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西晋时期官方《易》学

对于西晋时期所立《易》博士，学术界争议极大。最大的焦点在于王弼《易》在这一时期是否已经立于官学。余嘉锡、周予同、蒋善国等人都倾向于王弼在西晋时立于官学，此时《易》博士为郑玄《易》、王弼《易》。余嘉锡对此问题阐释最为详细：

案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云：“永嘉之乱，施氏、梁丘之《易》亡，孟、京、费之《易》，人无传者，惟郑康成、王辅嗣所注行于世，而王氏为世所重，今以王为主。”……《隋书·经籍志》亦云：“梁丘、施氏、高氏，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此谓北齐）惟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江左中兴，《易》惟置王氏博士，太常荀崧奏请置郑《易》博士，诏许，值王敦乱不果，（事见《晋书·荀崧传》）。《序录》自注中已言之矣。《南齐书·陆澄传》曰：“永明元年，领国子博士，时国学置郑、王《易》,（案《武帝纪》，永明三年，诏高选学官，广延胄子。）澄与王俭书论之曰 ‘……晋太兴四年，太常荀崧请置《周易·郑玄注》博士，行乎前代，于时政由王、庾，皆俊神清识，能言玄远，舍辅嗣而用康成，岂其妄然？泰元立王肃《易》,（案泰元当作太元，《晋书·孝武帝纪》，太元九年，增置太学生百人。十年，立国学。其立王肃《易》，当在此两年中。）当以在玄、弼之间。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事成败儒。’”（王国维《观堂集林》卷四《汉魏博士考》谓魏、晋博士十九人中，《易》有郑氏、王氏，其意以指王肃。愚谓王弼所注，魏时诚未必立学，至于东晋，博士九人，《周易》惟有王氏。观陆澄言，泰元立王肃《易》，以其在玄、弼之间。则元帝时所立，实是弼注。西晋初年，清谈盛行。疑弼注已立博士。王静安所考十九人家法，出于意测，恐未足为据也。）

余嘉锡认为西晋初年，清谈盛行，故王弼注很可能是在西晋初年立为博士。对此观点，王志平不太赞同并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而王弼之《易》若立于学官，诚需如《晋书》卷四十三《王衍传》所云：“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选举登朝，皆以为称首。矜高浮诞，遂成风俗焉。”王衍（夷甫）、乐广慕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竞倡风流，《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汉晋春秋》云：“王夷甫、乐广俱以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之言风流者称王、乐焉。”又《晋书》卷四十三《乐广传》云：“广与王衍俱宅心事外，名重于时。故天下言风流者，谓王、乐为称首焉。”则王弼学之复兴在西晋中叶以后，至西晋末尤甚。《世说新语·赏誉》: “（王）敦谓（谢）鲲曰：‘不意永嘉之中，复闻正始之音’”则正始之学所盛，已成西晋末年。我们试举二证证之。号称有“马癖”之王济，与其叔王湛共论《周易》, “剖析入微，妙言奇趣，济所未闻，叹不能测”。王济、王湛为晋中叶人，言亦为西晋中叶事。另一则为纪瞻、顾荣共论《易》太极事。《晋书》卷六十八《纪瞻传》记载此事颇详，两人所注即为王弼《易》注。两人为何于同赴洛阳途中共论王弼《易》注呢？这一点唐长孺在《读〈抱朴子〉推论南北学风的异同》一文中所论颇详。唐氏认为：“他们当然了解洛阳的风气正在玄学笼罩之下，自己要到洛阳去做官，不能不先事揣摩，所以即在途中还从事学习，希望不致临时无法对答，为京洛名士所笑。这种心理是不难猜测的。”所言颇为有理。纪瞻、顾荣均为西晋末年时人，可见西晋之风气已为王弼学所影响了。

王志平认为在西晋中后期，玄学复兴，借助王衍、乐广等人声望，王弼《易》取代了王肃《易》立于官学与郑玄《易》并立。

余嘉锡先生认为西晋初期，清谈盛行，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高平陵政变之后，“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以何晏为代表的玄学名士基本被司马氏集团屠戮殆尽，形成了“礼教尚峻”的局面。司马懿要以名教治国，正始之音戛然而止。西晋初期，玄学并没有复兴。直到太康后期，随着西晋开国元勋等人物的逝世，下一代的“中朝名士”构成了西晋社会政治主体之后，玄学思潮的再次兴起才成为可能，并且在元康期间蔚为大观。西晋前期应该是郑玄《易》与王肃《易》并立于学官。王肃之学凭借其与司马氏的姻亲关系，在西晋时处于极盛期，王肃《易》与王朗《易》本无太大差异，很可能在此时期取代王朗《易》立于学官。而王弼《易》则不可能在西晋初期取代王肃《易》。故余说不确。

王志平认为西晋初期为王肃《易》，笔者赞同，可是，王弼《易》在西晋中后期立于官学的说法则缺乏有力的证据。诚然，西晋中后期，确实出现了玄学复兴的局面，可是这并不意味着王弼《易》就会必然地借此清谈之风上到庙堂之中，立于官学。其一，西晋后期的王衍等元康名士主要是受庄学影响，理论形态是宣扬虚无主义的新“贵无论”，此时期《周易》并不是学术热点。其二，“元康放达派”名士们在行为方式上是“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注2，像王衍这样的位居高位的人也是“不以物务自婴”注3。试问，王衍等人居官都不事事，又怎么会汲汲于立王弼《易》学取代王肃《易》这种“俗务”呢？更有甚者，“元康以来，贱经尚道，以玄虚宏放为夷达，以儒术清俭为鄙俗。”官学本来就是重儒兴教之学，在这样的时代，早就被元康放达名士们弃之如敝屣了，“哪管郑、王与贾、马，我自逍遥我自得”才是他们的心态。

注2《晋书》第三五卷《裴传》，第1044页。

注3《晋书》第三五卷《裴传》，第1044页。

而且，王志平所举两条例证并不足以说明王弼《易》已经立于官学，当时的清谈风气如此，士人多重玄谈，并不能因为王济与王湛谈《易》、纪瞻与顾荣论“太极”就认为王弼《易》已经位列官学。试问，众人论《老》《庄》，那么能说明《老》 《庄》也为太学所重吗？事实上，玄学在魏晋时期，只是在名士的清谈场上，在玄学家的理论著作中闪现光辉，往往是与官方学术倡导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驰，王弼的玄学《易》最终进入官方学术体系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不会一蹴而就。

张鹏一在《晋令缉存》中还有一种独特的观点，他认为此时的《易》博士当为王氏弼《周易》博士、王氏朗《周易》博士、王氏肃《周易》博士。张氏此说不知何据，王肃《易》与王朗《易》基本就是同一种学说，不太可能同时并存于官学。此外，甘露元年高贵乡公与太学博士淳于俊曾论郑玄《易》学，故《易》郑学博士在魏晋时期肯定是列于官学的，张鹏一认为晋没有郑玄《易》博士，此说甚谬。

西晋《易》博士应该是郑玄《易》与王肃《易》并立。

西晋时期王肃经学因为得到姻亲司马氏的扶持，影响力要超过郑玄之学。即使在郑玄最为精通的礼学上，王学也压过了郑玄之学。“郑玄注《礼》：三年之丧，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学者多谓得礼之宜。晋初用王肃议，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为制。”郑玄易学与王肃易学相比，难以得到官方的真正支持，虽然仍位列官学，不过影响力已经不及王肃。而在玄风浩荡的西晋，郑玄易学也遭到了思想界的冷遇，东晋时彻底跌落谷底。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