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比较

第三章 中日图书编辑之异同

在中国，长期以来图书编辑一直作为文化产品的制造者、民族文化的整理和传播者而受到社会的尊重。与此同时，编辑也作为出版社图书生产的主体，不但要对文稿的内容把关，还需要对文稿文字进行修正以及负责出版环节的质量监督。而在日本，编辑却是在敦促作者说“先生，马上就要交稿了呢”的同时，更多地从事着文稿编辑整理之外的事务性工作。

一 编辑角色的不同

多少年来，中国出版业对图书编辑的角色要求，一直定位在对文化成果的收集、选择和加工整理上，即对稿件的选择、加工和完善。具体而言，图书编辑“除负责初审工作外，还要负责稿件的编辑加工整理和付印样的通读工作，使稿件的内容更完善，体例更严谨，材料更准确，语言文字更通达，逻辑更严密，消除一般技术性差错，防止出现原则性错误；并负责对编辑、设计、排版、校对、印刷等出版环节的质量进行监督”。[1]也就是说，编辑主要是负责稿件的编辑整理，此外还须负责出版环节的质量监督。

于是，为了鼓励编辑把好文字关，就流传出了许多编辑改稿的动人故事。如巴人给浩然改稿，将“不切实际的话，酌予改正，例如‘日落海面’，按照渤海方位，在东边，日落则在西，故改为‘太阳落下时’”。还有周振甫为钱钟书《谈艺录》改稿，不但一一核校原文，还为每篇标立目次。如此态度，令钱钟书大为感动，他在《谈艺录》引言中写道：“审定全稿者，为周君振甫。当时原书付印，君实理董之，余始得与定交。”[2]凡此等等。

与中国相比较，日本出版业对图书编辑角色的要求不尽相同。虽然，在日本书籍出版协会日前发布的招聘广告上，对图书编辑的工作要求是“调查市场需求、寻找合适的作者、取稿、原稿整理、文字校对以及印刷制作的手续，等等”，但是，在实际工作中，日本图书编辑的工作，却更多的是在稿件的编辑整理之外。对此，《现代周刊》的掌门人加藤晴之在给编辑画像时就说：“所谓编辑，就是站在迟迟不动笔的大牌作家的边上，时不时地敦促着‘先生，马上就要交稿了呢’的克己认真的人。”人称“编辑太郎”的松田哲夫，在回忆自己进筑摩书房之初所做的工作时也说：“当时几乎都是事务性的工作，根本就没有文字编辑的内容。”[3]他还记得自己大约有5年时间都花在了对文字的级数、字距行距与版面变化，以及对纸、油墨、印刷、装订等工艺的了解上。除此之外，就是陪作者喝酒。为此，他将编辑称为作者的“伟大助手”。

与松田哲夫有着相同感觉的还有Ale杂志的编辑长菊池夏树。菊池夏树曾经担任东野圭吾《真夏的方程式》一书的责任编辑，他在回忆当时的工作情景时也说：“东野圭吾当时就住在东京靠近日本桥、人形町附近的公寓中，我们两人常常在一起游玩，一起吃饭、喝酒、聊天，兴致起来的时候，还去卡拉OK唱歌，有时会闹到半夜三更。……想当年，我们有时就这么喝着酒开开玩笑，也有时能对作品讨论一个晚上。作者想些什么、期望些什么，不经意间，没有任何保留地传递给了我。”[4]

其实，日本的编辑不担负文稿的编辑校对业务这一原则，也体现在出版社的出版合同之中。如日本爱知大学的《学术著作出版合同》第2条就明确规定：“甲方（作者）负责本图书的著作编辑及校对等一切事务；乙方（出版社）则负责本图书的出版发行等一切事务。”由日本书籍出版协会制作的《出版合同书》（样板合同）也在第8条中规定：“本图书的编校事宜由甲方（作者）负责，不过，甲方（作者）也可以委托乙方（出版社）负责”。[5]对此，名古屋大学、弘前大学等其他大学出版社也都采用了相类似的原则。在此背景下，对作品的编辑及校对实际上就成了作者自身的工作，而出版社只是负责图书出版发行等事务。

对此，日本技术评论社图书编辑部的西村俊滋编辑长在题为“图书编辑的角色要求”的演讲中，就明确列出了图书编辑从图书策划直至下厂制版的11项工作内容，其中文字的编辑仅占其中一项，而且还只是对原稿审读，至于文字的修改，那是要得到作者同意后方能进行的（参见表3-1）。

由此而言，中日两国出版业在对图书编辑的角色要求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如果说中国的编辑更侧重图书的文字编辑的话，那么日本的编辑更多的是将工作的重点放在图书的出版事务上。之所以会有这般的不同，是因为中日两国出版业编辑理念不同。

二 编辑理念的不同

这里所说的编辑理念，是指编辑对待稿件以及作者的态度。

在中国，由于受西方理论的影响，认为所谓的编辑理念就是“编辑在编创媒体、结构文化时，根据自身的素养和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形势的总体把握形成的关于媒体的主流活动与主导意识的思维灵智，是对编辑活动规律的理性认知和意识的升华”。[6]从这样的理念出发，一些编辑就将重点放在了对稿件的自身认识之上，并依据自己的“思维灵智”对稿件内容多加删改。

对此现象，早在40多年前，诗人臧克家就有披露：“常听到作家抱怨，有时也形诸文字：我的文章到了编辑先生手里，他挥大笔如抡斧斤，被砍削得七零八碎，鳞伤遍体，刊出以后，我自己几乎不认识是出自己手了。”[7]有同样感受的还有唐弢先生：“卞之琳的《维多利亚女王传》译稿，原有极详尽之注释，译者用力之勤，几过于本文之迻译，而交商务出版时，完全被删去，削头截足，剩下光身一个。”[8]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中国的编辑理念中被赋予了对稿件负责的责任，如中国的编辑被要求“从专业的角度对稿件的社会价值和文化学术价值进行审查，把好政治关、知识关、文字关”。所谓的把关，同时就意味着责任。而对编辑来说，减轻责任的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删去一切有可能诱发责任的内容。

而日本则不同。就笔者个人而言，所有在日本出版的著作中，都未曾遇到过任何对书稿内容的删改。唯一的一次例外，是应日本黑潮出版社之约，为京都光华女子大学河原俊昭教授《与外国人共生的社会已经到来》一书撰写专栏。因为出版社给出的专栏主题是就日本人的性格而言的共生态，而在约稿时，日本国内正值小泉执政，中日关系并不融洽。对此，笔者以《“鸭行”下的日本》为题，从文化行为学的角度，结合自己在日本的亲身经历，根据日本人社会性格中的“鸭行”因素（所谓“鸭行”，就是一群鸭子中一定会有一只头鸭，所有的鸭子一定会跟着头鸭走），提出对日本社会而言，要与外国人共生，重要的是选择头鸭。显然，文稿带有比较强烈的批判情绪。

记得黑潮社的编辑在收到稿子后，认为原稿的观点过于尖锐，而委婉提出希望对原稿做出修改，如此读者才会比较容易接受，甚至表示出版社可以安排资深编辑帮助修改。最后，经出版社修改后的文章标题就变成了《日本人，请更多地保持自信》，[9]并且增加了对日本社会建言的内容，读起来也就柔和多了。

毫无疑问，日本图书编辑这种柔性地对待作者、对待原稿的做法，完全是基于他们的那种“编辑是‘发掘他人的fine play的职业’，而编辑的工作‘是对作家的激励’”的编辑理念。[10]他们对作者文稿的态度，是能不改尽可能不改，即便要改，一定要获得作者的同意，并且是站在作者的立场上的修改。对此，日本著名出版人、曾任《朝日新闻》编辑委员的重金敦之说：“并不是说所有编辑都与作家那么亲近，但是，我确实看到了很多真正进入作家内心，甚至在作家的案头充当秘书的编辑。”[11]

由此而言，中日两国的编辑在编辑理念上确实存在着不小的差异，如果说中国的编辑理念是出好的作品的话，那么，日本的编辑理念就是扶植好的作者，甚至不惜在作者的案头充当秘书。可以说，中日两国间编辑角色与理念的不同，进而又带来了编辑地位的不同。

三 编辑地位的不同

编辑的地位，应该说是由编辑的角色与理念决定的。在中国，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都认为编辑的地位要高于作者，因为编辑的工作是在帮助作者提高。其中的典型观点是：“（1）编辑要认真审读书稿，把书稿的内容吃透。唯其如此，才能提出建议性意见，才能对作者有所帮助。（2）编辑审读书稿，要抓住要害，即带全局性的问题。唯其如此，才能使作品得到根本性的提升。（3）编辑帮助作者，观点要鲜明，态度要谦和。唯其如此，才能使作者乐于接受你的帮助。”[12]正因为人们认为编辑的地位高于作者，是在帮助作者提高，所以，编辑们很自然就拥有了修改作者稿件的权利。

必须指出的是，在中国，编辑所拥有的修改作者稿件的权利也是得到官方认可的。早在1952年，当时的出版总署就制定了《关于国营出版社编辑机构及工作制度的规定》，规定要求图书编辑可以以责任编辑的名义在书名页上署名，不但将名字署在版权页上，还能够出现在封底或者封三的勒口上。当然，也有人说书名页上责任编辑的署名，并不显示编辑地位，只是“为了昭示责任编辑的责任，他究竟要负什么责任，书名页上不可能列出，但在读者心目中他却是要对图书编辑工作负全部责任的”。[13]

既然中国的图书编辑“要对图书编辑工作负全部责任”，国家随之就为图书责任编辑设置了准入门槛，即必须通过新闻出版总署组织的编辑资格考试并经过登记注册之后，才有资格担任责任编辑，才能够在书名页上署名。于是，在高高的准入门槛下，也是在对图书编辑工作负全部责任的前提下，责任编辑很自然地被赋予了书稿的审核权、内容的删改权以及文字的修正权，再加上书名页上的署名权，由此而显现出了中国的图书编辑所具有的崇高地位。

不过，对中国的图书编辑来说，地位的崇高也意味着责任的重大，诚如《国务院关于修改〈出版管理条例〉的决定》第三章第二十四条中明确规定的：“出版单位实行责任编辑制度，保障出版物刊载的内容符合本条例的规定。”这显然意味着图书编辑的政治责任。此外，还有《图书质量管理规定》中所设定的1/10000的差错率的红线，也已经成为图书编辑不可回避的考核内容。

而在日本，图书编辑是没有资格在书上署名的。作为出版业约定俗成的一项行规，日本目前的3000余家出版社中，绝大多数的出版社都不允许编辑在自己所编辑的书上署名。其中，虽然也有德间书店等极少数出版社明文规定编辑可以在书名页上署名，但事实上，即便是德间书店出品的著作，也很少见编辑的署名。有意思的是，日本图书编辑的工作，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作者在后记中的感谢而得到体现的。一旦作者忘了感谢，那么，编辑工作就完全是匿名的。

然而，没有署名权，也就意味着日本的图书编辑并不需要承担图书编辑这方面的责任，于是，也就不需要有书稿的审核权、内容的删改权以及文字的修正权了。正因为此，日本图书编辑的工作，更多的是在稿件编辑整理之外的事务性工作。也正因为此，日本图书编辑的准入门槛可以说是非常低，从各出版社的招聘广告看，只要高中以上并具有一定的文字功底，就可以应聘。而且在日本，也没有编辑的国家资格考试。于是，编辑的地位就悲剧了，在1995年SSM调査研究会所进行的职业社会地位调查中，编辑仅获52.2分（满分100分），与总务、营业及其他一般事务员排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中国的图书编辑可以说是位高且权重，不仅有书稿的审核权、内容的删改权、文字的修正权，还有书名页署名权，但同时也意味着编辑的责任重大。与中国的图书编辑相比，日本的图书编辑的地位确实太低了些。当然，没有了地位也就意味着不负有任何的责任。他们只好将自己对图书的热情倾注在了封面及版式的设计、纸张及油墨的选择、印刷及装订的质量等这些图书出版的细节上，这也许是日本图书长期以来以设计印刷装帧精美而著称的另类的解读。

四 编辑前景的不同

进入21世纪以来，在出版数字化和产业化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在出版的对象开始由精英转向大众的过程中，中国图书编辑的角色与作用，也已经在悄然变化之中。诚如美国双日出版公司总编麦考密克所说：“编辑工作……今非昔比。过去主要改改拼写和标点，现在更重要的是必须了解该出版什么，如何才能拉到稿件，如何赢得最多的读者。”[14]这里，了解该出版什么，如何拉到稿件，实际上就构成了当今策划编辑们的工作内容。

毫无疑问，随着策划编辑的出现，编辑的角色出现了分化，原先从事稿件选择与加工的编辑，成了文字编辑，而负责策划选题、联系作者的编辑则升级为策划编辑。如今，随着中国出版业产业化转型的深化，可以说，国内各主要出版社都已基本实现了文字编辑与策划编辑的二级岗位分工。

由于人们认为“策划”就“意味着编辑自主创新意识的进一步提高，意味着出版社的自力更生水平的进一步发展，更意味着出版业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因此，在编辑角色的转化中，各出版社就有意识地让一些“市场意识强、综合素质高、项目管理能力强的编辑人员集中精力进行选题策划工作”，[15]于是，策划编辑在出版社内的作用就显得越来越重要，甚至被称为“出版社或图书公司的核心”。无论如何，策划编辑的出现凸显了中国出版社应对市场的决心。

然而，尽管从20世纪90年代起，日本的出版业就已经步入了“不况”，但是生性保守的日本出版社并没有勇气展开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产业化转型，正因为此，日本出版社的图书编辑也依然保持着传统的角色。

在2009年10月至2010年1月间，拥有463家会员单位的日本书籍出版协会开展了一项“书籍的出版策划、制作的实态调查”，调查围绕着“图书的出版策划是由谁确定的”、“书名是由谁确定的”、“编辑业务有无外包”等图书编辑实务而展开，据说最终有232家出版社提交了调查表。然而，从各出版社所汇总的答案上看，日本图书编辑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因为，在“图书的出版策划是由谁确定的”的提问中，只有5.6%的出版社回答是由编辑决定的。而在“书名是由谁确定的”的提问中，竟然没有一家出版社说编辑能决定。至于“有无编辑业务外包”的提问，有79%的出版社回答说有过。而让编辑们更为揪心的是，在“外包内容”的提问中，竟有83.4%的出版社表示，他们将图书编辑的业务对外进行了转包，目的是降低成本及加快图书出版进度（参见表3-2）。

由此而言，就在中国图书编辑的角色被分化为文字编辑与策划编辑，从事着不同的分工，进而积极走向市场之时，日本的图书编辑则依然坚守着其传统的角色。而从83.4%的出版社将图书编辑的业务对外转包的回答中也可以感觉到，在日本，编辑仍在被不断地边缘化。综上所述，由于中日两国文化背景的不同，两国图书编辑在角色、理念、地位及前景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可以确认的是，中国的图书编辑位高且权重，不仅有书稿的审核权、内容的删改权、文字的修正权，而且还有书名页署名权。当然这同时意味着编辑责任的重大，不仅需要对图书内容进行把关，而且还要面对差错率的考核。而日本的图书编辑既没有书稿的审核权、内容的删改权、文字的修正权，也没有书名页署名权，当然，也就意味着不需要负责任。对日本的图书编辑来说，他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为作者服务，并敦促着“先生，马上就要交稿了呢”。

无论如何，在现时点，我们确实很难说清楚究竟是中国还是日本的编辑模式更贴近图书市场，这恐怕还需要由时间来加以验证。

（本章节略版曾以《中日图书编辑异同之解读》为题发表于《编辑学刊》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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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贾国祥：《抓住编辑工作中心环节》，《中国新闻出版报》2006年8月23日，第6版。

[2] 王建辉：《编辑这个文化角色——近现代学术文化史读书札记》，《编辑学刊》1994年第5期。

[3] 系井重里：《編集者という仕事を知ってるかい？》，2007年6月20日，http：//www.1101.com/henshusha/2007-06-27.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19日。

[4] 菊池夏樹：《作家と編集者》，2011年11月23日，http：//honya.jp/modules/d3diary/index.php？page=detail&bid=20，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19日。

[5] 日本書籍出版協会：《出版契約書雛形（一般用）》，http：//www.jbpa.or.jp/publication/contract.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3年11月19日。

[6] 周山丹：《全媒体出版语境下图书编辑的理念创新与角色转型》，《编辑之友》2011年第6期。

[7] 臧克家：《作者与编者之间》，《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1日，第8版。

[8] 唐弢：《晦庵书话·水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第148页。

[9] 河原俊昭、山本忠行：《与外国人共生的社会已经到来》，黑潮社，2004，第128页。

[10] 山口曈：《わたしの読書作法》，河出书房新社，2004，第57页。

[11] 重金敦之：《編集者の食と酒と》，左右社，2010，第239页。

[12] 周奇：《编辑主体在审读加工过程中的创造性作用》，《出版科学》2003年第2期。

[13] 蔡学俭：《责任编辑是什么》，《出版科学》2000年第4期。

[14] 〔美〕斯科特·伯格：《天才的编辑》，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第2页。

[15] 宋秀全：《提高图书质量的主要对策研究》，《中国编辑》200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