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 课题研究的背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区域开发大规模展开。从深圳特区的设立，到上海浦东新区的开发，以至目前正在轰轰烈烈展开的西部大开发，我国区域开放开发从点到线，从线到面逐次展开，区域开发也成为我国各级政府和学术界十分重视的课题。但是，在国内外的区域开发的实践中，由于把区域开发看作一个寻求快速发展区域经济的短期行为，忽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结果使得区域开发产生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

人类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产生恶劣影响主要始于18世纪欧洲的工业革命。以蒸汽机的发明为代表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方面大大增强了人类对自然的征服能力，为人类提供了空前丰富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却消耗了同样空前大量的自然资源，并生产出大量的废水、废气和噪音，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由于人类对生态环境的长期掠夺式开发和利用，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工业化程度日益加深，城市规模日益扩大，“三废”排放与日俱增，因而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问题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重视。

我国早在1983年就提出了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经过多年努力，虽然环境状况正在发生转变，但是我国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水土流失量大。中国是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统计水土流失150万平方公里，到90年代初发展为179.4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6%。经过10余年的治理，水土流失的面积减少了14万平方公里，但仍占国土面积的17.2%左右。目前中国每年流失土壤50多亿吨。

沙化土地与沙漠面积仍在扩大。截至1999年底，全国沙漠和沙化土地总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8.2%。沙化发展速度加快，据动态观测，20世纪70年代中国土地沙化扩展速度为每年1560平方公里；80年代为每年2100平方公里；90年代前5年每年达2460平方公里，后5年每年则达到3436平方公里。

水资源问题突出。由于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城市化加快，水资源问题更加突出。2005年，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人均水资源处于1700立方米国际水资源紧急警备线以下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有14个，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辽宁、江苏、山东、河南、宁夏、安徽、陕西、甘肃、湖北，占全国总数的45%。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山西、上海、辽宁、江苏、山东、河南、宁夏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均水资源处于1000立方米严重水荒国际线以下。全国地下水开采量持续增长，20世纪70年代全国地下水开采量为每年572亿立方米，80年代增加到748亿立方米，1999年达到1116亿立方米，地下水开采量平均以每年25亿立方米的速度增加。全国地下水超采现象普遍，其中华北地区地下水超采为全国之最，浅层地下水利用率已超过90%，河北超采126%，北京超采109.38%，沈阳、石家庄市中心区地下水超采高达767%、363%。由于超量开采地下水，许多地区地下水位持续下降，出现了区域性的大范围漏斗，河流断流现象十分严重。

湖泊湿地退化现象严重。中国是世界上湖泊湿地最多的国家之一，由于经济的发展，近年来天然湿地正在大面积消亡。20世纪70年代初，罗布泊、居延海等干旱区的大型天然湖泊先后干涸。1977～1985年，中国自然湖泊总数减少了19%，总面积缩小11%，目前这种情况还在加剧。近50年来，三江平原湿地面积从536万公顷减少到l13万公顷，锐减了79%。湖泊湿地的退化一方面将随着“退田还湖”政策的落实而有所缓解；另一方面也将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而不断加剧。

海洋生态问题严重。近年来，由于入海河流输沙量减少、人工滥采滩涂海沙、围垦海洋滩涂、海平面上升等原因，中国不少沿海地区的海岸蚀退现象明显。赤潮是中国近岸海域海洋生态环境严重恶化的结果。20世纪60年代以前，赤潮在中国还是罕见的事件，平均五六年才发生一次；70年代平均两年一次；80年代增至平均每年四次；1990年共监测到34次；2001～2005年平均每年发生90.6次。

生物多样性锐减。生物多样性锐减是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标志。中国濒危或接近濒危的高等植物有4000～5000种，占全国高等植物总数的15%～20%。已确认有354种野生植物和258种野生动物濒临灭绝。联合国《国际濒危物种贸易公约》列出的740种世界性濒危物种中，中国有189种，约占总数的1/4。

全国污染排放量巨大，高于环境承载能力。我国早在1983年就将环境保护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近年来也加大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看，环境污染依然严重。有资料显示，我国每年环境污染造成的损失已占当年GDP的10%左右，单位GDP能耗比发达国家平均高47%，产生的污染是发达国家的几十倍。1995年，全国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107478亿标立方米，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891万吨；2001年，上述指标分别为160863亿标立方米和1947万吨；2005年，上述指标进一步上升为268988亿标立方米和2549万吨。2006年上半年，我国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降反升，化学需氧量（COD）、二氧化硫的排放总量分别为689.6万吨和1274.6万吨，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3.7%和4.2%。据统计，2005年我国化学需氧量的排放量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分别超过我国容量的76.8%和112.4%。1995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373亿吨，其中工业废水排放量为222亿吨，生活废水排放量为151亿吨；2001年，上述指标分别为433亿吨、203亿吨和230亿吨；2005年，上述指标分别上升为525亿吨、243亿吨和281亿吨。工业废水排放量增势较缓，但生活污水排放量增长迅速。全国70%的江河水系受到污染，40%基本丧失了使用功能，流经城市的河流95%以上严重污染。

此外，20世纪以来，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导致全球气候变暖，也给中国的自然生态系统造成了一系列的影响和冲击。目前已经证实的影响有：西北冰川面积减少、冻土变薄、高原内陆湖泊水面升高、部分牧区牧草产量下降。北方干旱化面积扩大，农业损失加重；南方洪涝增加，经济和生命损失加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春季物候期提前2～4天，沿海海平面平均每年上升1～3毫米，南方部分海域出现珊瑚礁白化现象。

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已经成为危害人民健康、制约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首次把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同时，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各区域发展条件及发展水平差异悬殊，区域开发是我国当前乃至今后长期的重要经济任务之一。因此，对可持续区域开发理论与实践问题展开研究，对于解决区域开发中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以及实现可持续区域开发战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 课题相关研究概述

区域开发是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重要内容。从历史上看，对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问题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中期。20世纪50年代以来，由于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工业化和城市化高度发展，“三废”的排放与日俱增，因而发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和震惊世界的八大公害事件，到20世纪60年代已发展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从而引起了人类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

生物学、化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家首先对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指出了环境污染的来源、迁移、转化过程和严重后果。尔后，经济学家从经济理论的角度对环境污染产生的经济根源进行了探讨，认为正是由于传统经济学理论的缺陷及其指导下的实践才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与破坏。这种理论缺陷主要有两点：一是不考虑外部不经济性。在生产成本中，没有把废物处理费用计算在内，是以牺牲环境质量为代价来获取高额利润的。二是衡量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标准——国民生产总值，不能真实反映经济福利。

美国经济学家瓦西里·里昂惕夫（W. W. Leontief）是最早从宏观上定量研究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经济学家。他认为，在产品成本中，除了原材料消耗和劳动力消耗外，还包括处理污染物的费用，从而分析研究了环境政策对经济发展所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促进经济发展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相互关系。美国另外两位经济学家杰·托宾（James Tobin）和威廉·诺德豪斯（W. Nordhaus）针对国民生产总值不能反映经济福利的缺陷，提出了“经济福利量”（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的概念，把国民生产总值加上闲暇和家庭主妇的劳务价值，减去没有补偿的污染和现代城市化不和谐之处的代价，以及其他一些调整，计算了美国从1925～1965年的经济福利量，说明经济福利量的增长慢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代价越来越大。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在托宾和诺德豪斯的研究基础上，把经济福利改为经济净福利（Net Economic Welfare），并把估计数延伸到1976年，证明按人口平均计算的经济福利增长比国民生产总值缓慢得多。

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上关于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关系的预测可以归纳为三类。第一类是悲观派，以“罗马俱乐部”为主要代表。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D. H．米都斯等人撰写的《增长的极限》，通过对人口、农业、自然资源、工业生产和环境污染五个因素的分析，提出了零增长的悲观结论，提出“除非到2000年人口和经济增长停止下来，否则社会就会超过极限并垮台”。悲观派将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对立起来，没有全面考虑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也未考虑人的积极作用，从而提出了限制经济增长的片面观点。悲观派观点的积极意义在于着重考虑了经济增长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提出了警示，这对于重视和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第二类是乐观派，以美国未来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博士为代表，主要著作有《没有增长的极限》《世界发展——令人兴奋的1978～2000年》。他们认为，“近两百年来的经济增长，已增进了人类的福利”，“经济增长不仅是好事，而且是所有人类获得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持久的经济发展的成功将解决人类基本的经济问题——不足”，“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环境质量是放在第二位的目标，当富裕时再考虑环境”。乐观派片面地追求经济增长，不考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影响，认为经济发展本身可以解决环境问题，这同样是错误的。发达国家在发展经济过程中对造成的环境污染和公害事件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是最好的证明。第三类是现实派，主要代表人物有科尼什和德·如佛内尔、艾伦·科特奈尔等，代表性著作为《第三次浪潮》《未来的振荡》等。他们认为，人口剧增、资源枯竭问题严重，但市场机制有刺激人们解决资源短缺的力量，因此增长可以继续下去；地球的自然资源与人类消费量相比还是很丰富的，之所以出现资源短缺，是由于技术和经济上的限制造成的；世界各国应就环境问题进行全球合作；等等。总之，现实派认为，人类既要清醒地估计到今后的问题与风险，又要认识到正在出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机会。现实派理论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理论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随着对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研究的深入，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社会要进步必须发展经济，同时也要处理好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可以协调的一面。经济增长带来了环境问题，却增强了解决环境问题的能力；环境问题的解决，又增强了经济持续增长的能力。只要采取适当的政策，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是可以统一起来的。

具体到区域开发，发达国家较早意识到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开发导致的严重后果，相应的，环境政策由最初的“末端治理”转变为“源头控制”，进而发展为目前的“全过程控制”。早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对田纳西河流域的开发中，作为区域开发的制度保证，美国国会在1933年通过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法案》（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Act）。该法案的前言部分明确指出：法案是为了改进田纳西河的航运条件，提高防洪能力；为田纳西流域的森林再造并有效利用土地；为该地的工业和农业发展；通过成立一个公司来营运该地的政府财产从而保护自然。日本在区域能源开发方面，大力发展对环境无害的可再生能源。据日本经济产业省公布的数据，计划到2030年，风力、水力、生物质能、地热和太阳能发电将占日本用电量的20%；风力、太阳能和生物质能发电的市场规模，将从2003年的4500亿日元增长到3万亿日元；燃料电池市场规模到2010年达到8万亿日元，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

目前，美国、日本、德国、丹麦等发达国家经过多年的探索，已基本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机制。以德国为例，通过综合运用行政手段、法制手段、经济手段和社会参与监督的方式，德国已建立了完善的环境管理监督机制，实现了环境“良治”（Good Governance）。从行政管理体制来看，德国的宪法、法律及其他规章对环境保护权责有明确规定，其环境行政管理权责体系分3级：联邦、州、地方（市、县、镇）。对联邦与地方权限职责划分的基本依据是环境因子的外部性程度，环境因子的外部性越大，环境行政管理机构的级别就越高。中央对州的监督主要依靠法律监督和司法监督，州是环境管理的主要监督机构，州对地方的监督采用法律监督、财政监督、司法监督等多种监督方式和手段，为避免地方保护主义，州有直接监督企业环境违法的权责。在决策方面，基本法的条款保障了合作与政策协调及决策过程中公众的广泛参与。例如，《联邦污染控制法》第51条规定，“授权批准颁布法律条款和一般管理条例，都要规定听取参与各方意见，包括科学界代表、经济界代表、交通界代表以及州里主管侵扰防护最高部门代表的意见”。通过环境信息的公开透明，实行公众、媒体和非政府组织予以监督的机制。德国建立了完善的环境财税体系，包括碳排放权交易、生态税在内的环境污染付费体系实现了化石燃料对气候和环境所造成危害的治理成本内部化，有效降低了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量；通过财政投资和政策性融资，则保证了环保设施的融资需求。

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关注区域开发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如余欣荣著的《区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以鄱阳湖区开发研究为实例》一书，通过对鄱阳湖区自然资源和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分析，提出了鄱阳湖区土地资源、水产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的对策，探讨了鄱阳湖区生态环境保护的途径和措施。多数区域开发著作只是作为一章或一节的内容简单介绍区域开发的环境影响，强调可持续发展观点。如张敦富主编的《区域经济开发研究》，最后一章的第五节为“区域开发中的环境政策”，简要叙述了“要严格控制人口增长，使人口数量保持在环境容量以内”“要对全国流动人口进行规划和控制，减少城市和环境脆弱地区的人口压力”“农业资源的开发应具有全局观念和系统观念”“制定全国各地区的环境保护、治理战略，确定保护、治理的重点和目标”等环境政策。

梁龙男在《论中国区域开发战略与人口、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一文中，探讨了在未来的区域开发过程中，如何实现区域开发与人口、资源及环境的协调发展。从总体上概括性地提出了实施可持续的区域开发战略应采取的基本措施：第一，以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缓解人与自然矛盾为基本导向；第二，以提高综合国力为原则；第三，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基础上，使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相结合；第四，以长远发展利益为根本，使短期目标与长期目标相结合，分阶段加以实施。

与西部大开发与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国家区域开发政策相适应，有些针对西部和东北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研究文献，如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环评课题组提交的《环境危机让“振兴东北”有了新任务》研究报告，分析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潜伏的环境危机，得出振兴东北的关键在于形成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的内生机制的结论，认为“战略层面上务必控制高物耗和能耗的产业发展规模，重点发展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产业结构调整和布局要量资源和环境而行”。葛少芸在《中国西部地区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重建的思考》一文中，分析了与西部矿产资源优势一直伴生的生态环境问题，提出了西部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重建的对策建议，即“明确政府生态责任，保证生态制度供给；健全矿产资源的有偿使用制度；建立资源利用和生态重建补偿机制；不断建立并逐步完善矿产资源管理的法律、法规”。

还有一些学者对某一区域或领域的开发而造成的环境问题进行定性的描述或者针对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定量分析，判断其可持续发展程度及主要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提出实现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具体措施。如汪宇明在《新世纪广西的区域开发与可持续发展》一文中提出了“加强以交通为主的基础设施建设”“调整产业结构，进一步确立主导产业的市场地位，提升优势产业的市场竞争力”“加快城乡转型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等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措施。

董岁明等在《陕北能源开发对环境生态及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一文中，探讨了陕北能源开发所引发的如水土流失、土地沙化、水资源短缺、耕地缺失、环境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和破坏等环境问题，提出了促进陕北能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应对策略，即“处理好开发与保护的各种关系，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和谐发展的方针，创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格局，有效控制开发过程中的环境代价问题”。

欧阳慧在《完善石油资源开发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经济补偿体系建议》一文中，分析了石油资源开发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以及当前我国石油资源开发的资源和生态环境经济补偿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将矿区使用费、资源税和资源补偿费合并为资源补偿费，并提高标准”“加大对排污收费制度的收费力度”“开征生态补偿费”“开征石油城市补偿费”等建议。

王好芳等在《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指标体系的建立及其评价》一文中，把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系统分为人口、经济、生态环境三个子系统，根据三个子系统对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的影响，建立了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的指标体系，并用层次分析法计算了各指标的权重。继而根据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相对权重，得出通过提高区域农业、工业、第三产业水资源的重复利用率和以发展第三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人们的节水意识，保证生态环境需水量，从而实现区域水资源可持续开发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结论。

郑照宁等在《区域可持续开发的自适应决策研究》一文中，引入自适应理论，指出区域可持续开发决策的制定应从自适应思想出发，使决策具有自适应性，便于后来的决策者依据预测的、当前的和反馈的信息进行调整。

王小瑞等在《能源开发地区环境损失的经济分析》一文中，则介绍了环境损失经济分析的理论与方法，提出应在企业“污染者付费原则”的产业环境政策基础上，对区域之间的资源环境价值转移采取“受益者付费原则”的国家区域环境政策，以弥补能源开发地区的资源环境价值损失。

区域开发是区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区域开发是一个持续、渐进的过程，在区域开发过程中，同样受到区域经济发展规律的制约。只有实现区域开发与区域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才能保证区域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针对我国当前的研究现状，有必要探索可持续区域开发理论。区域开发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持续不断的历史进程。区域开发只有把生态环境因素考虑进去，人类的开发活动才能贯彻可持续发展思想。只有运用可持续发展理论来研究区域开发问题，才能建立可持续区域开发新的理论体系。

三 课题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思路

区域经济学理论来源与研究对象的确立是在可持续发展观树立之前就完成的，是适应工业经济时代在空间方面的资源配置的需要而建立的。从古典区位论到生产力布局理论，都把提高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作为区域经济布局的依据，因而在原料产地发展资源指向型产业就成为区域开发的主要模式。当人们开始全面反思工业文明，并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来展望未来的生态文明的时候，传统区域经济学已不适应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因此，研究区域开发问题必须突破传统的区域经济学的理论模式，突破传统区域经济学仅从区域经济系统内部的经济现象和过程来研究区域经济运动及其规律的局限性，把区域经济系统看成“经济-社会-生态”这一大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探讨区域可持续开发的动力、机制、模式与对策。

科学发展观为可持续区域开发理论提供了思想依据。党中央在总结30多年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吸取世界上其他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在2003年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提出“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供强有力的体制保障”，“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4年3月10日，胡锦涛主席在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进一步阐释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即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从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谋发展、促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全面发展，就是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调发展，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推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协调，推进经济、政治、文化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相协调。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保证一代接一代地永续发展。”

在这次会议上，胡锦涛主席强调指出，要牢固树立节约资源的观念、保护环境的观念和人与自然和谐的观念。“要彻底改变以牺牲环境、破坏资源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不能以眼前发展损害长远利益，不能用局部发展损害全局利益。”“要倍加爱护和保护自然，尊重自然规律。对自然界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只讲利用不讲建设。发展经济要充分考虑自然的承载能力和承受能力，坚决禁止过度性放牧、掠夺性采矿、毁灭性砍伐等掠夺自然、破坏自然的做法。要研究绿色国民经济核算方法，探索将发展过程中的资源消耗、环境损失和环境效益纳入经济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建立和维护人与自然相对平衡的关系。”

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对我国发展战略的整体构想，既从经济增长、社会进步和环境安全的目标出发，也从哲学观念更新和人类文明进步的理性化目标出发，几乎是全方位地涵盖了“自然、经济、社会”复杂系统的运行规则和“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位一体的辩证关系。

在科学发展观的基础上，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其中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之一。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是统一的：只有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才能真正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不断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才能保证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和目标的真正实现。2007年，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又首次提出了“生态文明”的概念，将“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明确提出要使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生态文明观念在全社会牢固树立。建设生态文明，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和重大任务，为保护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指明了方向。

从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到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以至十七大报告中“生态文明”概念的首次提出，标志着党和中央政府对环境的重视程度的提高，也标志着党和中央政府对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理论追求以全面发展为主线的社会整体进化，远远超过了“满足人类生存”这一简单诉求，明确了可持续发展的方向，是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进一步深化。

科学发展观对区域开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对区域开发提出了新的要求，区域开发将会出现新的动向。①在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下，区域开发对优惠政策的依赖性降低。从东南沿海率先开放，到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国家的区域倾斜政策逐步涵盖全国。都给政策，等于都没给政策，出现了“特区不特”的局面。因此，今后区域开发不能指望国家再给予新的倾斜政策，而要发挥各个地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尤其东部地区，要用足已有的政策，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实现率先发展的目标。②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区域开发将受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硬性约束。今后我国的区域开发将受到主体功能区规划的硬性控制，各地区在制定区域开发规划的时候，首先应该了解本地区属于哪一类功能区。按照形成主体功能区的要求，东南沿海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被列入优化开发地区。因此，产业集群和产业升级成为东部区域开发的新趋势。③科学发展观要求区域开发必须统筹城乡发展，县域经济和农村城市化将成为区域开发的重点领域。为了统筹城乡发展，过去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区域开发空间布局将向中小城市乃至农村地区扩展，农村城市化将成为区域开发的新热点。在区域开发规划中，将会更加重视农村和农民的权益，在土地征用、农村环保方面将实行更加严格的控制，防止开发过程中城乡矛盾的激化。④科学发展观要求区域开发必须走创新之路，科技创新将成为区域开发的新动力。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信息社会或知识经济时代。知识本身具有非磨损性、可共享性、无限增值的特征，使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形态减轻了对自然资源的依赖，从根本上与科学发展观的要求相吻合。科技发展不断拓展人类的生存空间，开发出新的可供利用的资源，提高现有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和能源转化率，并大大提高人类治理环境问题的能力。科技创新赋予经济发展以新的动力，促进产业结构的提升，推动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而提高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⑤科学发展观要求区域开发必须重视环境保护，生态开发将成为时代潮流。近年来，国际上兴起了一股绿色浪潮。绿色产品市场需求旺盛，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有关环保的法规、管理标准等，绿色壁垒已经成为WTO机制下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区域开发必须顺应这股绿色潮流，在开发模式上进行创新。把经济系统纳入生态系统的生态开发，将成为最具有时代特征的新兴开发模式。发展循环经济、绿色产业、清洁生产等，将成为区域开发的创新形式。

科学发展观为区域开发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野。所谓“区域开发”，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区域空间的拓展过程。可持续区域开发是指人类的经济活动在区域空间拓展过程的永续性及其与生态环境的一致性。可持续区域开发理论弥补了传统区域开发的短期性，强调了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的一致性。可持续区域开发理论使区域开发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使区域开发更加具有前瞻性，为生态开发和城市化提供新的理论基础。

在可持续区域开发理论下，区域开发具有了新的动力，无论是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和社会公众，都有促进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力。而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将形成较完善的机制。由于企业是区域开发的主要承担者，企业行为也是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因此，构建完善的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机制，主要在于形成能够有效激发企业环境保护动力的机制。鉴于市场机制是最有效率的机制，如何构建有利于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市场机制至关重要；为保证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和弥补市场机制失效，提出了完善政府调控机制的措施；鉴于政府机制在环境保护方面同样存在着无效，为弥补政府机制不足和促进政府机制有效发挥作用，还要构建公众监督的民主机制措施。

根据区域开发的一般规律，我们把区域开发划分为资源开发、产业开发和高新技术开发三个阶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区域开发的三种模式，即资源指向型开发模式、产业指向型开发模式和高新技术指向型开发模式。资源指向型开发模式，是农业社会和工业化初期区域开发的主要模式，其特征是开发活动以资源为核心而展开，自然资源和劳动力是区域开发活动的关键因素。产业指向型开发模式，是工业化中期和后期区域开发的主要模式，其特征是开发活动以资本为核心而展开，投资和金融成为拉动区域开发的主要动力，资本和市场则成为影响区域开发的主要因素。高新技术指向型开发模式，是后工业化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区域开发的主要模式，其特征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的区域开发活动，知识、教育、科技等非物质因素成为影响区域开发的关键要素。

为了在实践中应用可持续区域开发理论，我们还结合具体的区域案例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区域开发战略。例如，在高度城市化的长三角地区，应该通过区域协调解决环境问题。在尚处于资源开发阶段的西北地区要抓紧转变传统的区域开发模式，才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很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在长白山自然保护区进行开发建设，更应把环境保护放在首位。

本书以理论分析为基础，采取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本书主要从理论上对可持续区域开发的动力、机制和模式进行研究，其间搜集了大量案例作为例证，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对东北地区的可持续区域开发问题进行实证分析，描述了当前东北地区区域开发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动力、机制和模式现状，进而提出了具体的对策建议。

本书最后对21世纪我国可持续区域开发战略的选择问题提出了新的思路，提出了产业集群、区域创新、城乡统筹和生态开发四大发展战略。产业集群是区域开发的新模式，解决了经济增长方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区域创新是区域开发的新动力，解决了生产方式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城乡统筹的城市化是区域开发的新空间，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生态开发是区域开发的最高境界，解决了文明的提升和文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只有实行上述可持续区域开发战略，才能在区域经济发展中很好地践行科学发展观，实现区域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