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一 研究背景：从乐观到悲观的非洲经济发展问题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郊区，有一位叫阿玛丽奇的10岁小女孩。阿玛丽奇这个名字在当地语言里是“一个美丽的人”的意思，她是家里四个小孩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她每天凌晨3点起床到附近的桉树林里捡桉树的树枝和叶子，然后步行拿到城里去卖，以换取一点微薄的收入贴补家用。阿玛丽奇说：“我不想一辈子都捡柴火。但现在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我们都很穷。我们所有的孩子都要去捡柴火，这样才能帮助父母养活我们。我更想去上学，再也不想为钱的事发愁了。”

像阿玛丽奇这样的孩子在非洲是非常常见的。从各个乡村通向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的道路上，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妇女和女童正在朝着城里的方向行进。她们小到9岁，大到59岁。每个人都挑着柴火，被压弯了腰。沉重的担子驱使着她们小跑前进，她们就像是被隐形人驱赶着的奴隶。她们从距离亚的斯亚贝巴几英里远的大片按树林里捡拾柴火，前往城里。妇女们将这些柴火带到城里的市场上，在那里出售。卖柴火的钱就是她们一天的收入，为了获得这些钱，她们要用一天的时间步行往返于城市和农村之间。

任何人都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像阿玛丽奇这样出生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孩子，很多事情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因为她的肤色，她可能会受到种族歧视；她在5岁前死亡的概率是11%，她的预期寿命为56岁，她仅有55%的可能性顺利完成小学教育，仅有8%的可能性能够进入大学学习，但因为她的性别，她也可能一辈子都无法进入学校学习；长大以后，她可能会是3、4个孩子的母亲，她生育时的死亡概率是0.35%；她能用上清洁的水、卫生设施的可能性是39%……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这些数字都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机会上的不平等，毫无疑问将制约她一生的发展，她失去了选择的权利，也失去了发挥她潜力的条件。对于她这样的孩子来说，“先天差距”成为他（她）们与生俱来的命运。

非洲的经济发展问题是一个长期没有成功解决的问题。大部分的非洲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获得了独立，但经过50年的发展之后，一些非洲国家的生活水平甚至比50年前还要糟糕。看到以上的例子之后，人们不禁要问：非洲到底怎么了？难道非洲的未来不是寄托在像阿玛丽奇这样的孩子身上吗？

在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非洲的未来看起来还是一片光明的。人们沉浸在摆脱长期殖民统治、获得国家政治独立的喜悦之中，内心激动万分，对非洲大陆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遐想和希望。在20世纪上半叶，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主战场在欧亚大陆，所以非洲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率要高于亚洲。到1950年时，一部分非洲地区的经济情况已经明显好于部分亚洲国家。虽然在50年代，因为政治过渡过程中的一些不确定性因素，使得非洲的经济增长有所放缓。但是在1960年以后，随着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非洲经济重新加速，人们对未来也充满了希望。新兴国家的政府把更多注意力聚焦于内部，致力于解决国内存在的问题和人民的迫切与需求。新生的国家一方面积极探索政治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又努力尝试各种经济发展模式。1960～1973年，非洲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20世纪上半叶，获得了较好的发展。在当时看来，非洲取得这样的成绩是让人羡慕的。同时，非洲拥有的一些良好发展条件也是让其他发展中地区嫉妒的。

首先，非洲大陆拥有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自然资源。非洲的面积为2947万平方公里，占世界陆地总面积的22.7%，在1960年时非洲人口仅为2.81亿，占世界总人口的9.3%。也就是说，占世界人口1/10的非洲人拥有世界1/5的土地。同时，非洲也是一个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大陆，不仅种类较为丰富、储量较大，而且蕴藏较为集中，被称为“自然资源宝库”。在矿产规模、矿层厚度、矿藏深度、矿石品位上，具有大、厚、浅、高等优点，对于进行大规模开发和建立综合性工业基地等具有较好的优势。从地理构造上看，非洲大陆属于冈瓦纳古陆的一个部分，在五亿年以前它的大陆轮廓就已经基本形成，整个大陆的地质基础相对比较古老，基岩有过断裂并伴随熔岩渗入，所以它的金属矿藏较为丰富集中，很多金属矿藏的储量和产量在世界上都位居前列。目前已知的石油、铜、黄金、金刚石、铝土矿、磷酸盐、铌和钴的储量在世界总储量中均占有很大的比重。其中，世界已探明的铂、锰、铱等总储量的80%都蕴藏在非洲，磷酸盐、黄金、钻石等资源也非常丰富，储量占世界的一半以上，铀、铝矾土等矿藏也能够占到30%以上。撒哈拉沙漠周边地区还蕴藏着较为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在北非、几内亚湾和东非地区的利比亚、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几内亚比绍、喀麦隆、尼日利亚、乍得和苏丹等国家都是非洲较为重要的产油国。南部非洲蕴藏着丰富的黄金和金刚石，南非就已经出产了4万多吨黄金，占到有史以来世界黄金总产量的2/5。赞比亚蕴藏着丰富的铜矿，约占世界蕴量的15%。此外，非洲大陆，特别是南非高原地区，还蕴藏着丰富的水电资源。

其次，非洲国家获得政治独立，新一代非洲领袖们在国内聚集了巨大的力量，在非洲内部营造了前所未有的团结氛围。15世纪以来，非洲经历了400多年殖民统治的深重灾难。到一战前，除了埃塞俄比亚和利比里亚以外，其他所有的非洲国家均沦为西方殖民地。在一战、二战后的两次民族主义浪潮中，非洲人民进行了漫长而又艰苦的武装斗争，写下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到20世纪50年代，非洲获得政治独立的国家已经由二战以前的3个增加到了9个。在此期间，非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互相支持，团结合作，大多数非洲殖民地在随后的时间里也逐渐获得了政治独立。1960年，尼日尔、尼日利亚、扎伊尔等17个国家获得了政治独立，这一年也因此被称为“非洲独立年”。到70年代，随着安哥拉和莫桑比克等国的政治独立，非洲大陆的殖民体系基本上宣告解体。在非洲国家内部，新一代的非洲民族领袖赢得了人民的尊重，聚集起了巨大的力量；在非洲国家之间，为了彻底地摆脱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枷锁，人们也空前团结起来，同仇敌忾。1963年5月这些领袖们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在团结奋进的氛围中来到埃塞俄比亚的首都隆重集会，一致通过并签署了《非洲统一组织宪章》，并建立了“非洲统一组织”，该组织在非洲大陆的内部事务中发挥了重要作用。7月，各国在苏丹的首都喀土穆决定成立“非洲发展银行”，旨在帮助非洲大陆制定长远的总体战略，为非洲国家的发展提供资金，最终实现非洲经济的一体化。这些统一的行动表现出非洲人民无限的决心和信心，希望通过促进非洲内部的联合来加强非洲国家的团结，推动非洲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开展全面合作，保卫和巩固非洲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与独立，努力改善非洲各国人民的生活，为非洲开创一个美好的明天。

再次，宗主国对非洲百般“挽留”和“不舍”。由于非洲紧靠欧洲，相比于南美洲、东亚、东南亚和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拥有地缘上的政治经济优势。欧洲的宗主国对非洲殖民地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很深的感情。“在整个法国殖民统治非洲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难发现，虽然法国在非洲惨淡经营了130年，但是法国殖民统治的破坏性和建设性作用受到了很多的局限。”二战期间，为了加强与非洲殖民地的联系，戴高乐政府制订了一个加强与殖民地联系的计划。随着法国在1946年宣布成立法兰西联邦，颁布并实行第四共和国宪法，将原来非洲殖民地的土著居民一夜之间变成了法国公民。但是，随后民族主义的狂潮打碎了法国的非洲现代化计划。1958年，戴高乐在“阿尔及利亚危机”中再度出山就任总统，竭尽所能也没能挽救法兰西联邦的解体。1962年，阿尔及利亚通过血与火的代价获得了完全独立，随后其他法属非洲国家也相继获得了独立。在这之后，法国在1945年建立的“非洲法郎区”的基础上，对政策进行了重大调整，与西非、中非的15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从而确立了新时期法非经济关系的基调。法国的国库对非洲法郎的币值和汇率提供担保，在随后40多年的运作中，非洲法郎已经逐渐成为一种相对稳定、信誉良好的货币，对稳定西非、中非的经济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此外，英联邦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立的。目前，英联邦总人口达到18亿，约占世界总人口的30%，总贸易额大约占到全球的1/5，非洲有18个国家是英联邦成员国。

虽然非洲拥有一些良好的条件，但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非洲的发展状况并不理想。非洲缓慢而不稳定的增长表现，特别是与其他发展中地区比较而言，它已经被认为是世界最不发达的地区。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非洲的政治和经济发展都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非洲国家建立起专制、独裁的政权，贪污腐败引起了人民和反对派的不满，为军事政变提供了群众基础，进而使得部分非洲国家陷入了政变频发的泥潭。与此同时，受国际原材料市场价格大幅波动的冲击，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出现动荡，并开始走向恶化。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非洲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增长差距开始扩大，非洲几乎完全错过了发生在其他发展中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而这次经济结构转型使得亚洲经济实现腾飞。当非洲在20世纪70～90年代经历经济增长低谷的时候，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则逐渐改善了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虽然在1960年，非洲的人均收入和东亚几乎相同，但自1960年以来，非洲的人均收入增长率大约只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1/5（非洲的增长率0.5%，其他的增长率2.5%）。由于这种增长速度上的差异，使得2004年东亚的人均GDP是非洲的5倍（从1960年～2004年，东亚的人均GDP增长了9.9倍，而非洲的仅增长了1.8倍）。通过购买力平价（PPP）的数据可以看到，1960年非洲人均收入达到了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2/3还多一些，然而到20世纪末的时候，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4。这种差别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尼日利亚和印度尼西亚的比较：这两个国家都是石油较为丰富的国家，经济都是以农业为主，直到1970年的时候，尼日利亚经济的整体表现还好于印度尼西亚，但在随后的25年中，印度尼西亚将尼日利亚远远地甩在身后，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出现了显著的差距。另外，数据还显示，非洲与外部在人均收入上的差距比国家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这个巨大的差距，主要是因为一些拥有众多人口的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较快，如亚洲的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国的快速增长。相比之下，非洲的一些人口大国，比如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刚果和苏丹等，它们的平均增长速度远低于一些非洲的小国。这就使得非洲与其他地区的人均收入相比，差距比国家之间的差距要大得多。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非洲的人均收入已经高于南亚地区，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非洲沿海国家的经济相比于亚洲沿海国家和南美等国来说也没有出现明显的恶化。然而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时候，非洲毫无疑问已经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糟糕的地区（参见图1-1）。

今天，撒哈拉以南非洲是世界上人均收入最低的地区。各种指标显示，非洲的整体表现不好，远远落后于世界其他地方。贫困已经日益成为非洲必须面对和消除的主要问题。非洲作为最不发达的大陆，70%的国家是低收入国家。1981年被联合国列为世界上最不发达的31个国家中，非洲就有21个；2002年最不发达的50个国家中，非洲占有33个；2012年最不发达的49个国家中，非洲占34个。根据世界银行减贫评估专家陈少华和马丁·瑞沃林（Martin Ravallion）撰写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早先的设想更贫困，但与贫困斗争依然成功》（The Developing World is Poorer than We Thought, But No Less Successful in the Fight against Poverty）报告中指出，1981～2005年以人均日消费不足1.25美元的新国际贫困线来衡量，中国已经有6亿人口摆脱了贫困。虽然在过去30年里，世界在减少极端贫困方面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但是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如果将中国减贫成果排除在外，1981～2010年世界贫困人口实际还有所增加。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的减贫形势不容乐观，1981年该地区50.8%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2010年这一比例依然高达41%，但由于在此期间非洲的人口增加了一倍多，所以实际上它的贫困人口也增加了一倍多，201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的贫困人口为4.14亿人，比1981年的2.05亿人增加了一倍，198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仅占世界贫困人口总数的11%，而现在能占到1/3以上。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九个孩子中有一个在5岁之前死亡。作为发展中国家最为集中、人口众多的非洲大陆，尽管拥有广阔的土地、丰富的资源，但优厚的自然条件并没能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目前，非洲大陆人民食无保障、居无定所、疾病蔓延、贪污腐化等问题依然十分突出，与世界其他发展中地区的发展差距越拉越大。

学者们对非洲的发展情况也从最开始的积极乐观逐渐变得悲观失望，甚至有点沮丧。在研究非洲的文献中，我们可以频繁地看到一些词汇：“单一经济、二元结构、人口爆炸、贪污腐化、独裁政治、军事政变、政党角斗、债台高筑、通货膨胀、经济停滞、灾荒饥饿、暴力恐怖、宗教纠纷、部族冲突、边界冲突、生态失衡等等。”通过一位尼日利亚学者的文字，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这种悲观情绪：“非洲的情况让人非常沮丧。因为在这里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可以说它的治理结构和政府运作是井井有条的，拥有一个稳定、透明、敏锐、积极和负责任的政府，能为绝大多数人的需求、梦想和愿望而努力。这里没有一个非洲国家，可以说它的政治精英是诚实、团结、爱国、高效和尽职尽责的，并对消除贫困和不发达做出明确和有力的承诺……在这个大陆，所谓的政府和治理已经堕落成无序的无政府状态……到处充斥着集体失败后的愤怒、饥饿、失望、紧张、不稳定、失业、暴力、内战和移民潮。这的确令人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