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特点

邓小平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唯物辩证法的准确把握和娴熟运用以及理论的可操作性超越了形形色色的西方社会发展理论，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推向了当代。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和活的灵魂，也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重要哲学基础。邓小平在谋求中国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强调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把正确认识和把握国情作为制订中国社会发展方略的客观基础和基本出发点。他指出中国发展“走什么样的路子，采取什么样的步骤来实现现代化，这要继续摆脱一切老的和新的框框的束缚，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和经济活动中各种因素的相互联系，据以正确决定我们的长远规划”。而要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最根本或者说最核心的就是要正确认识我们社会的性质和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过去我们党长期犯“左”的错误，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我国社会发展阶段认识不清楚。或者想尽快地向高级阶段过渡，甚至认为几年之内就可以过渡到共产主义，超越了现实；或者认为我国还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将长期存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落后于现实。邓小平同志在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正确分析了我国国情，作出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指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因此，摆脱这种不发达状态，实现现代化，就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题，它也构成了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中心。同时，由于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起点低，人口多，国家大，这又决定了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具有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的特点，它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奋斗。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正是以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立论基础，从中国这一最基本的国情出发，来设计中国社会发展模式的，它是立足中国国情的产物，因而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从世界发展的高度和大视野对中国发展进行战略性思考，从而由人类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来把握中国发展的大趋势，作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主题的科学论断，并指出，其中的核心是发展问题，从而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这是邓小平对时代的科学把握，也是制订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客观依据。“我们制订的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方针，就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判断上的。”因此，他告诫我们要抓住机遇，加快自己的发展，并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世界的现代化潮流统一起来。这又使得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生产力作为社会发展的中轴，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性标志，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的又一个显著特点。

邓小平在探索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坚持和发展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思想。他一再指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一条最基本的原理，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必须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当代中国，发展生产力的任务尤为突出，尤为重要。它是解决当代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离不开发展；振兴中华民族，使中国岿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离不开发展；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人们，离不开发展；解决国内各种问题，保持稳定局面，做到长治久安，离不开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离不开发展；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提高全社会的文明程度，离不开发展；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和平统一祖国，离不开发展。归根到底，“发展才是硬道理”。而“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 “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因此，他反复强调“要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

要振兴经济，发展生产力，关键在于振兴科技。在当代，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因素就是科学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日新月异，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因此，“中国要发展，离不开科学”。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没有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也就不可能有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从而也就不可能有中国的现代化。邓小平讲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重大发展。

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集中力量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思想相联系，邓小平突出了以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性标志。他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结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1992年南方谈话，他又进一步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邓小平这种突出以生产力标准作为衡量社会发展的客观主导性标志的思想，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生产力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这里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坚持以生产力为社会发展的中轴，把经济的现代化作为整个社会现代化的核心和基础，同时还包括政治上的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制的发展，“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治”。发展还包括思想文化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改革是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这是邓小平社会发展观中最富有特色的内容之一。邓小平认为，改革是一场革命，是推进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直接动力。“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作为一次新的革命，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它不是对原有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对体制的根本性变革。它的实质和目标，是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把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指出，改革必须与开放相结合，开放也是改革。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闭关自守导致中国贫穷落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这是中国跻身世界现代化行列的必由之路。他针对以往曾脱离生产力实际一味追求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和企图以阶级斗争为纲来推动生产力发展而遭受的严重挫折，以及传统计划经济和闭关锁国政策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强调指出，中国“要得到发展，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对内改革，包括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体制的改革”, “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没有改革，就没有今后的持续发展。”“改革开放在贯穿中国整个发展过程”, “如果放弃改革开放，就等于放弃我们的发展战略。”

邓小平把改革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是他在总结我国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实践的基础上，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基本矛盾学说而得出的科学结论，它不但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动力学说，而且为中国社会实现现代化解决了发展动力问题。

发展道路的选择，是社会发展理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观对此予以了回答，提出了要走自己的路，以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思想。他说：“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邓小平一方面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模式，走着自己的路，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并率先运用国际标准作为我国现代化的参照系，用“发达不发达”、“中等发达”等国际语言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国民生产总值”这些国际通则，同时也率先用“美元”作为衡量尺度，从而使我国的现代化具有世界的可比性、可参照性、可通读性。

既抓住现代化的共性，又体现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这便是邓小平对现代化的辩证理解；一方面紧紧抓住现代化的共性问题，另一方面解决的方式不是西方化的方式，而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式，这就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打破了现代化即西方化的历史模式，为现代化注入了多种多样的色彩和活力，为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

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不仅对中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总体目标、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发展道路等作了精辟的论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观，而且他还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对现代化发展的具体目标、现实进程以及相互关系进行了辩证处理，为我们设计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蓝图，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思想，从而使其社会发展观又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