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余论

鉴于家族因素在农民集体上访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它长期为政府实践部门所重视，其主要思路是将家族视为稳定的祸害，主张对家族采取弹压甚至打击措施。但在稳定压倒一切、构建和谐社会的当下，简单粗暴的治理方式显然不可取。我们认为，由家族等地方社会因素引起的农民集体上访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现代化的持续推进方能消逝。而这恰恰使我们面临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只有等待市场经济和现代性的持续进入，地方社会结构解体并最终消散，家族因素在农民抗争政治中的作用方可消失；另一方面，地方社会结构解体后，我们又该以何种方式组织农民？就长远而言，农村被卷入现代性大潮、地方社会解体是大势所趋，而真正的难题是，从传统地方社会结构解放出来的农民，如何过上一种新的组织生活？这或许是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这个问题不解决，则缺乏组织的农民可能比有所依傍的农民更让人担忧。

还要强调的是，本文侧重从家族政治理解农民上访，并不是排除那些由于地方“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而导致的集体维权行动。我们也承认，处于大转型时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由剧烈的利益冲突和基层政权侵权所导致的集体抗争行动并不在少数。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即使是利益受损，农民也并不一定就愿意或者能够组织起来维权。农民是否组织起来维权，除了利益受损因素之外，还取决于他们的组织网络和组织能力，而这恰恰跟地方社会结构有着紧密关联。否则，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同处转型时期，有的地方农民集体上访和群体性事件数量明显偏多，而有的地区则更为少见。可见，“地方性表达”框架的解释力，不限于由家族争斗等地方性知识所引发的农民集体上访行为，还可拓展到因权益受损而促成的农民集体维权行动。

最后，作为一项初步研究，本文还有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对家族等地方因素所导致的集体上访问题普遍性的估计仅限于逻辑上的推理，而缺乏更为精确和翔实的资料数据来测量或证明因这些因素导致的集体上访行为在所有上访事件中占据的确切比重。同时，对于导致农民集体上访的多重因素还需要做出进一步的细分和厘清。所有这些，都是我们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ization and Resource Mobilization. Morristown, NJ: General Learning Press.

参考文献

罗伯特·C．埃里克森，2003, 《无需法律的秩序》，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曼瑟尔·奥尔森，1995, 《集体行动的逻辑》，陈郁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皮埃尔·布迪厄，2003, 《实践感》，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陈柏峰，2007, 《“气”与村庄生活的互动》, 《开放时代》第6期。

陈锋、袁松，2010, 《富人治村下的农民上访：维权还是出气》, 《战略与管理》第3期。

董海军，2008, 《塘镇：乡镇社会的利益博弈与协调》，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杜赞奇，2003, 《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费孝通，1998, 《乡土中国 生育制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费孝通，2006, 《中国绅士》，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冯尔康等，2009, 《中国宗族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莫里斯·弗里德曼，2000,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刘晓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郭亮，2010, 《地根政治》，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郭正林，2001, 《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 《香港社会科学学报》第19期。

贺雪峰，2003, 《新乡土中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贺雪峰，2009, 《村治的逻辑——农民行动单位的视角》，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黄宗智，2000,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

克利福德·吉尔兹，2000,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王海龙、张家瑄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李连江、欧博文，1997, 《当代中国农民的依法抗争》，吴国光主编《九七效应》，香港：太平洋世纪研究所。

景跃进，2005, 《党、国家、与社会：三者维度的关系》, 《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2期。

李强，2001, 《后全能体制下现代国家的构建》, 《战略与管理》第6期。

梁漱溟，2005a, 《梁漱溟全集》（第一卷），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梁漱溟，2005b, 《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瞿同祖，2003, 《清代地方政府》，北京：法律出版社。

申端锋，2009, 《治权与维权：和平乡农民上访与乡村治理1978～2008》，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石发勇，2005, 《关系网络与当代中国基层社会运动：以一个街区环保运动个案为例》,《学海》第3期。

苏力，2000, 《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孙立平、晋军、应星等，2010, 《以利益表达制度化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 《领导者》第33期。

詹姆斯·斯科特，2011, 《弱者的武器》，郑广怀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田先红，2012, 《治理基层中国——桥镇信访博弈的叙事，1995～200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托克维尔，1992, 《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托克维尔，2004, 《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马克斯·韦伯，1997, 《经济与社会》（下卷），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王洪伟，2010, 《当代中国底层社会“以身抗争”的效度和限度分析——一个“艾滋村民”抗争维权的启示》, 《社会》第2期。

王沪宁，1991, 《当代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吴长青，2010, 《从“策略”到“伦理”：对“依法抗争”的批评性讨论》, 《社会》第5期。

吴毅，2007a, 《“权力—利益的结构之网”与农民群体性利益的表达困境——对一起石场纠纷案例的分析》, 《社会学研究》第5期。

吴毅，2007b, 《记述村庄的政治》，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王铭铭，2004, 《溪村家族——社区史、仪式与地方政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

肖唐镖，2010, 《宗族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

徐昕，2009, 《为权利而自杀：转型中国农民工的“以死抗争”》，载张曙光主编《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六集），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徐勇，1997, 《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代理人与当家人》, 《二十一世纪》第8期。

杨国枢，2005, 《中国人的社会取向：社会互动的观点》，载杨宜音主编《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第1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应星，2007a, 《草根动员与农民群体利益的表达机制——四个个案的比较研究》, 《社会学研究》第2期。

应星，2007b, 《“气”与中国乡村集体行动的再生产》, 《开放时代》第6期。

应星，2009, 《气场与群体性事件的发生机制——两个个案的比较》, 《社会学研究》第6期。

应星，2010, 《“气”与中国乡土本色的社会行动——一项基于民间谚语与传统戏曲的社会学探索》, 《社会学研究》第5期。

应星，2011, 《“气”与抗争政治》，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于建嵘，2003, 《农民有组织抗争及其政治风险——湖南省H县调查》, 《战略与管理》第3期。

于建嵘，2004, 《当前农民维权活动的一个解释框架》, 《社会学研究》第2期。

张仲礼，2008, 《中国绅士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赵鼎新，2006, 《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赵树凯，2011, 《农民的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

折晓叶，1997, 《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折晓叶，2008, 《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 《社会学研究》第3期。

郑卫东，2004, 《农民集体上访的发生机理：实证研究》, 《中国农村观察》第2期。

郑欣，2005, 《乡村政治中的博弈生存——华北农村村民上访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郑振满，2009, 《乡族与国家：多元视野中的闽台传统社会》，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Kornhauser, William. 1959. The Politics of Mass Society. New York: Free Press.

McAdam, Doug. 1982. Political Proc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Black Insurgency, 1930-1970.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cCarthy, John. & Mayer. Zald. 1973. The Trend of Social Movements in America: Professional

O' Brien, Kevin. 1996. “Rightful Resistance. ”World Politics 49（1）:31-55.

O'Brien, Kevin. & Li Lianjiang. 2006. Rightful Resistance in Rural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illy, Charles. 1978. From Mobilization to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责任编辑：陆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