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德义”与“占筮”的关系

1．不占而已

大概是由于历来对“不占而已”的解读本就聚讼不已，再加上出土文献帛书《易传》中孔子易学明确求德宗旨的推波助澜，今人对“不占而已”大多都望文生义地理解为孔子对占筮的否定；实则，“不占而已”须深玩味，这种片面的理解是不足取的。在文本中，“不占而已”是在这样的语境中出现的：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

“不占而已”的出现是孔子在引述恒德并引恒卦九三爻辞以为证而后说的，这就让人有些迷惑，不知为什么在论述恒德之后要以此语作结？朱熹的解释就体现出这一点：“子曰：‘不占而已矣。’复加 ‘子曰’，以别易文也，其义未详。杨氏曰：‘君子于易苟玩其占，则知无常之取羞矣。其为无常也，盖亦不占而已矣。’意亦略通。”朱熹认为此语在此处“其义未详”，故只引注了一个在他看来还算讲得通的解释。但朱熹此处引征“杨氏”作注至少有四点不令人满意：一是既已断定“其义未详”，亦自不容别议也；二是此处注解一章之论中的一句，是则为是，非则为非，怎么能“略通”而已？三是认为“不占”的原因是玩占“则知无常之取羞”，明显属于外在目的论进路的理解，并非义理上的分疏；四是此解与前面所论恒德也无内在的承续联系。通过省察朱熹的注释，我们发现“不占而已”的解释应和前论恒德之语联系起来，否则很难得出圆融的解释。程树德“考证”云：“以经解经，颇为明畅，惜朱子不用郑注，是以 ‘不占而已’句解不去，转引杨氏说，愈不明白也。”此处郑玄之注的高明之处何在？正是把“不占”与恒德挂钩，使我们对“不占”之义有更切实的把握：“《易》所以占吉凶，无恒之人，易所不占”，皇侃“义疏”云：“言无恒之人非惟不可以作巫医而已，亦不可以为卜筮，卜筮亦不能占无恒之人，故云不占而已矣”。这一注一疏把文义说得很明白：孔子所言“不占”是接着《易》文“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讲的，“不占而已”并不是不要占筮，而是说没有恒德的人不能占筮，或曰卜筮不能占无恒之人，所谓“无恒之人，易所不占”。无怪乎程树德赞言：“此章之义，当从郑注，而皇疏尤明晰可从。”其后刘宝楠“正义”道：“无恒之人，有凶无吉，故云：‘或承之羞，贞吝。’吝者，羞也。惟无恒，虽贞而终吝，故易亦不占之也。”亦是郑注之义的延伸。

可见，“孔子这里讲的 ‘不占’并没有否定《周易》卜筮发生的含意”，其目的是强调要有恒德，而不是强调不要占筮。这里隐含的是对德的肯定，有德之占才有意义，占的有效性必须以德为前提，这才是孔子“不占而已”的深层意蕴；“不占而已”不能孤立地看，而应立足前文对恒德的肯定前提下进行解读——孔子并未由此否定占筮。他处所载“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礼记·缁衣》）、“无德而占，则易亦不当”、“疑（通 ‘拟’——引者注）德占之，则易可用也”、“赞以德而占以义者”（《衷》）等论断，都是在此意义上的进一步申发。如果往前追溯，孔子这种在占筮文化中表现的重德思想应该是和《左传》所载韩简评“史苏之占”、穆姜论“元亨利贞”、南蒯筮“黄裳元吉”等文化理念一脉相承的。当然，在孔子那里，人文德性相对于占筮祝卜无疑具有一个优先的或者说更根本的地位，这种德性优先的思路已然奠定了孔子晚年“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以及“观其德义”等易学指导性思想的基调。但不可否认的是，孔子这时还没有完全摆脱占筮传统的羁绊，“占”在孔子易学体系中还是有一席之地的。

2．以德代占

帛书《易传·要》使我们对孔子德与占之间的关系有深一层的认识：孔子早年之教认为无德之人才趋向神灵，繁于卜筮，有德之人应把德作为努力的方向和目标，德相对于神灵、卜筮应占据更主要的位置；晚年研易认为“幽赞”应上达于“数”, “数”应上达于“德”，否则就会局限于“史巫之筮”，这表达出一种由占而德的自觉意识，这种意识已经为取代占筮做好了准备；“德行焉求福”与“仁义焉求吉”的提出，是孔子对占筮明确地超越表达，当孔子把“福”和“吉”的获得置于德行和仁义之上时，以德代占也就成为必然：“故明君不时不宿，不日不月，不卜不筮，而知吉与凶，顺于天地之心，此谓易道。”（《要》）

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

德主占次➝由占而德➝以德代占

从德占关系的角度来解读这段孔子易学纲领式的文字，可以看出，孔子易学中的德与占经历了一个“德主占次➝由占而德➝以德代占”的演进过程，实现了对占筮的超越，将《周易》的核心价值由“史巫之筮”转移到“观其德义”，伴随这一超越与转移的是道德理性的朗显与占卜神性的消解，整个春秋时代以人文理性发展为大趋势，而孔子无疑走在了这个时代的最前列。“以仁为核心的德义重于卜筮、取代卜筮是孔子易学解释的目的”，孔子易学的目的不在“良 [筮而善占]”，而在求德、成就君子儒，君子儒是寄托了孔子人文关怀的理想人格；君子儒明晰吉凶祸患，顺应天地之性，洞察天地人三才之道，不是借助祝巫卜筮的测算、日月星辰的占验，而是因为君子儒掌握了易道，高扬了《周易》所蕴含的人文理性。

但是，这里要进一步申明的是，“德行亡者，神灵之趋，智谋远者，卜筮之繁”虽体现为“德主占次”的势态，但这也不是要抛弃神灵与卜筮，仔细品味“趋”和“繁”就可体会出，孔子追求的是人文德性，神灵与卜筮只是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还有存在的必要，只是不应像缺乏德行和智谋之人那样过于趋近与频繁；“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虽表达出“由占而德”的进路，但“赞、数、德之间并不是依次摒弃和排斥的关系，而是渐次提升、辩证性超越的关系”, “[幽] 赞于神明而生占也，参天两地而义数也，观变于阴阳而立卦也，发挥于刚柔而 [生爻也，和顺于道德] 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 [也]”（《衷》），其中也预设了“幽占”才能“达乎数”“明数”才能“达乎德”的逻辑可能；“德行焉求福，故祭祀而寡也；仁义焉求吉，故卜筮而希也”虽呈现出“以德代占”的样貌，但“君子不能因为重德行而废祭祀，也不能因重仁义而绝卜筮，只不过是寡、稀而已”，还是为祭祀、祝卜、占筮保留了一定的地盘。由此可见，《要》篇所展现的“德主占次➝由占而德➝以德代占”的演进进路并不能展现孔子易学德占关系的全部特质。

3．德占之间

孔子老而好《易》, “发现《周易》的 ‘德义’以后，当然把 ‘德义’放在首要的位置：‘我观其德义耳’。尽管如此，他并不因此而否定占筮，只是把占筮放在次要的地位，即 ‘我后其祝卜矣’。”所以，“以德代占”不是“有德无占”, “不卜不筮”也并非“绝卜绝筮”, “观其德义”的同时只是“后其祝卜”, “不安其用”的同时还要“乐其辞”。准此，再把以上“不占而已”“以德代占”两节的分析结合起来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我们就可以体察到：孔子试图在德与占之间保持一种张力，占、德在孔子那里并不表现为完全对立、非此即彼、肝胆楚越的关系，而是蕴含着可统一、甚至可相互发明的关联（详后）。“需要指出的是，孔子之重新认定《周易》古经的性质，也并没有否认其本有的占筮的功能”, “孔子虽曰 ‘后其祝卜’而‘观其德义’，但亦相信占筮并且在研究占筮上很下工夫”；我们并不否认孔子易学经过一个“占➝德”的演进过程，走向了以德代占，但其目的是在易学解释中凸显对德的重视和推崇。或许，“重德轻占”的提法可以补救“以德代占”可能带来的理解上的偏失，更为完善地呈现占德演进的意义；我们也不能仅拘系于孔门后学荀子“善为《易》者不占”（《荀子·大略》）的说法，正如廖名春先生指出的，“先秦儒家重德轻筮，但并不完全否定卜筮”，毕竟荀子还说过：“卜筮然后决大事，非以为得求也，以文之也”（《荀子·大略》）。

众所周知，“在易学史上一直有两个传统，一个是 ‘筮占’的传统，即迷信、神秘的传统，一个是 ‘演德’的传统，即理性、人文的传统。筮占的神秘传统本是殷人的传统，而演德的人文传统则是由周人开创的”。孔子以德解易正是继承并发扬了周以来的“演德”人文传统，在易学系统内实现了德的跃升；但显然德的这种超越活动还包裹着一层神秘的外衣，受到占筮传统的内在限制。这至少可以在三方面体现出来：首先，孔子易学中保留有占筮的痕迹，帛书《易传·要》“吾百占而七十当”、《孔子家语·好生》“孔子常自筮”、《吕氏春秋·慎行》“孔子卜”、《说苑·反质》“孔子卦”、《论衡·卜筮》“孔子占之”等文献记载都说明了这一点；其次，孔子把德作为占的前提加以强调：“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筮”（《礼记·缁衣》）、“不占而已”（《论语·子路》）；最后，孔子还强调德行、仁义保持了与筮占共同的价值性指向：求福、求吉，“德行焉求福”“仁义焉求吉”。明乎此，德与占之间的内在关联可以进一步加以揭示：德不仅是占的前提，从《易》之用的角度，德还可以发挥占的效用，可称之为“德占”；只是“德占”的效用体现已由传统占筮体系内的“占祥观”初步转向为孔子德行系统内的“德福论”：孔子提倡以德求福，开显《周易》卦、爻之德义、倡导“德行”“仁义”以获“人谋”福报，而不是以占获吉，通过卜、筮之操作、寄托“神灵”赐予“鬼谋”谶祥。《文言》所云“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讲的正是这种以德求福。“德占➝德福”是孔子易学“占➝德”演进的一个不容忽视的过渡环节，“德福”可以视为孔子易学由占而德、以德代占而超越占筮传统的价值指向之前提。

当子贡询问孔子是否“信其筮”时，孔子并未直接作答，原因就是“孔子虽然认为自己的易学比史巫易学高明，但他同样要运用史巫易学的筮占预测形式（即数的形式），他的易学并不是要彻底抛弃史巫的筮占术。因此，他不能说自己不信筮占。但他又不主张去信史巫的筮占术。”可以想见，孔子学《易》之后，虽然以求德为宗旨，但也未否定占筮；“虽然不否定占筮，但也不主张占筮，强调以德行仁义求福求吉，而占筮是最后的选择”。实际上，孔子对占筮的态度总让人感到有些暧昧，如同孔子看待鬼神的态度一样：“敬鬼神而远之”，既有“远之”的理性与冷静，但还保存了一份“敬”的温情。这一点，在《易传》中仍有明显的表现，所谓：“《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易传·系辞上》）“占”并未被夫子摒除于“圣人之道”之外，是故君子“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

因此，在明确了孔子易学目的在于“求德”，孔子易学解释实现了“以德解易”的转向、孔子易学经历了“以德代占”的演进过程之后，并不能据此把孔子易学中“占”的环节完全遮蔽掉。也许正是由于对占的保留，孔子才会有“后世之士疑丘者，或以《易》乎？”的疑虑。其实，孔子之占并非像缺乏德行、智谋之人那样，趋近于神灵以获福佑、繁于卜筮以求吉祥，孔子用占实是出于现实困境的无奈，孔子的人生际遇不需多费笔墨，周游列国、奔走呼号、屡遭困厄、饱受磨难、累累若丧家之犬，在此种境况下，人生的困顿、生命的期许应追寻形而上的天道以给予心灵的慰藉与支撑，抑或是还有其他的排解途径？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易传·系辞上》）

确然，不论遥远、切近还是幽隐、深邃，皆能推知未来，求之于《周易》，占而问之，聆听《周易》承受蓍命的应声之响，而后有为、有行，是个不错的选择；况且“夫《易》，圣人所以极深而研几也。”“《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同上）孔子判定“以卜筮者尚其占”为“圣人之道”之一并不足奇。

4．占德转进

我们需要继续追问的是：“占”在孔子重德思想中、在孔子易学运用下必然地是一种落后的、神秘性的、限制性的体现吗？其实未必。不可否认，殷商以来的“筮占”传统在春秋时代还是很流行的，这从《左传》《国语》的记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但孔子对待占筮及作为占筮之书的《周易》已有了新的态度取向，即不再像大烦卜筮、“不违卜筮”（《礼记·表记》）那样盲目，也不同于以德役卜、“修德而改卜”（《左传》襄公十三年）那样功利，而是更多地吸收人文德性化、理性化新气息：“德的问题在春秋占筮文化中不断凸显”, “人们对《周易》的利用，在春秋时代，已经渐渐超出了筮问活动的范围，而是把《周易》的卦爻辞与其占问分开，使卦爻辞成为独立的文本体系，而加以称引，以说明、证明某种哲理或法则”。夫子以斯文自任，对浸润其中的文化新气息，理应是非常敏感的；从现有的文献记载来看（尤其是《易传》、帛书《易传》中的“子曰”），对春秋时代逐渐成长起来的这些新动向，继承、发挥最成功的就是孔子。尽管一方面孔子易学中也出现脱离占筮行为而把《周易》卦爻辞文本化、经典化的倾向，但另一方面“孔子未采取那种过于简单的方法，完全舍弃《周易》的卜筮性，直接进入《周易》德性的解释，而是从卜筮入手，对《周易》的卜筮作用、客观依据等问题做出解释；然后由卜筮明吉凶，进而察天道（易道）观得失、以德行获吉庆，真正实现了易学解释的转变”。这两方面的消长和孔子在占德转进中作出的努力一样，都彰显了春秋占筮文化中不断发展着的理论张力。

正是在这种人文思潮背景下，孔子以义理解易，标榜德性，彰显人文；不再安于《周易》的占筮之用，也并非否弃占筮，而只是把玩占筮，创造性地运用占筮；占筮目的不再是“卜以决疑”（《左传·桓公十一年》），而转化为“占以观德”“占以明理”，使占筮在“求其德”的易学宗旨下发挥积极的作用。职是之故，我们要关注的就不仅是孔子易学中占的地位，还应探讨孔子进行占筮的作用。试举一例：

孔子常自筮其卦，得贲焉，愀然有不平之状。子张进曰：“师闻卜者得贲卦，吉也，而夫子之色有不平，何也？”孔子对曰：“以其离耶！在《周易》，山下有火谓之贲，非正色之卦也。夫质也黑白宜正焉，今得贲，非吾兆也。吾闻丹漆不文，白玉不雕，何也？质有余不受饰故也。”（《孔子家语·好生》）

孔子占得贲卦，按贲卦卦辞“亨，小利有攸往”，应是吉卦，可夫子有不平之状，因为夫子认为贲卦卦象为上山下火，有杂色成文之象，不是正色之卦，以此象征文饰之过；以夫子的主张，应内修其德，以为情实，使“质有余不受饰”，文明于内而不显于外，即《彖传》解贲所云“文明以止”方可“化成天下”。

“自筮得贲”之例透显出，承继春秋时代以来的义理解《易》之余蕴，孔子并不执著于占筮操作的结果，也不拘泥于占筮结果之卦辞和卦象指示出的吉凶祸福，而是对占筮结果重新进行诠释，发挥自己的理解，引申出义理上的解读，“转出”人生意义上的指点；“离”“正”等字眼也说明，这种发挥和指点主要以德的原则为依归。解释视域的转换带来的是新的意义生成，占筮就在这种新的解释进程中生成出德性因素。是以问题不再是孔子是否占筮，而应是孔子如何对占筮结果做出解释。孔子占筮不仅不与易学研究宗旨相违背，恰恰相反，孔子之占贯彻着其一贯之旨——“求其德”。这样，“孔子通过对筮占的解释，将《周易》文本由卜筮话语系统转换为儒家的哲学话语系统，筮占不再是周易研究的唯一选择，取而代之的事以德行智慧求福”。由此而观，朱伯崑先生所说的孔子“建立了儒家人文主义占筮观的传统”: “以《周易》为提高人的修养境界的典籍，不以其为占卜个人吉凶祸福的方术，虽然保留了占筮的形式，但予以人文主义的解释，即提倡人道教训之义，而不是祈求鬼神消灾赐福”才能得到合理的理解。有学者总结认为孔子对“具有神性和虚幻特点的古代筮占文化”进行转化和提升“而展现为面貌一新的具有德行化和理性化特征的新质的易学文化”，是很有见地的。可以说，孔子早年虽未正视占筮，晚年则可驾驭占筮、把玩占筮，并通过占筮后的德性解释、义理解释、人文主义解释，由占进乎德，化解占德之间的内在紧张，实现了对占筮运用的创造性转进。

如果说孔子看待《周易》的态度发生了一个由占筮之书而不予重视到哲理、德义之书而加以研究的转变，那么，孔子对占筮的运用以及占德关系的转进都是此“转变”中不应忽视的重要问题；如果说易学在春秋时期经历了由《左传》《国语》到孔子再到孔门后学的人文化、哲理化、德性化进程，那么孔子对占筮的运用以及占德关系的转进都是此“进程”中不应忽视的重要一环。孔子易学在占德之间的这种转进，可能不易被理解，就连其高徒子贡都曾发出“夫子何以老而好之者”的质疑：曾被夫子视为有违德行的占筮之书《周易》，何以得到夫子老而好之、“居则在席、行则在囊”的青睐，并成为其“观其德义”的主要资源？实际上，孔子并非“安其用”而是好“《易》之道”，只有站在夫子这种求《易》之道的圣人高度，“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说道理于自家所处地位合是如何”, “不待卜而后见，只是体察，便自见吉凶之理”，才能真正在占德之间运用自如、圆融无碍，“想见胸中洞然，于《易》之理无纤毫蔽处”。张载所言“《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正蒙·大易》）亦是此意，玩占实可进乎德，只是其中的微妙之处非常人所能把捉，正所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易传·系辞下》）。论至此，我不禁要问：在易学的视域内，如果完全脱离“幽赞”、“明数”的操作，真正的“达德”就那么容易实现吗？

综而观之，“通过《周易》的占筮形式去把握《周易》的德义，这就是孔子虽力主 ‘不占’但又未能摒弃占筮的原因”。孔子虽曰“向之而未，好之而非”，但仍保留了“史巫之筮”；孔子虽最终“与史巫同涂而殊归”以“达德”，但也未无视“幽赞”与“明数”。刘大钧先生睿智地指出：“正是由其 ‘归’虽殊，其 ‘涂’却同，故在今本 ‘十翼’与帛书《易传》诸篇文字中都保存了对 ‘筮’的肯定”, “《系辞》《说卦》《象》文中多有议论‘筮’进而肯定 ‘筮’的文字，其源盖本于此也。”据此，我们也可以推论，朱先生提出的“《易传》有两套语言，一是关于占筮的语言，一是哲学语言”，大体都可以在孔子易学中找到源头，这也从一个侧面再次证明了孔子与《易传》之间的密切关系；从这个意义上看，以《易传》含有占筮语言（大衍之数、极数知来、遂知来物、神以知来等等）而否定其与孔子的关系的看法需要重新加以审视。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