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谓北大真精神？

闻朔

我们研究北大的传统和精神，就是要研究那些只有北大独有或多有而其他大学没有或少有的东西，那些最能体现北大精神价值的东西。究竟什么是北大真精神？愚以为那就是陈寅恪先生概括的两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一

独立之精神，包括独立人格、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等等，而最难能可贵的，则是独立人格，因为它是独立精神的基础。

什么是独立人格？先贤曰：“君子群而不党”,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士可杀，不可辱”，这就是独立人格。

先贤们的这种独立人格，被北大人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形成了自己的校格。我们只要举一些北大人的事例，便可看出独立人格在北大世代相传的轨迹。

众所周知，北京大学是戊戌变法的产物。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开办京师大学堂，设立管学大臣总管其事。第一任管学大臣（即京师大学堂校长）孙家鼐算是平安无事，第二任管学大臣许景澄是个开明派，曾出任清政府驻俄、德两国公使，1900年回国接任管学大臣兼铁路大臣。就在这时，发生了“庚子事变”。打着“扶清灭洋”旗号的义和团，在慈禧太后和刚毅等后党大臣的支持下，肆意烧杀抢掠。代表着“新政”和“洋务”的京师大学堂，自然是被冲击对象。义和团在刚毅“学堂皆养汉奸之所”的煽动下，发出“揭帖”（传单）:“二十九日，将拆毁同文馆、大学堂等，所有师徒，均不饶放。”许景澄与太常寺卿袁昶对西太后导演的这场闹剧非常反感，两人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要求取缔义和团无法无天的活动，保护使馆、学校和铁路。然而冥顽不化的西太后竟然下令将许、袁二人诛杀。许景澄在就义之前，从容交代了他经手的京师大学堂款项及有关文件，说是“不可便宜了外人”。因此，在北大校史上，留下了这样一笔：“景澄以极谏清廷勿信拳众遭冤杀。”可以说，许景澄是坚持独立人格而殉难的第一个北大人。

1912年民国成立，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由严复出任第一任校长。此时的北大，校事一团乱麻。当时的教育部以经费短缺、管理不善为理由，拟关闭北大。严复连续向教育部上了《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和《分科大学改良办法说帖》，陈述北京大学不可停办的理由：“今世界文明诸国，著名大学多者数十，少者十数。吾国乃并一已成立之大学，尚且不克保存，岂不稍过？”在严复的坚持和社会舆论的压力下，北大争得了生存的权利。这是严复对北大的贡献，也是独立精神的胜利。

袁世凯死后，蔡元培回国接任北大校长。他从到校就职第一天起，就致力于北大的整顿和改革，把这个“官僚养成所”改造为名副其实的全国最高学府和新型大学，开辟了北大的新纪元，可谓居功至伟。蔡元培长校期间，不仅自己总是奉“东汉之党人，南宋之道学，明季之东林”为圭臬，而且一直勉励师生以继承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传统为己任，在社会堕落、政治腐败的浊世中伸张正义，面对挑战永不退缩。

蔡元培言传身教的独立人格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北大人。新中国成立后，这种精神也被北大人继承下来。为了捍卫真理和学术尊严而“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到战死为止”的马寅初，坚持向毛泽东直言和拒绝批孔的梁漱溟，就是他们之中的杰出代表。

关于马寅初校长的事迹，笔者在《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怀念北京大学老校长马寅初》（《同舟共进》1998年第5期）一文中已作详细介绍。这里只想补充一点：1927年12月，马寅初在杭州北大同学会上作过题为《北大之真精神》的演讲，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回忆母校自蔡先生执掌教务以来，力图改革，五四运动打倒卖国贼，作人民思想之先导。此种斧钺加身毫无顾忌之精神，国家可灭亡，而此种精神当永久不死。然既有精神，必有主义，所谓北大主义者，即牺牲主义也。服务于国家社会，不顾一己之私利，勇敢直前，以达其至高之鹄的。

三十年后，马寅初用行动实践了自己的箴言。

梁漱溟是又一个持独立精神的北大人。他早年与毛泽东交上朋友。1953年9月中旬，中共中央邀请100多位民主人士征求对党的“总路线”的意见。梁漱溟在会上发了言，大意是说：有些农村干部把持乡政权，违法乱纪，生产没有搞好，农民吃不饱，跑到城里当小工。有的露宿街头，埋锅造饭，影响市容。公安部门今天把他们送回去，明天他们又来了。“工人农民的生活有九天九地之差”。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希望共产党进了城不要忘掉了农民。对农民施行仁政，要体恤农民，云云。会议开了一半，毛泽东来了。他在讲话中不指名地批评了梁漱溟，大意是：有人提出施行仁政，讲这个话的人大概是孔孟之徒吧！至于说工农之间有九天九地之差，是想破坏工农联盟，反对总路线。梁漱溟对这一批评不服，便写信给毛泽东申辩道：“你说反对总路线，破坏工农联盟，我没有这个意思，你说得不对。请你收回这个话，我要看看你有没有这个雅量……”毛未予理睬。9月16日至18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7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全国政协在京委员列席这次会议。梁漱溟又当面要求毛泽东收回他的讲话，说是“要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这可把毛泽东激怒了，于是劈头盖脸地猛批梁漱溟，这就是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

1973年10月，江青发动了“批林批孔”，并在群众大会上捎带点了梁漱溟的名。梁感到莫名其妙，只好保持沉默。然而，既然“文革旗手”点了名，哪能容得你沉默？在全国政协学习会上，人们逼着他对“批林批孔”表态。他一开口，便引发了一场新的风波。

1974年2月24日，八十一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楚楚，提着鼓鼓囊囊的皮包走进政协会议室。他把讲稿、参考书、笔记本整齐地放在茶几上，站起来向大家鞠个躬，就像当年在北京大学讲坛上授课那样侃侃而谈，题目是《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他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肯定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上的成就，并针对当时所发的中央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说：“林彪是不是要走孔子之路、行孔孟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所以，“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他的这番话，完全是跟中央文革唱反调的。消息传开，轰动了北京城。于是，全国政协的“批林批孔”发展成了“批梁”。从1974年3月至9月，大小批判会开了100多次。给他扣的帽子是“孔老二的孝子贤孙”、“孔孟之道的卫道士”。梁漱溟的态度是：“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所以他每会必到，到则沉默。到了9月底，政协开了一次总结性的批梁大会。主持人再三要求他谈谈对批判会的感想，他只说了一句话：“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11月18日，梁漱溟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一文，重申他的“不可夺志”的立场。有人要他对这句话进行解释。他说：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到压力的人说的话。“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守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夺掉他的，但是这个“志”却无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坚持独立人格，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末，像一条红线贯穿于北京大学的历史进程之中，这才是最具特色的、其他高校没有或少有的“北大真精神”。

二

自由之思想，包括思想自由、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其中最难能可贵的是思想自由。

北大精神自由的传统，也是从蔡元培长校后逐渐形成的。

蔡元培在《我在教育界之经验》一文中阐明了他的办学思想：“我对于各家学说，依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之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即使彼此相反，亦听他们自由发展。”1918年11月，他又在《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礼记·中庸》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足以形容之……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即经济学）之干涉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吾国承数千年学术专制之积习，常好以见闻所及，持一孔之论……吾校兼容并收之主义，而不致以一道同风之旧见相绳矣。”

为了贯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蔡元培在北大推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

（1）广揽人才，充实教师阵容。文科方面，他上任不到十天，就聘请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到校担任文科学长（即文学院院长），接着又聘请胡适、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沈兼士等新派人物担任教授；理科方面，聘请了李四光、王星拱、任鸿隽、朱家骅等有真才实学的名家；法科方面，则聘请了马寅初、陶孟和、高一涵、周鲠生等知名学者。而对于那些不称职者，哪怕他是皇亲国戚或外国人，通通解聘。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群英荟萃。

（2）容纳异己，尊重学术自由。蔡元培长校前的北大文科教席，基本上被桐城派和章门弟子占领。蔡先生是一位众所周知的新派人物，然而对于原任教员，只要他有真才实学，哪怕是被人斥为“桐城谬种”或“选学妖孽”的人，如辜鸿铭、刘师培、陈汉章、黄侃等，照样留用。于是在北大课堂上，便出现了穿西服者与留长辫者同台授课的生动场面。

（3）鼓励办刊，提倡社团活动。在蔡元培的鼓励和支持下，北京大学出版的刊物和成立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至1919年初，北大出版的刊物有《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新青年》《每周评论》《国民》《新潮》《新闻周刊》等十余种；成立的社团有新闻研究会、哲学研究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社、化学研究会、数理学会、音乐会、体育会、技击会、进德会、雄辩会、平民教育讲演团、阅书报社、学余俱乐部、静坐社、消费公社，等等。这些刊物和社团，为活跃师生思想、参与社会活动提供了园地和场所。

（4）大刀阔斧，进行体制改革。诸如扩大文、理科规模，设立各科研究所，改年级制为学分制，等等。而最重要的是实行民主办学、教授治校。学校设立评议会作为最高领导机关，评议会由校长、各科学长和教授代表组成，教授代表由教授们自行互选，任期一年；各科成立教授会，主任由教授们互选，任期二年；由各科教授会主任组成学校教务处，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教务长由教授会主任互选，任期一年。马寅初被推举为第一任教务长。

以上四个方面的整顿和改革，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内的一场破旧立新的革命，使学校面貌焕然一新，迅速呈现出百家争鸣、生动活泼的局面。继蔡元培之后担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先生，曾这样描述当时北大的情形：“保守派、维新派和激进派，都同样有机会争一日之短长。背后拖着长辫、心里眷恋帝制的老先生与思想激进的新人物对坐讨论，同席笑语。教室里，座谈会上，社交场合，到处讨论着知识、文化、家庭、社会关系和政治制度等等问题。”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八个大字，在北大人的心中深深地扎了根，它像是一把火炬，照亮了一代又一代北大人的心。

1919年，李大钊在《危险思想与言论自由》一文中写道：“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无论什么思想言论，只要能够容他的真实没有矫揉造作的尽量发露出来，都是于人生有益，绝无一点害处。”又说：“思想是绝对的自由，是不能禁止的自由，禁止思想自由的，断断没有一点的效果……我奉劝禁遏言论、思想自由的人注意，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这位北大教授、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话，说得多么好啊！

1923年，时任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在《北大之精神》一文中，重申了蔡元培提出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办学方针。他说：“本校屡经风潮，至今犹能巍然独存……这是什么缘故呢？第一，本校具有大度包容的精神。自蔡先生长校以来，七八年间这个‘容’字，已在本校的肥土之中根深蒂固了。故本校内各派别均能互相容受。平时于讲堂之内，会议席之上，作激烈的辩驳和争论，一到患难的时候，便共力合作。第二，本校具有思想自由之精神。各种思想能够自由发展，不受一种统一思想所压迫。故各种思想虽平时互相歧异，到了有某种思想受外界压迫时，就共同来御外侮。引外力以排除异己，是本校所不为的。”蒋梦麟的这番话，可谓得蔡元培之真传，不愧是蔡先生的得意门生。

1935年，时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一文中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它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真理，不认个人的利害。这就是我们当时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他还指出，马克思、恩格斯“都是这个时代（维多利亚时代）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产儿”。可见，胡适也是思想自由和独立精神的积极鼓吹者。

现在有人说，思想自由是北大前五十年的传统，后五十年的北大，这一传统早已不存在了。愚以为不然。因为一种传统只要在人们心中扎了根，它就总要发芽、开花，结出独立精神的果实来的。

最近，经济日报出版社推出了一本书，叫做《原上草》，其中收集了1957年反右运动中北大“右派学生”撰写的大字报原文，从中可以窥视出这批当年具有独立思考精神的年轻人继承北大思想自由传统的轨迹。

北京大学是五四运动的故乡，北大儿女是五四的后裔。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五四的血液，在社会主义的五四时代，我们要学会五四先辈们大胆提问、大胆创造的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文化。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指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

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规定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的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的民主是不存在的。

斯大林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骄傲了。但是他可以破坏法制，进行独裁，进行疯狂屠杀的保证又是什么呢？……是由于共产党员对国家政权的绝对控制，国家权力的高度集中。正是由于这种高度集中的权力，才使斯大林后期可以胆大妄为，犯出一切错误。如果苏联在国内消灭了阶级对立以后，实行高度的民主，政权不是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则一切错误都是可以避免的。

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不论是集中于个人，还是自称是一贯光荣正确伟大的集团，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如果这个集团犯了严重的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副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的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差别……（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上已出现一定的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人民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得不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

四十年前北大学生的这些“右派言论”，道出了先觉者的远见卓识，这是北大思想自由传统迸发出来的璀璨火花。人们只要将这些言论同邓小平同志的文章《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对照一下，就可以发现，两者的看法多么相近，甚至连个别用语都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当然，小平同志的精辟论述，现已成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我们要高举的一面旗帜。而那些思想超前的先觉者呢？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所以我说，“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才是北大真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