念，本雅明洞见了“超历史元素”。“超历史元素”潜藏在两种城市形式相互渗透的进程中。一是创造理想城市的流行概念，二是接受公认的乌托邦形式。而后者的城市形式恰与前者等同，它们都专注于创造配置城市物品的新方式，即“从恒久建筑到流行一时的时尚建筑”。

在本雅明看来，街道从来都是“集体无意识”的一个主要表现。伊特鲁里亚时期（公元前700年）的城市建构原则所依据的正是意大利半岛上的宗教仪式，这一原则在罗马帝国的广大疆域上延续了将近1000年。希腊神话中的城市创建者尽管是虚构人物，但往往被神化为英雄。在新开辟的希腊殖民地上，街道往往以神的名字命名。本雅明认为，从古至今，街道都是一种媒介。凭借这一媒介，我们的头脑中出现了这样的图像和想法：

街道是集体的居所，而集体的特性是随时迁徙、居无定所。集体在众多建筑物构成的屏障下安然生活、经历、学习、认知，就像个体置于四面墙壁的保护下一样。上漆的店铺招牌熠熠夺目，对集体而言，其价值等同甚至超过了沙龙画，而沙龙画是专为资产阶级设计的墙壁装饰。写有“防御”字样的墙壁是集体的写字台，报纸为其图书馆，收信箱成为器皿，长椅充当家具，咖啡梯田化身为阳台。工作结束后置身此处，不觉心旷神怡，一切问题都变得无足轻重，所有烦恼皆烟消云散。

（本雅明，1933/1999, 423）

本雅明确立了两个元素，正是这两个元素引发了建筑思想与建筑环境的互动。一是理想的城市世界神话，二是真实而纯粹的城市街道。城市形式和融汇其中的城市思想构成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复合体，它融汇了城市分析和精神分析。

此外，在构想这一复合体时，本雅明通过提出街道间相互影响的观点，做出了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猜想，并将这一猜想作为当时建筑环境的感性象征。一方面，街道间的相互影响蕴含着人的思想；另一方面，正是这种相互影响构成了城市文明变革的强大动力。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历史中的城市》（The City in History, 1961, 525-46）中的一个章节——“大都市的神话”中表现出相似的思路，并以之作为以下两者的区分因素：一是真实的城市社会或物理空间，二是虚构而普遍的理想城市。

在审视20世纪城市环境中的个体状况时，本雅明着重关注人与人之间的影响，尤其是由建筑及建筑之间的空地所引发的人际互动。这一城市思想显露出这样的信息：本雅明的展望是理想的城市神话和真实的城市形式的变形，这两者相互影响且持续互动。当理想城市的神话被提出来对抗现实的城市形式之时，城市形式便会随之改变；而当新的城市形式产生之际，理想城市的神话便以相同的方式变革自身。在本雅明看来，当代城市正是两者循环交替的结果，这样的循环在历史进程中持续发生，不曾间断。

性别和现代城市的半球投射

在当前的社会批判语境中，本雅明声称，时装模特和妓女是整个剥削、物化、异化系统的肇始者。女性由此被凸显出来。神话深刻地渗透着人的思想，如果这一理论成立的话，那么不合法的女性代表当推酒神狄奥尼索斯。狄奥尼索斯的本质特性是沉醉和狂喜。本雅明在1928年写作了《单行道》（One Way Street），他在此书的最后部分《天文馆》中写道：

我们无法从现代人中区分出古代人，因为后者对宇宙经验的汲取已不为现代人所理解……尽管如此，现今仍存在与古代相似的现象：人和宇宙间存在视觉关联，这一关联包含了某种生成的预兆。现代人可凭借天文学便捷地建立起两者的关联，而古人与宇宙的交织汇流不同于此，而是呈现出狂喜的恍惚之境。

这不仅是对导致二战爆发的技术文明的批判，而且是对酒神精神饱含敬意的表达。在人们固有的思维模式中，恰恰是酒神仪式造就了技术文明。

近来，本雅明的观点和构想被并置而谈：一是他关于沉醉和麻醉药物的观点，二是他想象的但在当时并未抵达的南美洲。本雅明对两者的并置预示了工业化城市中一个最具争议性的问题。麻醉药物和南半球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但是由于狄奥尼索斯在神话中表现出惯有的迷狂精神，南半球与酒神迷狂精神的微妙联系就变得尤为引人注目。

本雅明的并置观点宜置于2000年前的澳大利亚神话语境中考量，而澳大利亚神话在宗教、旅行文学、探险活动以及发源于欧洲的殖民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一种权威的声音认为，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与欧洲中心主义相关，并成为北半球霸权缩影的本质，这突出地体现在传统地图的绘制中。地图上的北方地区正是欧洲的中心区域，越接近赤道，其范围越小。在漫长的地图绘制史中，这是反抗男权主义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最普遍方式。

1943年3月1日，《生活》（Life）杂志刊登了巴克明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关于海洋和天空互相投射猜想的文章。这一猜想预示着女性主义和地理学影响下的反殖民主义的兴起。柏拉图认为地球是个十二面体，而富勒却猜想世界是个二十面体。富勒极富创见的看法或许是对柏拉图观点的有力推进。地球由二十个相同的等边三角形构成，并被平置于水平面上。在富勒的二十面体网格中，南极洲位于中心，其他大洲则分布分散，海洋是众水之源。由于球体的投射，海洋被最小化了。在《批判之路》（Critical Path）中，富勒宣称，其最大限度投射理论的优点是破除了“上”和“下”的垂直观，而“上”和“下”分别寓指宗教中的“天堂”和“地狱”（第43页）。富勒于1951年提出了网格状的穹顶设计，这一设计以最少的外壳构筑了最大的体积，颇有事半功倍的意味，而制图学恰恰满足了富勒对人类居所的最优设计。

从性别投射的视角可以看出，人类居所的设计与澳大利亚神话密切相关，而这一点在黛博拉·怀特（Deborah White）的近期著作中已有所提及。在探讨澳大利亚在何种程度上被视为“女性”的问题上，怀特指出，与大陆特征相反的是，在澳大利亚的建筑环境中，女性化表达以及物质文化中的原始传统被抑制，并在主要的建筑中缺席。女性化设计集中于大陆半球，在鲜明的对比下，澳大利亚城市的男性化特征凸显出来。

男性化特征与神话中的圆锥石相似，不仅可以在摩天大楼的设计中见到，更可以从其他普通的城市结构中见到。悉尼歌剧院被公认为一座女性化建筑，而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在当代城市设计中，几乎很难找到一个比之更合适的批评对象。贝壳形的悉尼歌剧院是12世纪中期（北欧）建筑师约恩·乌松（Jørn Utzon）的杰作，具有柔美多情的女性特征。而其附近的海港大桥由生钢猛铁打造而成，刚毅冰冷。两相对照，冲击强烈。悉尼歌剧院散发的女性气质与海港大桥体现的男子气概既对立又融合，两种风格迥异的建筑同时并存，相互交融，由此孕生了澳大利亚独特的城市景观。然而，就它自身而言，悉尼歌剧院是男权象征的女性化表现，这极为罕见。的确，从古至今，女性化的城市建筑是非常罕见的。

男性化特征或女性化气质只有在彼此的映照中才得以分辨。同样的，城市及渗透其中的城市思想也宜在相互交织中考量。性别神话与城市形式交织缠绕，但对于融汇于城市形式中广博的城市思想而言，它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从古至今，神话始终是城市思想更迭的推动力——这一假设使根深蒂固的原有观点得到进一步强化：自古以来，地理空间的建构总是以男性为中心。这一假说带来的后果是不言而喻的，它不仅会引发对人类建筑的控诉（这一控诉由以吉琳·罗丝为首的地理学家提出），而且也将解放饱受性别偏见拘囿的地理知识。作为瓦尔特·本雅明著作的有益补充，这一假说表达了相应的吁求：承认将女性化隐喻置于城市形式的必要性与合法性。

结论

城市形式中的女性特性不仅流溢在城市建筑及设施上，也充盈于城市的空地中。在荣格集体无意识的精神分析中，阴阳两面的思想互会交织。男性都携带有女性化因素，这被称为女性人格原型；而女性则无一例外地具备男性化特征，这被称为男性人格原型。城市形式作为虚构神话和现实环境交织的产物，同样蕴含了女性气质和男子气概两种形态。循着荣格观念的理路分析，可以看出，建筑环境中并存的刚毅与柔情是城市形式模型的混合物，而城市形式的模型数量繁多，生动可感。自古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城市形式中的女性化特征集中表现于城市的“空隙”空间中，如街道、广场、公园、河岸、小巷，以及建筑物之间的空隙。

根据本雅明自身的悲剧本质来看，他的当代城市形式观点并不完整。因为“在有关城市的实际细节上，本雅明做了大量积累，但在建构系统理论时却拒绝将其纳入其中”。城市设施和高楼大厦既同时存在，又彼此影响。与本雅明这一洞见相一致的是，恰恰由于建筑的本性，城市结构成了男性象征。本雅明反复强调应给街道空间以足够重视，而街道空间正是最常见的城市空隙。本雅明的强调实际上指向了一个亟待我们重视的事实：城市形式中的空隙设计正是女性化的表达。

极具象征意味的是，相较于开放的城市空间及其配置，当前的城市问题与城市建筑设计的关联要淡漠得多。在开放的城市空间中，充斥着交通拥堵、公然犯罪、乱停车辆的丑陋现象，以及“棕色地带”的难题，还有城市基础设施的匮乏及其维护措施的缺失，而这些似乎恰恰是男性化的表征。男性化特征集中体现在固定的建筑物上，而这些庞然建筑排挤了城市空隙的珍贵意义。为了给城市形式赋予女性气质，我们便不可仅将城市空隙视为建筑物间的裂隙，而必须将其视为城市规划的主要考察因素，重点关注，仔细考量。性别神话尽管模糊不清，但应当将其视作城市形式的基础性来源和关键性因素。

神话中的性别象征在某种程度上描摹了建筑和空隙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正是城市形式更迭的一个重要方面。即便不能立竿见影，对这一事实的洞见与承认或许有助于解决与城市空间相关的难题。在现代城市中，空间的利用状况、承载力和利用不足的问题使人产生城市功能障碍的感觉。这一感觉的产生似乎正确证了城市空隙的重要性，而城市空隙在过分强调大型建筑的语境中，曾被长久地忽略。

时至今日，名目繁多的城市理论妥帖地解决了公共事业、意识形态、社会问题、经济障碍，甚至棘手的宗教难题，但是却难以处理神话问题和人类无意识的困惑。然而，这一观点——神话是城市形式与城市形式的主要关联者——业已被证实。神话中的性别与城市设计、城市结构以及城市中的对象配置之间存在某种关联，这在当代城市问题的讨论中，确实是一个极为妥帖的话题。本雅明暗示了建筑环境和人类思想之间的关联，作为思想史的一个方面，这一暗示可谓是一个划时代的进步、一场城市环境的革命，并且应被视为《文化与理智》（Cultural and Intellectual）中城市得以持续发展的基本问题。然而遗憾的是，有关这些话题的探讨进度极为缓慢，甚至全然未被提及。

由性别、神话和建筑环境构筑的三重关系是对这种事实的有力支持，这一被掩盖的事实是，城市形式和包蕴其中的思想相互贯通，彼此共融。希腊城邦和神话即为早期例证，它们从深层上指出了自身的史前起源。自人类历史曙光初现之际，神话而非理性就成为城市形式演变的驱动力量，并且隐藏其后，不露声色。城市地理、规划、设计呼唤契合其所需的范式转变，而本雅明以上谦逊的看法可能正有助于此。或许，对于本雅明的未竟之业，我们没有更好的敬意之词了。

鸣谢：由衷感谢丹尼尔·隋（Daniel Sui）以及贵刊两位匿名评审对我的早期研究所提出的宝贵意见。

（译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跨文化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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