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按照迄今学界对于近代中西关系和中国近代史演变大势的理解，老牌殖民主义者英帝国在18、19世纪向东方的扩张，和封闭、保守、日渐衰落的清帝国向西方的屈服，乃是不可避免的历史趋势。美国学者马士（H. B. Morse）在评论1793年英国来华使节马戛尔尼向清政府提出的要求时说：“这是对英吉利贸易最适度的权利宪章，它于1793年提出，在1842年用武力获得。”这个所谓的“权利宪章”由6点要求构成，包括增开贸易口岸、准许英人在京进行商业活动、让与海岛作为英人在华居留地、扩大英人在广州的权利和自由、减轻税收等，的确具备了1842年英国人在战胜清朝后通过《南京条约》等条约所获权益的大部分内容。故琦善代表清朝在南京江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屈辱的城下之盟，以及随后这个王朝遭遇各种内忧外患，最终彻底崩溃，似乎都是早已注定的宿命。

多数讨论近代中国历史命运的史著基本上都赞同这种史观。本书也不打算挑战这种经受了诸多检验的历史叙事。从中西关系格局演变的具体过程来看，西方国家以近代工商业的迅猛发展为依托，以近代化的强大武力为工具，迫使清政府放弃在以广州口岸为中心的中西交往中的主导权，接受其“自由交往”、“自由贸易”的观念形态，放弃限制交往的对外政策，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以“华夷之辨”为核心的国际观念，确为不可避免的结局。

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戛尔尼及其后继者阿美士德向清廷所提的每一项要求，当时都没有得到实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英国政府除了派遣使团，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特选委员会除了向广东当局递交禀帖表示抗议和吁求，对他们痛恨万分的清朝对外体制别无他法。事实上，在阿美士德的使命失败后，伦敦的东印度公司董事部指示其广州特选委员会，此后应谨言慎行，“忍受”广州体制以维持中英贸易。令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是183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许权的终止。从这时候起，号称“自由商人”的英国散商成为历史舞台上的一个主角。情况才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英国散商群体的势力自1820年代开始膨胀，1834年后则完全取代了东印度公司的势力。与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们不同的是，他们不必受担心对华贸易遭受危机的东印度公司董事部的约束，而希望英国商人在对华关系方面由来已久的意愿立即得到伸张。他们和美国等国商人为追求商业利益而实现上述不列颠“权利宪章”的愿望越来越不可遏抑，成为推动中西关系急剧演变的最重要因素，导致了一系列环环相扣的事件，而中西关系中的各种因素在这些事件中不停顿的相互作用，使得中英矛盾迅速激化，最终由英国对华发动鸦片战争来解决。在鸦片战争之前，包括英国商人在内的在华西方商人群体的人数一般在300人，很少超过400人。但他们却是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群体。他们的活动连接着欧洲、美国、印度等地区无可比拟的制造业和商业网络，构成当时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国际贸易最为关键的环节之一。他们中的很多人通过经营各种合法和非法的生意而成巨富，英国政府、英属印度政府和其他西方国家政府则因他们的贸易活动而得到滚滚财源。他们与欧美社会政界、工业界、商业界、金融界的精英人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拥有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和不容忽视的社会影响力。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其实就是他们与中国官、商及其他社会阶层之间产生的问题；鸦片战争所解决的，就是他们与清政府之间的矛盾，《南京条约》等近代第一批中西条约所建立起来的中西关系新体制，所满足的也主要是这一群体的愿望。

多年来，有关研究者基本上都会阐述商人群体对于中西关系的重大影响，历史学者已经在这方面进行过极为出色的研究工作。但笔者以为，在阐述鸦片战争前夕的中英关系演变时，研究者仍然过多地将目光集中于一些政治性事件，而对英国散商群体的历史性影响关注不足。正是基于这种认识，笔者数年前出版了《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一书，试图通过几个核心问题的研究，来展现英国在华商人群体及其利益如何决定了中英关系演变的具体层面。在笔者看来，要清楚地认识中西关系在这半个世纪中的演变，仅仅指出基本的历史趋势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对此过程中具有关键性意义的因素和环节，以及各种关系的变化，做细致、深入的探讨。

研究这段历史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如果说《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这部著作试图通过具体史实，来重新检视鸦片战争前夕中西关系演变的轨迹，和战后条约体制建立的历史渊源，本书则希望以这段时期西人在华报刊为依托，来探讨西方来华商人群体关于对华关系的集体意识与公共舆论之形成与演变。从1820年代末到1840年代初，在当时唯一对多数欧美国家开放的通商口岸广州，陆续出现了几种英文报纸，主要有：1827年创刊、以英国商人为背景《广州纪事报》（The Canton Register）, 1831年创刊、依托于广州外国人群体，但由美国报人独立经营的《中国信使报》（Chinese Courier and Canton Gazette）, 1835年创刊、以英国商人为背景的《广州周报》（The Canton Press），此外还有几种存在时间很短暂的刊物。在这些报刊中，《中国信使报》只存在两年多的时间。《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在五口通商时期则相继改名、停刊。来华西方商人群体在这些报纸上发表的观点和舆论，表达了这些商人乃至整个西人在华群体的认识和意志，但既往的研究对此关注甚少，值得我们进行专门的研究。

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看，在1830年代发挥重要作用的还有另一个人数较少的群体——来华基督教传教士。传教士肩负对占全人类1/3的中国人传播基督教的使命。在他们的背后，是在欧美社会中拥有极大的社会、文化和道德影响力的教会组织。在一定意义上，他们和那些世俗的来华西方观察家一样，被西方社会当做了解和认识中国的媒介。他们对中西关系、中国社会与文化认识和研究的成果，在西方知识界和社会各界塑造中国形象和建构关于中国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具有独特地位与价值。传教士在政治上的观点与商人群体互有参差，对英美商人进行的鸦片贸易始终加以抨击。但他们的活动毕竟需要依靠那些商人的财力，而且他们关于对华关系的基本认识与后者的差异本来也不大。因此他们加入由商人们建构起来的在华西人舆论空间，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受过良好教育、富有学识的传教士，是上述商人报纸很踊跃的供稿者。此外，美国传教士还在1832年创办了《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月刊，该刊不间断地发行了20年，成为发表西人舆论和西人中国研究成果的重要阵地。

上述报刊都刊登了数量庞大的中西关系原始文献，其中有不少是至今仍未为学术界所利用的珍贵史料。对其进行发掘，可以为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史、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这是大多数研究者都会深感兴趣的。对本书来说，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报刊有几个共同的特征。其一，它们都以在广州和澳门居住与工作的来华西人群体为依托，通过它们形成的舆论，反映了这个特殊群体的利益、意志和愿望。其二，它们的诞生都是为了一个同样的使命：为西方国家对华关系的基本主张“自由交往”和“自由贸易”贡献力量。这些来华西人的论坛，将他们的群体意识逐渐凝聚为明确的观念，并超出广州和澳门这一活动范围，向英属印度、英国本土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辐射。其三，在政治性的舆论之外，这些报刊还一再阐述关于中国的文化观念，发表了数量颇为可观的研究中国的学术性论著，由此形成的关于中国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观念与知识，后来也融进西方的学术思想，影响着西人的中国观；并通过近代西学东渐的潮流，影响了晚清以降中国人对自身历史文化的省察。

本书尝试对这些报刊进行较全面的考察与研究，从一个以往人们未曾关注的侧面，来观察和认识鸦片战争前后中西关系的历史性巨变。多年来，有关中国近代新闻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著作，有些也对这些报刊有所介绍，但据笔者孤陋之见，对它们进行系统研究的学术成果尚未出现。本书将着重探讨这些报刊及其所塑造的舆论在19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中西关系演变过程中的角色；同时，也试图通过这些报刊来考察19世纪前期的在华西人如何认识和评价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并以此为基础，进而观察政治性的舆论与学术性的文化著述之间的关联。至于这种尝试是否真能对理解近代中国早期历史的丰富特性有所帮助，则应由读者来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