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对北大精神的诠释

黄楠森

北大的传统究竟是什么？这是北大人一直在思考和讨论的问题。有人说是兼容并包（或兼收并蓄），有人说是综合创新，有人说是科学与民主……观点分歧，莫衷一是。我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不过，我认为“传统”这个概念太宽泛，内涵繁杂，可以视为传统的很多，如各种制度、各种观念、思想、理论、方针、风俗、习惯，等等，我想大家追问的不是所有这些东西，而是某种在北大漫长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最广泛共同性和持久作用而存在于北大师生员工的头脑中的精神，可以简称为北大传统精神或北大精神。那么，北大精神究竟是什么呢？

北大自建校以来，已经110年了，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898～1949年，共51年，是北大在时局动荡中诞生和逐渐成长的阶段；二、1949～1978年，共29年，是北大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曲折发展的阶段；三、1978～2008年，共30年，是北大在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中顺利发展的阶段。如果从1942年我进入西南联大算起，我在北大已学习和工作了66年，超过了北大年龄的一半，贯穿了它的发展的三个阶段，对北大精神有亲身体验，应该对北大精神有所理解。下面我就把北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按照学校发展的三个阶段来谈谈我的看法。

北大精神就是兼容并包，这是大家谈得最多的。我认为这无疑是北大精神的一个因素，但很难说这是北大精神的核心因素。兼容并包精神就是一种宽容的态度，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允许进入北大，不故步自封，不党同伐异，但这并不是说北大没有选择，不分是非，不辨好坏。宽容提供一种宽松的环境，使真的好的脱颖而出，为师生主动接受。宽容本身不是目的。

综合创新无疑比兼容并包前进了一步，是北大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仅仅综合创新不免失之笼统，因为新的不一定是真的好的，我们追求的不是抽象的新，而是新的真理、新的科学、新的优秀的品格和风气。

在我看来，把追求民主与科学看作北大精神比较合适，这种精神如果将其内涵稍微扩大，表述为关心国家大事，投身学术事业，也许更为贴切。北大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本来就是戊戌维新的产物，是按照西方大学的模式创立的，在政治上是进步的，在内容上是科学的，所以尽管陈独秀于1915年在《青年杂志》上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时并不在北大，这个口号无疑易于为北大师生所接受。不久蔡元培主持北大工作，提倡兼容并包，陈独秀和李大钊先后被聘为北大教授，又经过五四运动，北大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高举起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同时，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民主与科学虽然保留原有形式，但实质上在一部分人心目中，已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口号。后来在北大的历史中，除了经常性的教学工作外，最使人关注的就是两件事：一是关于国家大事的议论与行动；二是各门学科的理论研究与建设。前者如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和历次政治运动，后者如历次学术争论和静悄悄的学科建设。当然，这两件事往往是互相交错、互相渗透的。北大就是在这些活动中逐渐形成规模、逐渐完善、徐徐前进的。我未曾亲历1942年前的北大，下面谈谈我1942年入学后的一些亲身体验。

1942年秋，我考入西南联大物理系。我投考西南联大物理系的一个因素就是听说西南联大物理系是东亚第一，超过日本。后来由于个人原因，我转入了哲学系。哲学系也是以学科齐全、水平一流而闻名全国。当然，整个西南联大的规模与水平不是由北大一校决定的，然而北大是主要决定因素之一。当时，令我大开眼界的是西南联大教师的各种形势报告和学术报告，使我像一个井底之蛙那样从一口深井一下子跃入了大江大海，感到世界是那么广阔无边，那样丰富多彩。当时学生政治运动是比较沉寂的，后来有人告诉我，那是因为不久前西南联大地下党由于反对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具体指孔二小姐从香港乘飞机回重庆时大办妆奁，却拒绝接回民主人士）遭到破坏。这种沉寂状况一直延续到1945年上半年。

在我进入西南联大后的三年中，也就是抗日战争的最后三年中，曾出现过两次参军的热潮，这曾长期被看做“问题”。一次是1943年下半年，国民党政府号召大学生参军做美军翻译；一次是1944年底，国民党政府号召大学生和高中生从军。联大学生热烈响应号召，《西南联大纪念碑》（北大西校门内有其复制品，原碑存昆明西南联大校园内）背面近千人的从军学生名单中绝大多数是在这两次热潮中参军的。当时的参军无疑有两面性，一面是抗日爱国行动，一面是增强了国民党的军事力量。那么，从整体上说，它是什么呢？学生报名参军是为了什么呢？我是1944年12月报名参军的，我是为了什么呢？

当时日本侵略军占领了贵州独山，西南震动，国民党政权趁机号召知识青年从军，保家卫国。实际上抗日战争已接近结束，日军失败已成定局，它进攻西南是为了廓清铁路两厢以保证其安全撤退。吸收知识青年从军的主要目的是提高军队现代化水平，为内战作准备。地下党用大字报指出这是一个阴谋，因此报名开始之后应征者寥寥无几。联大当局在截止期前一日召开动员大会，邀请几位知名教授作了动员报告，第二天报名者一下子增加到了300人。1945年初真正参军的达200人。我也是最后一天报名的，而且报到了。我当时一方面是把形势看得太严重了，另一方面也下定决心，如果被命令把枪口对准共产党，我就设法离开。我自认为参军是关心国家大事的爱国行动。大家知道，后来无论是参加翻译工作，还是参军，都是一个政治历史问题，是受到审查的。改革开放后，北大西校门内竖起了刊有从军学生名录的纪念碑，才算给抗日时期的参军事件下了最后的结论：这是一次爱国行动。在我看来，这次行动的性质同北大历次进步学生运动的性质基本上是一致的。

在参军的半年中，联大学生也把民主精神带到了部队里。1945年1月，联大学生参军不久就被送到印度集中编入中国汽车兵第一团的两个连中，全团士兵都是大学生或高中生。团长是金陵大学毕业生，后又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他一再强调政府的军队不能有反政府的言论和行动，同时在生活上表现出很“民主”。他不顾军官的反对，规定各连成立由士兵选举组成的生活委员会，由生活委员直接从团部领取给养，或直接发给士兵，或交厨房在生活委员监督下使用。这样就截断了军官们克扣中饱的可能。我认为这是团长慑于学生们的民主思想而采取的措施，这在国民党军队中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尽管如此，联大批评政府的民主之风仍旧吹了进来。

1945年五四纪念日过后不久，我们连一位联大同学收到联大学生会发表的要民主、反内战的《国是宣言》，他读了几句，大家一下子就活跃起来，争着要看。他于是把《宣言》贴在墙上供大家观看。大家纷纷议论起来，惊动了连长，他立刻撕下报告了团长。当天夜里，接到《宣言》的同学就被宪兵逮捕了。后来才知道，联大同学寄了许多张《宣言》来，都被团部扣下了，这一张是“漏网之鱼”。同学被捕，生命未卜，大家立即行动起来，选出代表，要求团长设法营救。团长怕事态扩大，表示一定要大力营救。几天以后，这位同学得以无罪释放，但调到另一部门做翻译，不让回部队。事后，联大同学被分散到全团各个营连。我从这件事得出一个结论：现实与想象的差距很大，此处绝非可以久留之地。

现在自我评论一下当时北大精神对我的影响。尽管我在进入联大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共产党已略有所知，对国民党的腐败、反动也有所认识，但基本上还是一个中间群众。联大民主精神的熏陶使我慢慢地睁开了眼睛，特别是1945年秋，抗日战争已经结束，我随多数同学一起回校复课，当时国内形势日趋复杂和紧张，联大学生政治运动日益高涨，“一二·一事件”使学生们看清了国民党的反动面目，民主运动更加高涨。1946年5月，三校复员，我选择了北大。我先回四川富顺老家度暑假，准备秋天去北平报到。暑期中传来了李公朴、闻一多教授在昆明遭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我因父亲病重，在家休学半年，年底又传来北平学生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的消息。所有这些都大大影响了我的政治倾向，并使我体验到北大的民主精神。因此，当我1947年春到北大复学后便积极投身北大民主运动，1948年毕业前加入了共产党。我虽然没亲历过抗日战争前北大民主运动的洗礼，就是北平解放前这短短的六七年，北大的民主思潮也犹如一股炽热的铁流烘烤着我，最后使我熔化进去。

民主精神塑造学生人格仅仅是北大精神的一个方面，它的科学精神对学生人格之塑造也是至为深沉和久远的。当然，我在高中时对现代科学已有初步了解，只是进了联大后我才在长期日常的学习中树立了牢固的科学思想。我在物理系学习了一年。我不是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学生，一年后就转学到哲学系了，但那一年我还是认真学习了的。联大的设备很简陋，但基本实验一次也不能少，老师要求很严。我在实验中获得的数据比标准数据误差总是很大，但我仍从实验中得到了科学的锻炼。我经常在反思，我至今坚持不渝地走哲学的科学化的道路，恐怕同我受过一年的物理学的磨炼有一定的关系。转学以后，我不再从事自然科学的学习，就谈不上有什么亲身体验，我还是以哲学为主谈谈科学问题。

我是在1943年秋转入哲学系学习的。哲学是一门学科，但在当时不被看成一门科学。郑昕先生讲的“哲学概论”，实际是从古希腊哲学开始到康德哲学为止的历史，不是一个理论体系。老师强调的是它的学术性。什么是学术呢？一般理解，学术有两项内容：一是对资料的收集、考证、鉴别、整理，一是对分析、综合、论证、体系构建，尽可能排除主观臆断、利害考虑，特别是政治影响。我认为按照这种理解，学术性的核心其实就是科学性。但是，“学术性”概念比较含糊笼统，说哲学是学术，大家都能接受；说哲学是科学，恐怕没有几个人能接受。根据我几十年的体验和反思，哲学研究的最后目标仍是真理，哲学研究也是科学研究，推动哲学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科学精神。

我在高中时就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苏联出版的《新哲学大纲》，对哲学虽然是一知半解，却已有这样的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新哲学，是科学。联大哲学课程中没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没有一个老师讲马克思主义哲学，当然更没有老师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但是，不管哪派哲学家，不管他是否承认真理是与客体一致的认识，都认为自己的观点是真理，是正确的。历史上的哲学家和我在课堂上面对的哲学家没有一个说，我的话都是胡说八道，或说，我的话无所谓正确不正确。当然有个别哲学家宣称自己说的与外部世界无关，只是自说自话，但他们也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实际上，古今中外的哲学家们举的旗帜也是民主与科学，而不仅仅是民主。

大家知道，北大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最早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基地，为什么它在联大却没有一席之地？其原因也是人所共知的，那就是因为它不仅是科学，也是政治。自1927年以来，倡导一般的民主，即西方民主，还可以勉强存在，而倡导马克思主义的或共产党的民主在国民党统治区将被赶尽杀绝。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而重新回到北大的，它先是在地下，不久由于全国解放而进入北大课堂，并进入各种课程之中。

总起来看，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在北大发展的第一阶段都在不断加强，呈现出不断进步的过程，而且民主与科学之间的关系也比较协调，基本上相辅相成，互相推动，这是北大精神的形成与比较顺利发展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北大精神的发展进入第二个阶段，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明显地加强了，但1957年以后，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都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北大走上了一条曲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公开地回到了北大，而且它的系统性较之从前大大加强了。不可否认当时强调向苏联的系统理论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弊端也影响了北大，但那种规模的系统学习、普及和研究毕竟是过去无法比拟的。系统地学习、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无疑有利于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巩固和增强，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政治理论，而且是一种科学理论，它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把哲学、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科学。因此，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年内，北大精神在两方面都大大地增强了。北大哲学系进入了它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全国六个大学的哲学系师生并入北大哲学系，使它的规模与完整的程度超过了西南联大的水平，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学科齐全，哲学各学科开展了系统的学科建设。1957年反右运动使整个国家的生活进入复杂和动荡之中，北大精神经受着折磨、锻炼和考验，这种状况延续了整整20年之久。

在这段时间里，北大的政治热情和民主精神被引导到“左”的极端，乃至真假难辨，是非颠倒。这不仅把北大民主精神引上了歧路，科学精神也遭极大的蹂躏和伤害。“文化大革命”初期“停课闹革命”，科学建设完全陷于停顿。后期恢复招生，最初排斥系统教学，提倡所谓“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后来才逐渐恢复系统学习。当然，不能认为在这段时期，北大精神已完全消解，荡然无存了，但是被扭曲了，被破坏了，被削弱了。

但是，真正的北大精神仍然在坚持，在发展，因为据我所知，仍然有不少北大师生在坚持，在推进多年形成的北大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我没有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不能提供准确无误的资料，还是谈谈自己的亲身经历吧。

1957年春天鸣放阶段，我响应中央号召，对当时的国内形势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由于这些看法与后来公认的观点不一致，在1958年受到批判，被定性为“右派言论”，我于1959年春被开除了党籍。我反复思索，认为自己的观点还是符合事实的，而且即使是错误的，在党章上也找不到应该开除党籍的根据。因此，我坚信我的行为符合党内民主，对我的错误处分终将得到纠正。我在思想上对此没有动摇过，因而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共产主义的信仰也没有动摇过。正是在这种思想支持下，近20年来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也没有停顿过。这里有两件事可以为证。

一件事是1959年以后一批当时视为不宜授课的教师被安排到哲学系编译资料室工作，我也以同样原因被调到资料室担任副主任。有鉴于列宁《哲学笔记》缺乏一本能帮助读者读懂此书的注释，我们组织了几位外语能力较强的教师来编写注释。列宁虽然是一个政治领袖，他的《哲学笔记》却是本纯粹学术笔记。我们于20世纪60年代初写成50多万字的《〈哲学笔记〉注释》，当时在各高校内部交流，80年代初公开出版，此书对哲学专业学生学习《哲学笔记》发挥了明显的作用。

另一件事是1972年，我们乘周恩来总理发出恢复高校系统学习的指示之机，向哲学系的军宣队、工宣队建议集体编写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准备在哲学系开设这门课程，得到了批准，我和几位教师集中到办公楼中的一间屋子里开始编写，一年多写成了初稿（只写到斯大林）。由于有这些准备，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开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北大是我国高校最早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的学校之一。

这些事可以说明1957年以来，北大精神受到一定的抑制和扭曲，但并非毫无进展。我个人的力量虽微不足道，但我深信北大的各个教研机构一定有不少人的工作仍然有助于北大精神的建设和发展。这时的北大精神像一股暗流在寒潮滚滚之下默默流淌着，蓄势待发。这就为第三阶段的大发展作了准备。

改革开放之后，“左”倾思想路线逐渐被纠正了，30年来，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推动了全国政治生活和生产活动顺利前进，也推动了北大的政治生活和教学活动正常展开。北大师生一贯高度关注国家的改革开放事业，对重大政治事件表达自己的见解，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努力开展系统的严格的教学活动和科学的学科建设，使北大的思想水平、教学水平和科学水平达到北大历史上最高的阶段。北大精神在这个过程中不但恢复了原貌，发挥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而且大大发扬光大了。

还是以我个人的亲身体验来说吧。

我在1978年底恢复了党籍，对我的错误处分被纠正了。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是正确的，北大精神应该坚持下去。30年来，在这些思想的支持下，我做的工作超过了前30年，而前30年我处于27～57岁之间，这30年我处于57～87岁之间；前30年差不多是法定退休年龄前年富力强的阶段，后30年差不多是退休后年老力衰的阶段。这30年我做的工作主要是与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从事学科的科学建设。首先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建设。在与北大哲学系同志一起从无到有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课程的基础上，我参与编写或主编了三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材和一种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专著，教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3卷本）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卷本），专著是耗时13年、57人参加撰写的400万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8卷本）。这些努力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在中国建立起来。

其次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我在1986年参加了当时8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参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项目，其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目前，我所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创新研究”正在进行之中，这是一项更大规模的项目，还得到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的大力支持，不久即将完成。

再次是马克思主义人学研究。人学是一个新兴学科，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和一批同志在北大筹建了人学研究中心，组织和建立了中国人学学会，2005年以北大学者为主出版了《人学的理论与历史丛书》3本，近200万字。人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得到了社会和学术界认可。

最后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文化是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但一直缺乏系统的马克思主义文化学，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参与了文化问题的讨论与研究。我参加主编的，于1999年出版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研究》就是这些研究的成果。

此外，对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的研究和宣传，我也写过一些文章，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

我所参与的这些科学研究活动在整个北大的科学研究活动和成果中不过是沧海一粟，整个北大的科学活动和成果，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水平之高，是前30年无法比拟的，更是新中国成立前难以想象的。

这些，我想就是北大精神在今天结出的硕果，而这些成果反过来又会使北大精神更加硕大，更加深邃，更加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