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玄学影响下的“郑王之争”

魏晋时代，玄学兴起。玄学关注“性与天道”的话题，多言阴阳的《周易》成为玄学创建的突破口。郑玄易学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汉代象数易学的代表，所以，就成为玄学易学极力攻击的靶子。

不同于京房易学为代表的占验派象数易学，郑玄易学属于象数易学中的经注派。占验派象数易学借助《周易》构建一个天人感应的体系，目的是沟通世事万象背后隐藏的宇宙意志，了解国家与个人的命运走向以趋利避凶。所以京房等易学家着力于创造各种象数模式以得出可以直接把握理解的占验结果。而郑玄遍注群经，目的在于为儒家的经典文本提供最为合理完善的注释从而使人们更准确地理解儒家思想。郑玄重视经文的训诂，重视文本的准确。他又创建各种方法，无论是以爻辰注易还是以礼证易都是为了诠释具体的经文。当然，郑玄不可能摆脱象数易学思维模式，他在注《周易》时总是会借助言象的方式来解释经文。而在魏晋时期，随着汉末经学危机剥夺了儒学的神圣性，思想界已经开始全面反省东汉以来的哲学理论，对儒家六经的重新解释已成为时代课题。

比较激进的是荀粲提出的六经是“圣人糠秕”的观点。

粲字奉倩。粲诸兄并以儒术论议，而粲独好言道，常以为子贡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闻，然则六籍虽存，固圣人之糠秕。粲兄难曰：“《易》亦云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则微言胡为不可得而闻见哉？”粲答曰：“盖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举也，今称立象以尽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系辞焉以尽言，此非言乎系表者也；斯则象外之意，系表之言，固蕴而不出矣。”及当时能言者不能屈也。

他通过对《周易》言、象、意三者关系的分析，证明了六经是“圣人糠秕”，并且进而得出了《周易》中的言象不能表达圣人微言大义的结论。按照荀粲的观点，儒家经典都无法表达圣人的真意，那么郑玄遍注群经的意义从根本上就被消解。而《周易》中的象也无法表达圣人微言大义，那么郑玄创建的爻辰说、礼象说也就丧失了存在的价值。当然，荀粲的观点在儒学仍为正统的三国时期并不能为思想界真正接受。

王弼将《周易》中“言不尽意”“立象以尽意”与庄子“得意忘言”结合起来，构建了一套玄学言意观。王弼指出，经典有“言尽意”的一面，因此要“寻言以观象” “寻象以观意”；而经典又有“言不尽意”的另一面，因此不能执著于言象，要“得意忘象”“得意忘言”。为了贯彻这一诠释方法，王弼在《周易注》中绝不言象，即使经文中有卦象、具象等说法，王弼也用象表征的涵义来注解之。这种言意观沉重打击了象数易学，因为即使构建出再多再精妙的易象，如果它不能表达圣人的真意也是毫无意义的。郑玄辛辛苦苦建立的完整周密的易学解释体系从根本上被击中。“是故触类可为其象，合意可为其徵。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乾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漫，难可纪也。互体不足，遂及卦变；变又不足，推至五行，一失其原，巧愈弥甚。”魏晋时期，王弼的言意观影响巨大，被当时的思想界广泛接受，当新的思维模式被人们接受，那么就会以此来审视原有的旧的学说，郑玄易学相比起王弼易学就显得烦琐无比，面目可憎，郑玄易学逐渐在魏晋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