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下之战、垓下之战是两事——与陈可畏、辛德勇商榷

一《史记》《汉书》有先写“陈下”再写“垓下”者

《史记·项羽本纪》写垓下之战非常生动,读之令人赞叹不已;但它对陈下之战一字未提,又使人莫明其妙。陈可畏《楚汉战争的垓下究竟在今何处》一文,载于《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提出垓下在今淮阳县境内之说,令人耳目一新。但也使人生疑:“垓下”之地,《汉书·地理志》是注明了的,没有可靠而可信的证据恐怕难以推倒。施丁所写《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再谈陈下之战》两文,分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8年第6期、2000年第6期。提出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是楚汉相争后期的两个战役之说,似乎言之成理,较为可信。

近读辛德勇《论所谓“垓下之战”应正名为“陈下之战”》一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一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觉得其所谓“陈下”讹为“垓下”说比陈氏之说进了一步,把问题讨论引向深入,令人欣喜。但辛氏此说,似乎欠妥。辛文说:


所谓“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是前后相继的两次战役的说法,在《史记》和《汉书》中是找不到任何根据的。如前所述,对于刘邦聚歼项羽的决战,二书中时或写作“陈下”,时或写作“垓下”,但从未有任何一个地方是先写有“陈下之战”,再接着写有“垓下之战”,因此不可能存在这样前后相继的两次战役。


这个问题提得很重要,促使两次战役说者必须做出回答,以自圆其说。这里提供一点《史记》《汉书》的文字,看看与辛氏的说法有否矛盾。《史记·灌婴列传》云:


与汉王会颐乡。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所将卒斩楼烦将二人,虏骑将八人。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项籍败垓下去也,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破之。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皆赐爵列侯。降左右司马各一人,卒万二千人,尽得其军将吏。下东城、历阳。《汉书·灌婴传》所记与此相同。


此段引文,先言灌婴“从击项籍军于陈下,破之”,因其立了大功,得到“赐益食邑”;接着又言“项籍败垓下去也,婴……别追项籍至东城”,灌婴又立大功。这显然是,先言“陈下”,接着又言“垓下”,而且两写“破之”,两写封赏,只是没有出现先写陈下之战接着再写垓下之战的字样而已。

也许持“陈下”讹为“垓下”说者要提出辩论:这种可能性是有的,先写“从击项籍军于陈下”,这是言陈下之战;接着所写“项籍败垓下”之“垓下”乃“陈下”之误,因此处没有写打仗,只是写“破”。这样的申辩似乎有道理,但实在难以成立。因为:(一)不可能先写的不错,接着写的就错;(二)史实可证灌婴率车骑参加了陈下之战,立了大功,得以“赐益食邑二千五百户”,又受命于垓下追击项羽,再建大功,事后又得很大赏赐,封为颍阴侯,“食邑五千户”。《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六年正月丙午”,灌婴封为颍阴侯,“侯,五千户”。这次因功封了侯,所受食邑,比陈下立功所受食邑翻了一番;(三)灌婴因参与陈下之战,必然人困马乏,需要稍事休整,加以补充给养,然后继续追击穷寇。当他尾追项羽到了垓下时,韩信已捷足先得,以新到之生力军击败了“兵少食尽”而困于垓下的项羽军。灌婴幸运的是,马上受汉王之命,将车骑别追项羽于东城,而建立殊勋。他参加了陈下之战,又赶上垓下之战后半节。史实至为明确。

就《史记》《汉书》所写内容来看,还得承认秦楚之际既有“陈下”,又有“垓下”。

二 “陈下”不可能讹误为“垓下”

按“陈下”讹为“垓下”说,那就必是将“陈下”都误写为“垓下”。误写之事,史多有之,不足为怪。而《史记》《汉书》是如何将“陈下”误书为“垓下”的呢?猜是疑否,都难断言。还是先看看《史记》的一些记述吧:


(1)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项王军壁垓下,兵少食尽,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史记·项羽本纪》。

(2)汉王败固陵,乃使使召大司马周殷举九江兵而迎武王,行屠城父,随刘贾、齐梁诸侯皆大会垓下。立武王布为淮南王。五年,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与项羽决胜垓下……(项羽)大败垓下《史记·高祖本纪》。

(3)(曲城侯蛊逢)以都尉破项羽军陈下《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

(4)周殷反楚,佐刘贾举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会垓下,共击项籍。《史记·荆燕世家》。

(5)(汉五年)冬,破楚垓下,杀项籍。《史记·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

(6)韩信为齐王,引兵诣,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史记·曹相国世家》。

(7)于是汉王乃发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遂破楚。《史记·彭越列传》。

(8)汉王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史记·淮阴侯列传》。

(9)(樊哙)从高祖击项籍,下阳夏,虏楚周将军卒四千人。围项籍于,大破之,屠胡陵。

(夏侯婴)复常奉车从击项籍,追至,卒定楚,至鲁。

(灌婴)从击项籍于陈下……项籍败垓下去也。《史记·樊郦滕灌列传》。

(10)还击项籍陈下,破之。别定江陵。《史记·靳歙列传》。

(11)布曰:“……且垓下之会,微彭王,项氏不亡。”《史记·季布栾布列传》。

(12)以淮南叛楚归汉,汉用得大司马殷,卒破子羽于垓下《史记·太史公自序》。


以上共引及《史记》12篇,可见所书“陈下”或“陈”者凡6处,书“垓下”者凡13处。《汉书》与《史记》相同的篇章,所书“陈下”“陈”及“垓下”大致相同。若是“陈下”误为“垓下”如此之多,那就使人会怀疑司马迁与班固非常草率,《史记》《汉书》记载不大可信,或会怀疑《史记》《汉书》的传抄者和印刷者大有问题。偶尔失误,人皆有之。可是,总不会既错又不错,或错的多而不错的少,或在同一篇中既错又不错吧?

就本人涉猎所及一些中外古今有关《史记》之校注本,尚未见有将垓下指正为陈下的情况。故难以相信垓下乃陈下讹误之说。

就是从文字体形来看,“陈”与“垓”两字,无论真、草、隶、篆哪种字体,都大不一样,是难以阴差阳错的。

即使退一步言,假定“陈下”讹为“垓下”说可以成立,那么,按《汉书·地理志》记载,“沛郡”中“洨国”本注是“侯国。垓下,高祖破项羽”,其中“垓下”若是“陈下”之讹,它也应当处在沛郡的洨国,而不能指使它窜到“淮阳国”中的“陈”去。

三 还可再审陈下与垓下两战概况

若要明确“陈下”与“垓下”是二或一的问题,还得理清自固陵至东城的战况及其时序,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

项羽其人,叱咤风云,英气勃发,打仗能拼命,始终不服输。他为何于楚汉四年九月与刘邦划鸿沟为界退而东归了呢?这是形势所迫,使他不得不另谋出路。先是,楚汉四年之初,项羽与刘邦对峙于广武,而北线韩信破龙且、杀田广,取得平齐的重大胜利。项羽损兵折将,痛失右臂。二月,刘邦采取张良、陈平之策,笼络颇有几分野心的韩信,派遣特使张良前往齐地,封韩信为齐王,稳定了这股举足轻重的势力,同时与韩信商调灌婴骑兵部队立即南下,攻楚腹地,加强了反楚实力。项羽派遣武涉往说韩信,宣告失败,无计可施。七月,刘邦立黥布为淮南王,让他到淮南地区活动。同时特派刘贾进军淮南,又命令靳歙进扰楚地。刘贾、黥布等在淮南地区,围重镇寿春,降楚将周殷,使项羽痛伤左臂,而刘邦却是如虎添翼。灌婴、靳歙等在楚腹地纵横驰骋,得地扩军,甚至严重威胁或已取得楚都彭城。早在楚地活动的彭越也不时得手,绝楚粮饷。使得项羽后方危急,进退维谷。到了九月,刘邦的汉军与友军,对项羽前线部队已形成大包围态势,而且“汉兵盛,食多”。项羽已在被包围之中,而且“兵罢,食绝”。在这种形势与情况下,刘邦派遣侯生往说项羽,当然会晓以利害,项羽只好顺水推舟,同意谈判,双方“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所谓“割鸿沟以西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乃官样文章。且不说鸿沟以西实为刘邦所控辖之地,就是鸿沟以东,汉军及其友军也已占据不少,并非项羽所尽有。参考《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秦楚之际月表》以及韩信、黥布、彭越、灌婴、刘贾、靳歙等传。

项羽在“兵罢食绝”的情况下,自知楚军在广武难以为继,只好“引兵解而东归”。归向何处?从刘邦追项羽至于固陵来分析,项羽不是归向楚都彭城,而是趋向陈县。因为彭城业已危殆或已陷落,陈乃秦汉时期平原地区经济中心之一,又是兵家必争之地。就当时形势来看,项羽这一选择是正确而可行的。

当项羽退军东趋时,“兵盛食多”的汉军自然不能就此罢休,何况有张良、陈平等出谋划策,于是刘邦东追楚军。至于固陵,两军接战,楚胜汉败,为何?刘邦的进击计划未能落实。他到了阳夏(今河南太康)南,“止军”,与韩信、彭越“期会而击楚军”,韩、彭两人却心有盘算而失约未来。项羽虽然指挥楚军后退,但仍有精锐之师,不至于一击就垮。这次楚胜汉败也不意外。

楚军于固陵之役后,据守陈境,得以暂时休整,得到一些粮饷,是可以想象的。汉军虽有固陵之败,但未损元气,总体优势依然存在,“深堑而自守”,自然固若金汤。这是楚汉五年十月之事。刘邦这时无计可施,征询张良的意见。张良、陈平马上献出高招,刘邦采纳,立即遣使前往韩信、彭越驻地,许封两人功成之后为王,指划予以大片土地,“使各自为战”。此策果然生效,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史记》之《项羽本纪》《高祖本纪》。

同时,驰骋于楚地的灌婴“与汉王会颐乡”。《史记·灌婴列传》。颐乡,在今河南鹿邑东南,处于陈县之东。刘邦与灌婴会于颐乡,必是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立即部署了军事。在得到了友军的声援后,汉军又聚集了灌婴军、靳歙军、燕枭骑等精锐部队,于是发动了陈下之战。这一战役,楚军惨败,损兵折将,只好逃跑。汉军大胜,声威大振,乘胜追击。参考上引施丁两文。这时大约是十月至十一月间。

项羽逃向东南,按说可以沿着鸿沟与颍水,直指寿春,但这时寿春已经失陷,在后有追兵、前有阻敌的情况下,只好东向城父,因城父尚为楚军所据。然而形势犹江河日下。刘贾军取得寿春而迎头赶来,周殷与黥布也来。于是发生“屠城父”事件。参考《史记》之《项羽本纪》与《高帝本纪》,《汉书·高帝纪》,以及《史记》《汉书》之黥布、刘贾等传。时在十一月。参考《汉书·高帝纪》。项羽当时是否在城父,不得而知,但他必须经此而过,奔向垓下。

韩信、彭越是否参加陈下大战及“屠城父”?否。韩信得知刘邦许封楚王,马上“请今进兵”,“乃从齐往”。《史记·项羽本纪》。但他没有赶到陈下和城父参加战斗。对此,《史记》《汉书》有的记载不大清晰,需要略事分析。《史记》之《项羽本纪》《高帝本纪》,《汉书》之《高帝纪》《项籍传》都未写陈下之战,自然也不可能有韩、彭两人参战的消息。《史记》《汉书》都写了“屠城父”,但未明确提到韩、彭参与其事。《项羽本纪》云:


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


据此分析,刘贾军“屠城父”是无疑的,而韩信军“从齐往”是否参战,似在两可之间。《史记·高祖本纪》也只说“韩信、彭越皆往”而未明确是否参与“屠城父”。《汉书·高帝纪》写得较为明确:


十一月,刘贾入楚地,围寿春。汉亦遣人诱楚大司马周殷。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迎黥布,并行屠城父,随刘贾皆会。司马光用这个记载,参见《资治通鉴》卷十一,汉高帝五年。


可见“屠城父”只是刘贾、周殷等所为,已排除了韩、彭两人参与的可能性。

但是,《史记·曹相国世家》有“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的记载,给人以韩信参与了陈下之战的感觉。其实不然。《史记·淮阴侯列传》写的是,“汉王困固陵,用张良计。召齐王信,遂将兵会垓下”。《史记·彭越列传》写的是,“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会垓下”。《项羽本纪》只写了“韩信乃从齐往”。《高祖本纪》只写了“韩信、彭越皆往”。“往”者,在去途中,尚未到达,不能判定其到了何地。实际上韩、彭两人所往是“会垓下”。据此,对于上面所引“引兵诣陈”之“诣”,只能作往解,而不可解为至。对有关材料作综合分析,“诣”作往解,是适宜的。韩信出发时,目标是“诣陈”,然战争形势变化很快,在行军途中想已闻知汉军取得陈下大捷,项羽已往东南逃跑,那就必然调整方向,直指败退的楚军,于是会于垓下。《中国史稿地图集》之“楚汉战争”图,所画汉军、韩信军等进军垓下的路线,基本上是准确的。

楚汉五年十二月,发生垓下之围。参见《史记·秦楚之际月表》与《汉书·高祖本纪》。项羽“军壁垓下,兵少食尽”,《史记·项羽本纪》。“卒可十万”,《汉书·高祖本纪》。十分窘迫。汉军及其友军从四面追赶而来。刘贾军、黥布军、彭越军已来到。韩信“三十万”大军也已到达。《汉书·高祖本纪》。声势甚盛。刘邦也快来了。众军攻楚军于垓下。项羽犹困兽之斗,突击韩信军。韩信挥师“先合”,佯退,继则围攻,打败楚军。《汉书·高祖本纪》。据《项羽本纪》记载,项羽退处垓下,“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当晚,“汉军四面皆楚歌”。项羽闻之大惊,“悲歌慷慨”,虞姬和之,相对而泣。


于是项王乃上马骑,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直夜溃围南出,驰走。平明,汉军乃觉之,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项王渡淮,骑能属者百余人耳。项王至阴陵,迷失道,问一田父,田父绐曰“左”。左,乃陷大泽中。以故汉追及之。项王乃复引兵而东,至东城,乃有二十八骑。汉骑追者数千人。


项羽于半夜带八百骑兵冲出重围,向南逃跑。过了几个小时,天亮时灌婴奉命率五千骑兵追之。项羽渡淮,随从骑兵只“百余人”。自垓下(在今安徽灵璧东南)南至淮河,大约50公里,马驰最多两小时,又未遇战斗,为何八百骑仅剩百余人,损失如此惨重?必定因为此前血战惨败。人困马乏,仓促渡淮又无必备的渡河工具,故而如此。自淮河至阴陵(今安徽定远西北),仅三四十公里。项羽由于陷于大泽,被汉骑追及。项羽又自阴陵逃至东城(今安徽定远东南)。自阴陵至东城大约40公里(自淮河至东城也不到100公里),项羽竟然又损失了几十个骑兵,只剩下28骑。如此惨状,尚何言战!然项羽还沽其余勇,在东城“快战”一次,声称“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但终究是强弩之末,他自知已山穷水尽,只能自刎于乌江。以上均见《史记·项羽本纪》。这一切都在楚汉五年十二月之内。参考《史记·高祖本纪》及《汉书·高帝纪》。

了解了楚汉相争后期的战况及其时序,就能明确陈下与垓下不是一地,二者分处东西,相距二三百公里之遥,是不能捏二为一的。

既然“陈下”与“垓下”是两地,“陈下之战”与“垓下之战”也就不是一件事,“垓下之战”也就不应正名为“陈下之战”。还是尊重历史,让两地、两战各自立名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