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今天回过头去看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后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后果），似乎并不是国际权力结构的重组和世界霸权体系的更替（从19世纪的英国霸权变为20世纪的美国霸权），而是诞生了一大批通过民族解放运动获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家。国际体系层面的权力更替是大航海时代以来国际关系的重要特征，世界霸权国的盛衰转换如同封建王朝一样更替，从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17世纪的荷兰、18世纪的法国、19世纪的英国到20世纪的美国，霸权更替成为几百年国际政治体系的一种常态，而二战后诞生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却为世界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为政治学和经济学等学科提供了新的研究对象。

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发展中国家并没有把关注点放在国际体系的权力政治和大国政治上，而是几乎毫无例外地都表现出对经济发展和工业化的高度热情，将经济发展作为获得政治独立之后的头等大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迫切地实行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积极推动民族工业发展，希望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后尽快实现经济上的独立。这成为二战后贯穿发展中国家发展的一根主线。

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成为这些国家的奋斗方向。发展中国家之所以痴迷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是因为欧美国家富裕生活的榜样力量，发展中国家的民众也希望能过上欧美国家那样的生活。工业化被认为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从18世纪晚期的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叶的欧洲其他国家、美国和19世纪末的日本的工业发展，一大批国家先后开启了以工业文明为主要特征的发展进程。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作为欧美列强工业化发展之后矛盾冲突的结果，削弱了殖民主义的力量，促使大批新的政治实体在二战后诞生，同时也将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理念传播到了这些国家，成为它们的发展目标和奋斗方向，并成为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在为经济发展和工业化而努力。

选择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道路成为困扰新独立国家的重要问题。二战后，学者们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道路进行了大量研究。由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并没有固定模式，而新独立的发展中国家情况各不相同，内部差异较大，在借鉴并实践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时会让人感到有些惶恐。独立之后，许多非洲国家就曾主动或被动地实行过“进口替代”政策、经济结构调整方案和减贫战略计划等经济发展战略，先不论其是否真正适合非洲国家的国情，这些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常常会由于缺乏有效的、深入基层的执行力而以失败告终，学者也因此无法判断这些经济发展战略是否真正适合非洲。虽然经济发展问题是发展中国家的首要问题，学者们也对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在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受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等各类非经济因素影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一个反复无常，甚至有点令人沮丧的研究领域。20世纪90年代，发展经济学作为一个学科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猛烈攻击，深陷于理想中完美无缺和实践时水土不服的矛盾情境里，四面楚歌。

的确，要给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找到一个一般性的理论框架或普遍适用的经济理论绝非一件容易的事情。探寻一条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适用的一般性结论是难以实现的。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资源禀赋和制度安排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资源国与非资源国、经济规模较小国家与经济规模较大国家肯定不能采取相同的经济发展战略。即使是同类型的国家，在政治体制、历史文化、宗教传统等方面也会有较大差异，而这些非经济因素常常会使问题复杂化。单一因素无法解释发展的滞后，单一政策也无法推动复杂的经济发展进程。一些政策能使部分国家获得较好发展，却又使其他一些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在发展初期有效的经济政策可能在发展后期又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障碍。19世纪美国、德国的发展并没有盲目复制英国的发展模式，二战以后中国、印度、巴西等新兴经济体的经济发展也各具特色。由于时间、空间的差异，希望照搬别国的发展模式来实现自身经济发展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有些发展的特点是共同的，对同类型的经济体进行一般性的概括，发现同类型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关键要素还是有可能的。学者们也试图通过演绎和归纳两种方法来找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第一种是理论演绎法，可以追溯到18世纪～19世纪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20世纪50、60年代，关于增长和结构变化的研究以理论家罗伊·哈罗德（Roy Harrod）、埃弗塞·多马（Evsey Domar）、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W．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费景汉（Joho Fei）等为代表，20世纪80、90年代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学则以保罗·罗默（Paul Romer）、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罗伯特·巴罗（Robert Barro）等为代表。第二种是经验归纳法，以哈佛大学的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和世界银行的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 Chenery）为代表一批经济学家，试图通过分析世界上几十个国家长期的国民生产总值数据和结构的资料，来探寻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

本书也认为，同一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是有共同特点的。发挥自身比较优势、开展国际贸易、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是小规模经济体实现经济发展的共同特点。经济学上最古老的命题之一，就是无限制的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来说都是有利的。以往的经济发展实践也证明一个国家如果参加国际贸易，会比自我封闭更有利于经济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发展差距越大，通过贸易获得的收益就越大。通过充分利用资源禀赋的优势，出口自己相对生产成本较低的产品，进口自己相对生产成本较高的产品，贸易双方都能获益，并实现资金、技术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国家越小，通过贸易获得的收益就越大。许多技术的研发对于小国来说是无法完成的，但小国可以通过贸易来引进和吸收科学技术，提高生产效率。因此，小国的比较优势需要通过国际贸易来体现。但是仅仅依靠比较优势和国际贸易并不意味着就能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要避免“比较优势的陷阱”就需要实现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比较优势从斯密的论述中就已经含有动态的意思，在后来不断出现的现实经济挑战中，比较优势理论又被众多的学者不断完善，具有了更强的理论框架和现实解释能力。

非洲国家几乎都是小规模经济体，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大多数非洲国家经济发展初期的比较优势。非洲国家需要通过国际贸易将其自身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既然像韩国、中国台湾这样资源贫乏的经济体都能够通过国际贸易和比较优势动态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那么更有理由相信像非洲这样资源丰富的大陆也能够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非洲国家需要管理好它们的资源收益并有效地加以利用，将自然财富转化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目前，非洲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关键时期，这个原本充满死亡、疾病和贫穷的大陆正展现出崛起的迹象。在过去20年里，世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变化已经改变了全球的传统权力结构。这次由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全球化浪潮，迅速席卷全球。新兴经济体的崛起、跨境资本流动和贸易大幅增加、城市化快速发展、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以及信息产业和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等等，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在新的机遇面前，非洲需要思考如何制定更加有效的政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如何能够实现经济的多样化，增加就业机会，解决贫困、收入差距和青年人失业问题；如何能够利用好自身的资源禀赋，打造经济增长引擎，改善在世界经济中被边缘化的处境，增强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发现一条适合自身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经济发展道路是许多非洲国家独立以后一直试图解决的问题。在当前新的机遇面前，非洲国家面临新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