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词研究

“名士牙行”与孙默归黄山诗文之征集

杜桂萍

在考察清初词史演进时，明末清初时人孙默（1613～1678）及其编辑的清代最早的一部当代词总集《国朝名家诗馀》不可回避。孙默开阔的词学视野及其密集的词学活动、广泛的词学互动，成就了他在广陵词学中心形成过程中的特殊地位；其作为特定角色所发挥的无与伦比、不可取代的作用，得到了当代学者的逐步认可。在编纂《国朝名家诗馀》过程中，特立独行的休宁人孙默，以“一穷老布衣，而名闻天下”，并非仅仅因为他对词选编纂的热衷，当然也不仅因为其词作之佳，还缘于他“海内诗文积盈箧，无人不送归山辞”的行为以及潜隐其中的“名士牙行”的身份特征。即他常年以归返家乡黄山为理由征集诗词文之作，“所与游者，皆为文辞送其归”，涉及人与事众多，构成了当时扬州文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并促进了《国朝名家诗馀》的搜集和编纂。本文即立足于对这一文坛盛事的文献梳理和史实考察，力求还原一个真实完整的孙默，并借之探求当时文学生态一些易被后人忽略的细节及其对有关文学史进程、文体兴衰的影响。

一 孙默其人其事考述

孙默，字无言，号桴庵，江南休宁籍，流寓扬州。其先世居黄山下草市，父秉仲，生五子，无言为长。妻吴氏，早卒。孙默六十七岁去世，逆推三十余年，吴氏去世的时间当在孙默三十多岁许，正是清初时期，他应该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定居扬州的。子二，长曰自省，早卒，大概即是王士禛所谓“无言有子，依其族人贾汴之朱仙镇，一昔死”者，次子名自益，字友三，亦为商，来往于扬州与汝宁一带，孙默去世后请汪懋麟作墓志铭者是也。

孙默曾一度经商，地点应为中州。姜宸英云：“孙子自中州还，即谋隐于其里之黄山，至见于咏歌与友人唱和者，不一而足，然至今倚徙未遂也。”似乎是以扬州为落脚点经商，这与其弟弟和儿子后来亦往来于汝宁、朱仙镇和扬州的经营路线是一致的。孙枝蔚作于顺治十八年（1661）的《南乡子·赋送无言令子鲁三之汝宁》中有：“隋苑柳青青，身着班衣，劝醁醽。负米归来曾几日。消停。依旧骑驴向汝宁。”揭示的就是这一点。大概在明末，孙默已来到扬州：“自吾辞黄山来此，其时幸饶于赀，颇能供宾客车马。自丧乱以来，倾散殆尽，而家累日益以众。”顺治元年（1644），文德翼“客商山门人吴去非家，枕溪而卧几十旬”，此际，孙默“时来访余。林皋之吟，文字之饮，聊以永日，亦顿忘时事之维何”，当是因为动乱暂时回到了家乡。他后来又到扬州的原因，应该是出于“家累日益以众”的生计考虑，与他不耐寂寞、好文重交的个性当然也关系密切。王士禄康熙四年（1665）诗有“仳离廿载芜城居，云海苍茫作逋客”，上推二十年，当在顺治二年（1645）许，应该就是孙默动乱后再返扬州的时间。

同样在康熙四年初夏，王嗣槐于西湖之滨初遇孙默，表示“余知其人二十年，未之见也”，又有“桴庵出黄山几二十年”、“居广陵且十余年”云云，也透露出孙默离开黄山的时间为顺治二年许，定居扬州的时间则稍晚，但亦已过去十几年。孙枝蔚云：“辛丑岁，无言游于广陵且十有余年矣，然后即归黄山老焉。”辛丑是顺治十八年（1661），严迪昌先生据此判断“孙默始游广陵当在顺治八年之前，也即他还不到四十岁时”，大致是合理的，但这只可能是孙默正式定居扬州的时间，并非“始游广陵”的时间。孙枝蔚作于顺治十四年的《送家无言归黄山》诗中，又有“十年清泪堕悲笳，异俗相亲即一家”一句，表明他们相识已经十年，而孙枝蔚定居扬州的时间恰恰是顺治三年，再次说明至少顺治三年时孙默已经住在扬州。计东曾透露了孙默某年的话语：“予交游中，远者无暇论，即予流寓广陵，十七年矣。”根据文中“顾与治（逝于顺治十七年）、王于一（逝于康熙元年）、胡彦远、侯研德（逝于康熙三年）、梁公狄（逝于康熙四年）兄弟”均已去世的记载，计东与孙默的对话应在康熙四年或之后，倒推十七年则是顺治五年（1648）或晚些时日，即其正式定居扬州的时间至迟应在顺治五年到八年之间。王追骐《送孙无言归黄山》云：“有客邗州十六载，阖门著书行不改。”经考，此诗作于康熙五年（1666）秋，时王追骐暂住扬州天宁寺，与陈维崧、孙枝蔚等唱和往还，赠予孙默的诗歌应作于同期。据此，其定居扬州的具体时间可断定为顺治八年（1651），进一步接近了严迪昌先生的说法。

《扬州府志》卷之五十三（嘉庆十五年刊本）说孙默“工于诗”，好友孙枝蔚也有“佳句半传邗水涯”之誉，但颇有交谊的王士禛又意味深长地指出：“不甚为诗，而好朋友之诗”。流传至今的他的诗歌作品确实不多，卓尔堪《遗民诗》收其诗四首，顾有孝《骊珠集》收其诗一首，《晚晴簃诗汇》卷三十九收其诗二首，另嘉庆《扬州府志》卷十七收有其作品《红桥园亭宴集诗》一首。不过，从当时人诗歌作品中偶尔出现的“次无言韵”一类信息分析，孙默的诗歌创作还是不少的。据记载，他曾编自己作品为《留松阁诗》，且主要是流寓扬州期间所作：“十年诗将藉此以传，故以名。”可惜至今未见，具体情况不详。王猷定之序云：“今而后，有慨于兴亡之故者，读《留松阁诗》，又不徒言甲申之事矣。”可见多有动乱之境的情感表达。

徐喈凤《瑞龙吟·送孙无言归黄山》有“新翻调，唱旗亭，江南响彻，孙郎佳句”，可见出他的词作应不少，惜亦流传不多，《全清词·顺康卷》亦未有收入。据李丹博士文，国家图书馆藏《国朝名家诗馀》本曹尔堪《南溪词》（留松阁刻本）中有孙默词一首《蝶恋花·送顾庵次原韵》：

携手湖头春已暮。约过平山，又被秋霖误。满地尘劳凄客露。萧萧一剑天涯去。野馆浓花前日聚。笑指红桥，画舫依烟树。后夜相思荒草路。声声愁听征鸿度。

另，今存《梅村词》（留松阁刻本）卷首有孙默计划收入《国朝名家诗馀》的五十六位词人的名单，其中亦列有他自己的名字，可见他有计划刊刻个人作品集，只是未来得及实现而已。

孙默留在时人记忆中的基本印象，今主要借助数以千计的送归黄山之作得以再现。梳理众多篇什，印象深刻者有二。一是生活始终处于困窘中。汪懋麟说：“自处士去休宁而来游于扬也，居一椽，从一奴，白衣青鞋，蔬食而水饮。”他“居阛阓中，委巷掘门，瓶无储粟”，至有“朝餐夕炊，设或不继，赁居庑下，设或月钱不得偿”的情况。康熙五年（1666）时，已经是一方名流的孙默依旧有“屡值守岁时馈米炭灯烛之资”的情况，以致孙枝蔚真心感佩他“世上纷纷媚爵位，嗜好无乃与时左”的独特追求。也是在这个时期，一时名士的彭孙遹满怀深情地表达对孙默的牵念：“三年岭外未归人，每念黄山处士贫。”特别撷取的也是给予他深刻印象的“贫”。孙默的贫穷，颇值得特别说明。与很多徽州人一样，其家族亦以经商擅长，他本人、弟弟以及两个儿子都长期为商，且非一般的小本买卖，似乎不至于让孙默穷窘到令人难堪的地步。陈维崧《苏武慢·送孙郎贾汝宁无言令嗣》词是为孙默次子赴河南汝宁经商而作，其中“天中上郡，汝水雄关，仅可持筹列肆”之句，对其“持筹列肆”的经营声势颇有描绘和渲染。能够达到“持筹列肆”的水平，至少不是普通的商铺，应该足以维持生计，而孙枝蔚在分析他归黄山的原因时也提到时人的说法：“无言有弟若子善治生，往来鱼盐之乡，可不必婚嫁毕而后效向平也。”但孙默似乎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这与他笃好交游关系密切，（乾隆）《江都县志》、（嘉庆）《扬州府志》都强调他“交游四方士”、“广交游”的特征；而在编纂、刊刻《国朝名家诗余》的艰辛过程中，当不仅有“冒犯霜露、跋渉山川”的身体发肤之痛，还有金钱方面的大量付出，尽管其过程中不乏经济实力雄厚者的赞助。

孤独窘迫之中，搬家似乎已为寻常之事。方文顺治十三年（1656）为诗云：“两岁之间三卜居，一童以外再无余。邻家不省谁来住，夜夜惟闻人读书。”孙默搬家的次数无以为计，目前见诸友人诗词者，至少四次。魏禧与孙默康熙元年（1662）初识，至康熙二年“再来广陵，则无言已新易居，其言归黄山如旧”。大概在康熙五年（1666），依旧致力于征集归黄山诗文的孙默又一次搬迁，以致方文有些不耐烦：“尔数移居不胜贺，我又不善为祝词。”而在此前一年，与王士禄一起游览西湖的孙默还对王嗣槐表示：“吾恐从是再十年犹未得归也。”回家，显然在筹谋之中又在计划之外。他曾给自己的新居取了一个颇为风雅的名字“半瓢居”，既以颜回之穷比附身居陋室的平静，又表达了自己对颜回式人格的无比向往，并因此而征集了不少诗词题写。应该是在去世的前一年即康熙十六年（1677），孙默完成了在扬州的最后一次迁居，此番他以“茧窝”命名新居，似乎为暗示自己日益穷窘逼仄的生活状况。也就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中，孙默没有任何预感地随死神而去，远在京城的大文豪王士禛闻知此信，不胜哀感，遗憾没能完成为其“茧窝”赋诗的任务：“索予诗，未有以报也。”至于他得的是一种什么病，暂无从了解。

孙默留给时人的另一印象是“重交好文”。有关这一方面的评价出自不同文人之口，意义指向有时竟大相径庭。有真诚肯定其行为者，如施闰章说其“贫无所嗜，独喜交能言之士”。孙枝蔚则赞赏他：“世上纷纷媚爵位，嗜好无乃与时左。”有话语中透射机锋者，如杜浚曾警告他：“交道非一端，慎勿执词赋。”希望他不要仅仅以诗词取人，含义丰富，意在言外；孙枝蔚《无言病起见过》诗云：“耽诗情不减，取友法终宽。”也隐含了他交往过泛的认知。最为特殊的是著名文人王士禛，一方面赞赏其“于文章朋友之嗜，不啻饥渴之于饮食”，又不无讥讽地再三指出其“名士牙行”的身份，甚至在死后的祭文中也没忘记提点此事。而从这个维度理解，杜浚所谓“吾子与众异，奔竞为篇章”的印象，就不免利益缠绕的意味，让人浮想联翩。

孙默的笃重交谊从来都是与其对于诗词的喜好密不可分的。孙枝蔚康熙十八年（1679）追忆这位“同宗”：“流滞江淮鬓始华，寻常来往只诗家。”彭孙遹也赞赏他：“贫能结客知交满，老渐工诗好句多。”他喜欢结交那些工诗善文之人，甚至发展为人生爱好，演为日常行为的规范。孙枝蔚云：“须识平生心性，惟爱诗篇。不求官职，逢人索句，老至依然汲汲。……论世间，谁似吾兄，把诗过日。”一句“把诗过日”，足以映衬其人生愿景之所在，体会出何以其家厨房最后也变成了书房：“剩有粘诗壁，初为留客厨。”其子后来总结孙默一生的两大嗜好，也立足于此：“父性朴质，无他好，惟获交天下贤人君子，罗致其诗古文词若嗜欲，以故弃百事为之，风雨寒署，死生存亡不少易。”的确，其“死之日犹启敝笥，理四方友朋书疏，授其子”，真正做到了将“罗致其诗古文词”之事维系一生，认同为一种事业。

其实，这也是孙默坚持刊刻完成《国朝名家诗馀》的动力和原因。此集始刻于康熙三年（1664），康熙十七年其去世时已汇聚十七家词作，尚在有计划的展开中，如他自己所说：“吾方以鸣始也，十五家倡之于前，自此而数十家而百家，兹不其先声也与？”汪懋麟也证实，他“尝集诸名家词，期足百人为一选，俱未果，其属余序而先版行于世者，止十六家词”。原“期足百人为一选”，已列出的词人名单即有五十六位，可知这本是一个庞大的编选工程，非历年之久不可完成。陈维崧曾如是描写征集过程中之具体情态：“问尔作装有底急，鲥鱼正美堆冰盘。君言一事系怀抱，越中彭十今秦观。红牙小令风格妙，字字可付吴姬弹。我行适越苦为此，千里那顾行蹒跚。孙郎语竟杯已干，陈生送客春将残。”不顾鲥鱼餐之美味，不计千里行之艰辛，只为“当代秦观”的词作早日面世，实在是关乎孙默词学贡献的上佳表述。邓汉仪《十五家词》序也涉及了孙默求词之苦的生动描述：“黄山孙子无言以穷巷布衣，留心雅事，每有佳制，务极搜罗，如饥渴之于饮食，甚至舟车裹粮槟，不惮冒犯霜露，跋涉山川以求之。故此十六家之词，皆其浮家泛宅、殚力疲思而后得之者。”可以说，《国朝名家诗馀》是孙默一生最为耗费心血的事业之一。他在搜集与刊刻中的角色并非仅仅是“集”、“校”，首先是注入了理念与视野的“选”，从已经列出的作者名单来看，几乎囊括了清初江南地区的主要词家。此外还有品评题跋，也需要选聘名家，提升水准。凡此，显示出开阔的词学视野和高水准的鉴赏品格，以致目光严苛的四库馆臣们也不得不承认，此书“虽标榜声气，尚沿明末积习，而一时倚声佳制，实略备于此。存之，可以见国初诸人文采风流之盛”。

值得注意的是，周边友人一再提及孙默“不扫丞相门，惟登处士堂”，似乎他的眼里并非仅仅有名人，也包含那些非名人，对仕宦中人尤其保持了应有的距离，故杜浚有“无言居广陵，以能诗闻，布衣之士有工一诗、擅一技者，无言莫不折节下之”的总结。在他征求的送归黄山诗文作品中，确实有很多遗民作家之作，但当朝官人及其他孜孜于仕进的文士如王士祯、邹祗谟、尤侗、宋琬等的作品，亦相当醒目。宋琬曾如此表述与孙默的关系：“每到广陵，辄蒙缱绻之雅，殷殷勤勤，迥出常情。念此远别，殊不可为怀也。”与王士禄、王士禛兄弟的交好甚至成为孙默纵横捭阖于以扬州为中心的江南文坛的利器。对于视诗词为生命的孙默而言，或者更愿意借助于诗词作品之高下来评价和选择交往对象，而杜浚、孙枝蔚一类遗民友人则不断发出“取友法终宽”之类的劝诫之语，彼此形成的张力和背反其实可以窥见清初遗民社会的真实形态及其复杂构成；至于孙默所具有的“名士牙行”身份而言，或者更应从现实需求的特殊维度给予理解。他基本上以这样的形象示人：淡泊名利，并不沽名钓誉。“处士独不事生产，终其身于交友文字中，未尝涉毫发私。”魏禧致函表示：“足下无贵贱贤愚，皆出力左右之，垂二十年不倦，故声誉重于时。而足下非有势力板附，惟好所谓能诗古文者，可不谓贤矣哉！”好友王于一去世，孙默倾力料理其后事，一时传为佳话。方文诗《赠孙无言》专咏此事：

我友王于一，客死于钱塘。其子方总角，伶仃寓维扬。饔飧且不给，焉能治亲丧。赖有贫贱交，念此心彷徨。为文告同志，募金得数囊。送其妻子归，轻舟抵南昌。孤柩免流落，附葬先陇旁。又搜其遗文，以托周侍郎元亮。侍郎为梓之，皎如白日光。吁嗟衰晚士，交情逐炎凉。生时或款密，死后鲜不忘。谁能似无言，高风激穹苍。我昔与王孙于一豹人，唱和八九章。合录一长卷，付君为收藏。今来重展读，雪涕沾衣裳。卷末书此诗，书罢多感伤。

此举得到来自各方的赞赏，周亮工亦如是表示：“忍向黄山去，应为好友伤。衰分稚子泪，梦接故人丧。莫叹交游绝，真增吾道光。死生生不愧，此意岂存亡。”对他的任侠仗义之举给予了高度赞许。许楚评价他“风义几欲齐平原”，也来自这一类印象。

从有关文献的记载看，孙默与遗民社会的交往十分频繁，可惜目前尚无法洞悉其复杂的内心世界。方文如此评价他：“疏狂不识金银气，离乱犹存冰雪姿。”孙枝蔚祝贺他六十岁生日时有：“称觞多上客，是商山四皓，竹溪六逸。”从不同维度肯定了他的人生趣尚。著名遗民屈大均《与孙无言书》云：

仆自钱塘奉别，遂与杜苍舒西入秦。非有所欲干也，欲游太华之山耳。华阴有王山史者，素爱仆诗古文，延至其家。因遣子伯佐导上三峰。值三月十有九日，于巨灵掌上痛哭先皇帝。雨雪满天，大风拔木，仆寒栗口噤不能言。忽思足下，不知已归黄山否？在黄山天都遇此日，不知恸哭何如也！有《三月十九日华山哭先皇帝诗》四章，奉寄足下和焉。

因其中“钱塘奉别”一句，推断此函当写于康熙五年（1666）之夏。身在华山的屈大均值崇祯皇帝祭日而痛哭，想象着可能已归返黄山的孙默“在黄山天都遇此日，不知恸哭何如也”，足可见出彼此思想的经常沟通和故国情怀的互相认同。卓尔堪《遗民诗》收录他的诗歌作品，亦可见出时人对他的基本认知。

孙默一生，留给时人最深刻印象的还有他对故乡黄山的深刻眷恋，以及遍征送归黄山诗文所促成的广泛影响。他希望回到黄山脚下的家乡安居，始终没有实际的归隐行动，反而借助不断地征求送行诗文来重复这一心愿。年复一年的向往，日复一日的征集，孙默依旧坦然留在扬州，过着每日“应接门前车马如水流”的生活，前后相沿几二十年。王士禄诗云：“白岳更年忆隐沦，萧然且卧广陵春。”宋琬也表示：“四海交游各有赠，倾箱倒笈何其多。作者存亡半寥落，黄山客子仍蹉跎。”这招致了时人的误解，带来了友人的困惑，孙默自己或许也一度纠结不已，留下了“乾坤去住浑无定，且向湖滨学钓鱼”的无奈诗句。他最终客死扬州，多少有些悲怆的意味：“虽然归到黄山下，冢墓累累日已斜。”不过，深入这一行为深隐的支持动因，或许又当为这“悲怆”涂抹一点侥幸的色彩。当然，是文学史的“侥幸”。正是这些蔚为壮观的送归黄山诗文，牵出了文学生态结构中一个不易为人触及的重要元素，即“名士牙行”的生存方式及其所促成的文人交往现实，为今人审视彼时的文体发展、文学作品生成机制及某些题材、某种艺术特征之形成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审视角度。

二 孙默归黄山诗文之征集

孙默出生于黄山脚下之草市，其“之于黄山，十年以来，饮食梦寐，无时而不在焉”，最终却带着对家乡的向往和眷恋客死扬州。他去世后，儿子遗憾：“父晚年思归隐黄山，不肖孤冀生事粗理，先筑室山中，后奉杖笠归，耕田汲井以老，今已矣。”友人内疚：“黄山去扬州非有千万里之远也，竟谋归未得，亦当世贤人君子之责。而处士卒不言，以穷老死，此余之深悲而重愧焉者也。”他生前孜孜以求的归黄山诗文的征集，一定首先来自强烈的渴望归还家乡的愿望。故园荒芜，父祖祭奠，隐居山野，丹灶白云……都一次次激荡着他返回故园的渴望，可是却二十年欲归不能归、能行而不成行，这成了友人乃至不相识的时人关于他的最深刻印象。方文云：“是客来游淮海间，有诗皆送尔还山。如何不舍邗沟去，转向春江送客还？”方中发说：“世人未识先生趣，题诗只促先生去。可怜招隐亦多情，扬州歌吹空如故。”都集中于他归而不归的状态描述，以及有关动因的明知故问。

归黄山诗文的征集，一定是从孙默开始居留扬州就拉开了序幕。姜宸英说他“自中州还，即谋隐于其里之黄山”，或者不是虚言，但目前所见最早的送归黄山之作是顺治十三年方文的《送孙无言归新安》。在持续了二十多年的征集活动中，孙默面对的主要是南来北往于扬州的士人，既有文坛耆宿，也有官场新贵，既有长期客居者，也有偶然路过之人，所谓“烟花几日扬州住，天都山人却相遇”也。其中包含了未曾谋面者写下的送归之作，如董俞《念奴娇·送孙无言归黄山，和曹顾庵学士韵》之上阕：

吾虽未见，想其人孤峭、其诗幽绝。踏遍江南江北路，磊落壮心如铁。高卧芜城，桃花春雨，啼破黄鹂舌。请君试看，道旁多少危辙。

至于征集的方式，也是多种多样：有上门求索的，有邮筒邀约的，当然还有委托朋友代为请求的。康熙三年秋天许，孙默托表兄弟吴尔世递送诗与信给江西名士文德翼：“诗与书皆述欲归黄山隐，并持赠归隐序若干，意亦欲余作之。……读序，皆名士伟人，亦未言其即归与否。”文德翼有书信回应此事，并作《送孙无言归隐黄山序》相赠。或许出于某一诉求的需要，他还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征集，至有相关作品题目出现了“再”、“又”等字样，如许珌《再送孙无言归黄山歌》等。不少作品是因为持之以恒、矢志不移而获得，如董以宁《送孙无言归黄山序》言：“过常州，至请之余者再，余未有以应也。阅数年，余来扬州，先生尚在，又固请焉。”再如宋琬：“黄山词，六年夙诺，今方有以报命，衰迟慵懒，于此可见。足下之归，遥遥未卜，更过六年，诗与文且费数年之载，恐畏公重累，愈归不成矣。笑笑。”六年中，孙默欲归而未归，征集之事从未停止，宋琬也心知肚明他并没有真正归去的打算。最典型的要数何洯《送孙桴庵归黄山序》：

岁乙巳，关中孙豹人亦家广陵，向何子为乞言……迄丁未岁，江东孙介夫游广陵将归，告别于何子，又为桴庵乞言。……今戊申之夏，董子文友游广陵归，启箧出所赠桴庵言示程子、千一与何子。何子曰：桴庵归哉！桴庵归哉！越二月，何子偕程子游广陵。程子亦黄山人也，家京口二世矣。遇桴庵，话乡井风土，视戚故旧，桴庵乞赠言。

前后四年四次征求，涉及友人如孙枝蔚、孙介夫、董以宁等皆为一时之才俊，可见孙默的坚持不懈。毫无疑问，孙默正在进行的是一场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征集活动，目的性异常明确。这从方以智之侄方中发的序文可见端倪：“问君诗足是何时，人缺黄冠地西粤。”当他来到孙宅，所获得的印象是：“南极滇黔北蓟辽，下穷丘壑高云霄。闺里名媛方外衲，何人不赠双琼瑶。”并且已有“况复题诗客满千，十年变态何纷然”的印象。他认为，孙默的征集不过是以归黄山为借口，力图创造一部黄山诗史，风景之奇绝，诗卷之无价，固然可以“使我对之开愁颜”，但更令他感慨的却是孙默的真实趣尚无人了解，所谓“岂知先生有深意，世间知己非容易”是也。

关于所征集作品的具体数量，约在康熙四年或稍后，孙默如是表示：“予所积同人赠归诗，凡一千七百馀首。”此际，王士禄有诗云：“赠诗满万君当归，不然且向芜城住。”以应和杜浚“送诗孟万首，方许作归人”的诗句，李符也有“交尽海内名流，送诗万首”之言。不过，这多是友人的挽留之语，并非实际数字。不过，康熙九年（1670）宋琬表示“无言乞赠诗几逾六千余首，然归山尚未有期也”。康熙十一年（1672）施闰章为孙默作六十寿序又云：“广陵处南北文人往来之交，孙子又酷好而力致之，故所得为多，篇什近万矣。”此际似乎已是基于实际情况的描写，可见出征集数量之多，尤其是增长速度之快。孙默去世后，为之作祭文的王士禛说：“常欲归隐黄山故庐，索赠诗致数千篇。”为之作墓志铭的汪懋麟也表示：“处士尝索送归黄山诗，四方之作几盈数千首。”如此判断，“万首”云云最终还是一种期待，或者是一个接近值。只是，孙默的征集从未有停止的意思，直到生命的末期。今所知最晚的作品是潘问奇《送孙无言归黄山三首》，作于康熙十七年（1678），就是一个证明。这年的五月二十八日，他因病去世。可以说，孙默与同时期的苏州人袁骏征集《霜哺篇》系列一样，生命不息，征求不止。

归黄山诗文系列文体齐备，除了诗歌，还有词、赋、文，似乎还有图。雷士俊《题孙无言归黄山图》：“杖屐意难留，君今何处去。黄山隐士多，已卜山中住。”并且，除了直接以送归黄山为主题的诗文作品，相关的庆寿之作、祝贺乔迁之诗文等也被灌注了“归”的题旨，如施闰章《孙无言六十序》：“余不欲以它言俗孙子，仍为叙未归黄山之意。”它们构成了送归黄山诗文的复调系列，丰富了关于孙默生存状态及相关问题的认知和评价。在已经阅目的相关诗文作品中，内容繁复，主题众多，然其要旨皆未离开一个“归”字。有借送归抒发怀乡情感者，如陆寅：“只今黄山不可见，老父天涯泪如霰。梦游遥赋俱不成，翘首难逢故人面。”如是，他认为孙默归隐黄山的最佳境界是“安得把茅随父傍公侧，公归乃真不可及。”注1又如潘问奇：“于今折送将归客，苦忆吾庐一怆神。”也有表达对黄山向往之情者，梅清云：“梦里分明见黄海，惆怅余怀三十载。七十二峰重复重，朵朵芙蓉青不改。欲往从之咫尺难，千年灵境空相待。”还有抒发个人的羁旅之愁者，曾灿表示：“惭予燕市客，六月正长征。”透露出无奈而羡慕的情绪。更有人借此机缘阐释关于家乡的情结和情绪，如文德翼：“君之于黄山，犹余之于庐山也。余朝而食，吾庐在焉；夕而食，吾庐在焉。苟裹粮而他适，旬时不见，夜而梦寐吾庐，亦在焉。及归，乃拱揖而笑，语之曰：别几何矣。如久霾而霁，如久魇而醒。如依父母而亲兄弟，久暌而聚首也。”在众多的送归篇什中，人们普遍表达了对黄山之美的赞叹，云霓翻卷，山林吐翠，所谓“飞泉倒挂声潺湲，紫芝白鹿谁追攀”注2也。曾经领略的，回味无穷，借之抒情；未曾莅临的，欣羡美景，向往无限。尤其是，黄山乃文人修道之最佳所在：“君归好向汤泉浴，会见骨青而髓绿。容成教以驻年方，服食虚无坐紫床，道成相与随轩皇。”更容易激发文人的向往之心。许珌《再送孙无言归黄山歌》气势磅礴，酣畅淋漓，最为得意：

注1：陆寅：《黄山歌送孙无言归黄山》，见阮元《两浙轩录》卷十一，嘉庆刻本。

注2：陆寅：《黄山歌送孙无言归黄山》，见阮元《两浙轩录》卷十一，嘉庆刻本。

吾闻轩辕之山何其高且雄，去天拔地八千丈，崔嵬弹压势莫当。峰峰六六宛相向，楚头吴腹如钩连。突兀离奇信殊状。上蟠虎豹跋扈之薮宅，下瞰蛟龙回旋之奥藏。吐纳元气包鸿濛，南纪星躔百神仰。传云三天子之故都在焉，没汩岚光失回响。黄帝六飞何处寻，容我浮邱夹行仗。衣冠虽自葬桥陵，万古鸟号动灵爽……

而孙默的山居生活也因之被描绘得非常美好：“数群门外鹿常过，万缕床头云自飞。涧响鸟喧春策杖，岚光松色晓披衣。”他们设想了孙默归里后的逍遥：“君兹归去漫劳劳，箨冠芒履道人袍。涧外风湍崖下月，知谁更听广陵涛。”也想象了他日常生活的淡泊：“临风挥手一长往，高卧清泉白石里。苏门先生薄世荣，君今亦逃身后名。抱琴他日来相访，听尔鸾吟凤吹声。”对于他即将开始的世外桃源般的美好生活，表达无比的艳羡与向往。显然，在漫长的征集过程中，“黄山”已经凝结为一个隐者的美好意象：“有林泉烟月、藤萝竹石之美，无城郭轮蹄、嚣尘杂沓之习；有天门石梁羽人淄流之乐，无高闳甲第贵游熏灼之气。”成了众多文人表达归隐情怀、向往精神家园的合适载体。

对于这样一个优美所在似乎并非真的动心，构成了孙默迟迟不归行为让人难以理解的首要因素。如吴本嵩，在设想了隐居黄山的美好后，如是表达自己的困惑：“人间世，蜀道险，太行艰。漫说陆沉车马，隐廛市，游戏尘寰。倘故乡差乐，便可掉头还，何况黄山！”姜宸英的提问更为具体：“夫宇内名山群岳之外，如龙门、雁宕、罗浮、天台、武夷、九疑，远至外国诡怪不经之地，尚有梯穷岩、航逆流、裹粮问道至之者。黄山，孙子之少长也，其视七十二峰之胜几案间物也，亦如海外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何哉？”通往黄山的路途并不遥远，又是孙默的生长之地，为什么“可望而不可即”呢？其时，这种质问的声音已经此起彼伏，延续多年。例如：“君欲归山胡不归，黄山山下有柴扉。”“白岳移文，黄山招隐，问君何不归哉？”又如：“问子何不归耶？年年且住，不作芜城别。”而就个人的具体理解，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且多是围绕“非隐”与“隐”的价值选择。如王士禄：“屈子云螭思上浮，向长五岳遍遨游。与君好订青鞋约，何必黄山是故丘。”丁澎也表示：“君是淮南老逋客，何惜他乡遍游屣。”注3王猷定则说：“抗志高洁，岂以归不归累其心哉！”认为，文人四海为家，以“志”为主，不必因为黄山是故乡就一定眷眷不舍，非要回去；归与不归，衡量之标准是“心”而非日常行迹，所谓“但令心在黄山中，何妨老作扬州客”。另外一种意见则是“隐”，因相关意象与扬州的繁华瑰丽、民风稠浊形成对立，有时甚至成了考量文人节操的一种标准。尤其是，“虽信美非吾土”，中国古人向无久客而不归的传统，回家是人生的归宿，狐死首丘乃必然之抉择。凡不归者，必定有身世未了之事，或因子孙而顾虑重重，甚至存在难言之隐，人们对孙默欲归不归的原因百般臆断、多方猜测，也成了题中应有之义。彭师度说：“年年欲去，烟花留恋车辙。”吴肃公认为：“姑求多于文词，以自豪于山。”王嗣槐指出：“桴庵归黄山也，茅屋数椽，清谈饮水而已！使犹有城郭轮蹄、高门甲第出没，隐见于胸中，何论其不能归，即归矣安在？”总之，对孙默的不归，不理解多，体谅者少。

注3：丁澎：《送孙无言自广陵归黄山》，见阮元《两浙轩录》卷四，嘉庆刻本。

关于回家的理由，孙默有过自己的解释：“凡我所为欲归者，为营两先人葬也。而葬之资无从得，故久未能归也。”又说：“回望故乡桑梓，历历在目。而吾祖若父之骨，犹依栖浅土，魂魄未安，未常不仰天椎胸以至于恸绝也。然私念岁时伏腊，尚有二三兄弟浇奠杯酒，而今则饥驱四走，亦复天各一涯。吾非人也欤？而忍不归哉？”他不能归、无法归的原因，似乎只是因为贫穷：“广陵货贿、人物甲天下，然怜才而与予相亲爱、共饮食、通缓急者，必贫士也。即贵而能贫者，方亲爱于予，夫彼既贫矣，纵通缓急，能大周予急乎？其既贵而富，甚或未贵而富者，遥见予，则疑予之有所请也，先为煦煦相悯恤之状，即盛陈已应酬不赀之苦。若贫甚于予者，以阴箝于舌，使不得伸其意，予亦深悯之，不忍复与之言也。如是，而予安得归乎！”面对别人的质疑，孙默总是表现“怃然”，流露出怅然失意的样子：“我问孙子何未去，答言风尘百千虑。”或者流露出归心似箭似的急迫：“予所以日夜思归，如负心疾者也。”永远不变的答复则是“今且归矣”，或“行当有日，特稍待耳！幸先为我序之”。如是，其未能归家的真正原因总是让人浮想联翩、充满狐疑。

孙默是否真的思念故乡呢？回答是肯定的。《诗经》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没有人会不思想、眷恋自己的生长之地，所谓“何因忽起黄山情，一似黄山旧有盟”，“情”的“忽起”其实是孙默“未尝一日忘黄山”的内心躁动，而“盟”则源自人性中那份难以言说的文化情结。孙默命名自己的书室为“留松阁”，即是为了表达对故园的向往：“吾家雷溪之侧，有松如苍虬，苓盖偃覆，夜现赤光，众鸟不敢窥。飙发则数里外如闻波涛甲马声，宋元丰间物也。吾阁峙焉。十年诗将藉此以传，故以名。”他主持重修孙氏族谱：“恐后人之蕃衍而散处不相识也，乃自彦达公而下重修正之。嘉语善行，亦著于篇。呜呼，无言交游遍海内，慷慨绸缪，情义甚笃，而其尊祖敬宗以收族者如此！”先后请彭孙遹、雷士俊等名士为序，以张扬家族之风。“又集孙氏凡以诗名者，欲镂板以行”，可惜因去世而未果。好友王猷定说他“墟墓之思，伤心战磊间”，即是对他这份浸染了浓浓的血缘之情的故园之思的深刻理解。

孙默征集归黄山诗文在当时是一件影响广泛的事。当很多人以为他是一位著名的隐者，偶然相遇后才发现他依然忙碌于热闹的名利场扬州：“读四方君子赠答之词，有送桴庵归黄山文者，不一而足。心窃恨之，为不知何时游黄山，呼桴庵于三十二峰间，与言烧丹煮石事。今年初夏，访西樵王先生于湖上，则桴庵俨然在焉。”另一些人甚至将他作为欺世盗名的典型。远在桐城的钱澄之似并不认识他，在评价友人邓朴庵的类似行为时也指出：“近闻新安有山人客广陵，欲归黄山，要人为文，送之文既成帙，迄今二十余年，山人犹在广陵，犹乞文不已。翁之与客饮别，得毋亦类是乎？”凡此，与同时其他诗文中“君何不向黄山归”的声音形成互文，集中指向孙默征集送归黄山诗文之目的所在。实际上，归庄在康熙二年（1663）时的话已是一针见血：“不必归，不欲归，是以久言归而未即归。”他认为，归乃“返本之义”，孙默的问题在于，他的“本”到底是什么？直接指出他的归与不归关涉其“本”即人生追求问题。也就是说，“归”不过是一种借口，深层目的则是一种温情脉脉的利益诉求，征集归黄山诗文就带有服务于这一利益诉求的内蕴。

三 “名士牙行”与孙默的征集活动

孙默去世后，名重一时的文人王士禛为其撰写祭文，高度评价其“大抵忘机而任真，尚名义而鄙荣利”；但也同样是这位怀有“一死一生，交情如昔”之感的生前友人，最早公开表达了对其“名士牙行”身份的暗讽，并且传播久远：

《老学庵笔记》，嘉兴闻人滋自云作门客牙、充书籍行。近日新安孙布衣默，字无言，居广陵，贫而好客，四方名士至者，必徒步访之。尝告予欲渡江往海盐，询以有底急，则云欲访彭十羡门，索其新词，与予洎邹程村作，合刻为三家耳。陈其年维崧赠以诗曰：“秦七黄九自佳耳，此事何与卿饥寒。”指此也。人戏目之为“名士牙行”。吴门袁骏字重其，亦有此名，康熙乙巳曾渡江访予于广陵。

其实，早在康熙二年（1663）春天，同为王士禛和孙默好友的孙枝蔚已经有了类似说法：“最忆吾宗野鹤姿，逢迎处处足相知。只今名士牙行少，能似嘉兴儒者谁。”诗之后注亦提及陆游《老学庵笔记》，并云：“王西樵考功尝戏谓无言有嘉兴老儒之风。”道出他的印象来自王士禄。可见“名士牙行”一语最先来自王士禛之兄，而周边很多友人都知道并且认可这一评价。

牙行，或曰牙人，旧时为买卖双方说合交易而从中收取佣金者；而“名士牙行”，则显然是热衷名士与名士、名士与非名士之间的交接联络，并从中获取利益的一类人，其涉及内容当包括了与文人有关的编选、撰作、抄写、评点、介绍等文事类活动。孙默“贫而好客”，乐于交往，又能说会道：“谈笑封侯，纵横游说，贱彼仪秦舌。”很适合优游于文人圈中，充当沟通联络、出谋划策、牵线搭桥一类的角色，而其所热衷的诗词编辑、刊刻评点类工作，则提供了接触大量文人的有效机会与最佳路径，利于他借此获取利益和声名。不止一位文人描述过孙默日常生活中的送往迎来之频：“朝一客至，即叩诸闻人之门曰：某某来。暮一客至，又扣之不倦。”倒屣相迎之态栩栩如生。王士禛从另一维度总结了这种纷至沓来的状态：“四方名士过广陵者，必停帆伏轼问孙处士家，屏车骑造谒。”其实，这已经是名噪一时之际的孙默，他为营造这样一种状态而付出努力的细节则往往散落到了历史的另一面。康熙三年，孙默打算去苏州拜访金俊明、徐枋，杜浚作《赠孙无言因送之吴门》以别，以“以子勤访索，当不忧踰垣”来肯定孙默的勤勉与坚持，即便如徐枋这样性格峻介、键户不与人交往的隐者也不难见到。康熙四年（1665），孙默得识大名鼎鼎的王士禄，彼此相交甚欢。王士禄“爱无言之为人，与之遍访鹤林、招隐诸名胜；既而入吴适越，亦挟与俱”。长达一年多的相与宴饮游赏，对扩大孙默的声名作用很大：“凡客西湖三月，四方名士，或因考功以识无言，或因无言以识考功，二人者，交相重也。”以致兄长去世后，王士禛时时处处流露出爱屋及乌式的关爱：“予在京师，虑无言贫老，无以给粥，有故人为榷使，以无言姓字语之，既而终不往见也。”凡此，都在客观上形成了助力“名士牙行”的作用，今所存康熙四年、五年时的送归黄山诗文最多，与王士禄之间的“交相重”显然关系密切。

名士牙行，当不仅仅局限于名士之间的牵线搭桥，搭建一条名士与非名士之间的桥梁更为重要，这是名人需要的，也是非名人渴望的。这一方面，孙默显然认知清楚，独具慧眼：“见通人大儒，即折节愿交；而于寒人崎士工文能诗或书画方伎有一长，必委曲称说，令其名著而伎售于时也，然后快。以故四方知名及伎能之士多归之。”“委曲称说”的辛苦与“令其名著而伎售于时”的成功之间，究竟包含了多少利益因子，今天已难以具体感知，不过确实转化成了当时很多文人的共识：“孙无言久客扬州，无不知扬州有孙先生也。”孙默因之成了一方之名士。凡到扬州者，必须拜访他，否则便可能信息不便，沟通不畅，方向不明。所以，联络各方、拥有“人气”是“名士牙行”制胜的第一法宝。康熙四十二年（1703），孙默去世已二十五年之久，著名文士汪扶晨致信张潮尚有如此遗憾：“今日扬州，求一孙无言以通南北声气，不可得矣。”孙默式人物的缺乏，竟然导致“南北声气”之阻滞，彼时文坛之寥落可以想见，其在扬州一带举足轻重的地位亦可见一端。

如果将“人气”理解为一种人和之巧，除此之外的天时、地利之便同样是“名士牙行”生成不可或缺的要素，这其实也是孙默留恋扬州不忍遽然离去的重要原因。扬州为清初时最为有名的大都会之一，当南北交通之要冲，商贾驻足，冠盖云集，经济发达，为天下人向往之富丽繁华之地。“其致者，非四方仕宦车舟往来之经历，则富商巨贾悠闲之子弟，征贵贱、射什一之利，调筝弄丸，驰骋于狗马声伎而豪者耳。其他则皆穷无所恃、赖游手以博衣食者也。”这是一个由各类型淘金者组构而成的名利场，除了商人、仕宦者，就是不计其数、不名一文“穷无所恃、游手以博衣食者”。浇薄、享乐的表象下是名利的泛滥，同时又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生存机遇。战乱后即迁居于此的孙枝蔚有诗云：“广陵不可居，风俗重盐商。”然因机遇而来的大大小小的诱惑亦难以抗拒，他直至终老都不曾离去。彭孙遹“江南奏销案”罹祸后四处游历，数度到达扬州，谋求生存之道也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姜宸英在反思自己徘徊不忍离开扬州的原因时表示：“顾予非以饥驱，必不来此。”他因此而理解孙默迟迟不回黄山的行为，表示：“贫贱之于人，虽若可恨，若予与孙子遇合，亦何负哉！”显然，“趋利”是众多文人来到这里的一个直接动因，只不过获利的方式因为人的资质、条件、追求而有所不同而已。本来因经商客居扬州的孙默，“无他好，惟获交天下贤人君子，罗致其诗古文词若嗜欲，以故弃百事为之，风雨寒暑，死生存亡不少易”；借助文人之间的交往博取一点利益，成就自己的爱好和追求，最终成了他获取生存资源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而扬州不仅是一个名人聚集的地方，也是一个非名人愿意停留的所在，恰恰提供了这样的条件和机遇，成就了他充当“名士牙行”的人生角色。魏禧说：“广陵故利薮，豪俊非常之人失志无聊，恒就利以自养，而天下之欲因是以愿见其人者，又往往寄迹于此。故广陵非独商贾仕宦之都会，亦天下豪俊非常之人之都会也。”“名士牙行”一定是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产物，一定要首先在名士即“豪俊非常之人”间的交往关系和利益诉求中生成；“广陵大都会，四方来众宝”的特殊地位，孕育了这样的职业和人。孙默借助其地，适逢其时，又选择了合适的方式诸如编纂《国朝名家诗馀》、征集送归黄山诗文等，彼此助力，互为因果，进而风生水起：“广陵处南北文人往来之交，孙子又酷好而力致之，故所得为多，篇什近万矣。”“名士牙行”这个特殊的文学史现象也应运而生。

经济发达之于扬州文坛的成长与繁荣毋庸讳言，这方面的当代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胜枚举。其作为一个选胜赋诗之地，因为扬州推官王士禛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而积聚了人气，更见活力，亦不必饶舌；姜宸英曾以“广陵之风雅复振矣”来评价王士禛的贡献，实为切中肯綮之语。彼时，扬州地区的各类编选活动十分频繁，牟利者欲借此见利，谋名者望因此成名，孙默亦不失时机地在同一时期进入这个充满了名利诱惑的领域。不少论者谈及其所编《国朝名家诗馀》对邹祗谟、王士禛《倚声初集》在编选理念、方式甚至评语方面的模仿、沿袭与借鉴，或者可以理解为他在初涉此道时的匆促和幼稚，这在康熙三年完成的《三家词》中有明显的反映。不过，《国朝名家诗馀》出版后影响甚好，为一切的逐渐改观赢得了从容与自信；之后陆续问世的词集在表达孙默日趋成熟的词学观念的同时，其实更透射出他交往范围的扩大，以及有意借之网罗当代名人的动机。如为陆求可《月湄词》作评者，包括吴伟业、王士禄、宋琬、王士禛、陈维崧等56人，人数之多，阵容之豪华，均为一时之最。这种有意为之的标榜声气之举，显然也是为了顺应“名士牙行”的实际需要，孙默本人正于此际声名鹊起当与此关系密切。其他大大小小的编选、联络活动也存在类似的因子。如为同乡吴尔世之母六十大寿征集诗文，王嗣槐《新安胡孺人寿序》：“新安吴子尔世，其母胡孺人春秋六十，乞言于当世贤士大夫。诗歌篇什洋洋乎，照丹青而谐金石，声满天地矣。”他介绍说“因友人孙桴庵征辞于余”，而他之所以答应此事，“因籍手以报桴庵，使颂于孺人之前”。王猷定《吴母胡孺人六十寿序》也说：“今秋八月之望，为孺人生辰。先是余友孙默偕延支顾余，乞言为寿。”再如雷士俊《与孙无言》书：

拙稿已定，呈政方武城传，亦书送赞五矣。盐政国家大事，方公之言于盐政，甚为切中，故述之最详。而浮课套搭常股存积等字，叙事语，应如此质实。质则明，实则信也。至于小论，绝不与本人，但因上疏言盐政而旁及之耳。史传有此体文，虽不工，却非妄作者。兄与赞五一道此。施尚白序表二作，欲得一览馆事，须广向人言之。然岁已暮矣，恐亦无济也。

施尚白即施闰章，雷士俊顺治十八年作有《施愚山观海集序》，见《文钞》卷五，应该就是这封书牍中所及。凡此，都证明了孙默所进行的穿针引线的行为。尽管还没有资料直接揭示孙默如苏州的“名士牙行”袁骏一样的商业属性明确，但充当中介而又毫无利益可期显然也是难以令人置信的，与他曾经作为商人的身份特征也存在过大的疏离。陈维崧“韦庄牛峤好词句，此事何与卿饥寒”的戏谑之语，其实已隐约透露出此类活动与“饥寒”的微妙关系。据目前掌握的文献，孙默繁忙的牵线搭桥活动并非每一项都直指“名士牙行”的利益诉求，但其中包含的利益链还是非常清晰的。如“名士牙行”吴尔世之母六十寿诞，“君家称寿，海内文章走”，也进行了大范围的征集活动，其中王世禄、王猷定等名人的寿序诗文多由孙默为之介绍而撰写，而孙默的一些征集之作如文德翼《送孙无言归隐黄山序》等也得益于吴尔世的大力帮助。再如，进入《国朝名家诗余》的很多作者和评点者都是送归黄山诗文的撰稿者，许多人并非情愿地创作了送归作品。董以宁谈及《送孙无言归黄山序》的写作云：“至请之余者再，余未有以应也。阅数年，余来扬州，先生尚在，又固请焉。”考序文创作时间为康熙七年夏，正与孙默编辑《蓉渡词》完成同时，可见如没有《蓉渡词》编辑对声名的巨大促进作用，董以宁当不会放下身段答应序文的写作。终于让这位“著书满家，天下称之”的名人创作了送归黄山序文，不仅达成了孙默“欲得余文”的目的，还促成了另一位名人何洯《送孙桴庵归黄山序》的完成；而何洯最终答应此事，已经过了孙枝蔚、孙介夫的两次牵线，直到好友董以宁从中说合才终于完成，其中之效益岂是一句“徒为名高”可以了得！显然，是“名”与“利”的消长与平衡掌控着交往的过程，并促成了利益链的形成与延展。所谓“君子爱财，然取之有道”，以“道”的名义获取名利才是文人更愿意接受的方式，“名士牙行”的一些关键性特征往往为含情脉脉的面纱遮蔽本是题中应有之义。事实上，孙默们所发挥的正如今天文化经纪人的作用，终极目的只是达成交往双方的某种名利性诉求，自己亦从中亦获得或名或利的价值。可以想见，在“名”的愿景和“利”的收益之间，一些于“名人高士”群体中所进行的以情感投资为特征的行为有时更适合古代中国的人情社会，也更易为一般文人所接受，孙默之于很多中下层文士亦倒屣相迎、孜孜不倦、倾力相助，应该就有这一层面的考虑。

孙默倾后半生之力而进行的送归黄山诗文征集活动，是他一生最为引人注目的另一件大事，持续时间之长、涉及人数之众，尤其是所形成的“遁世之遗老，兴国之硕彦，无不萃荟一时”盛况，堪为文坛奇观。因其行为并非“行事准于礼，揆于义”，符合常情，征集过程中又日益彰显膨胀的利益诉求，招致时人的议论纷纷。有的似不明所以的口吻，如方文：“君归故里寻常事，作底名人俱赠诗？”其实已经透露出对孙默言而无信之举的不满：归返故里乃人之常情，为什么到处请人赠诗，且无休无止呢？有的则毫不讳言其目的，如董以宁：“度先生不过欲得余文耳，岂真有意于归哉！”宋琬的回答更见尖刻：“待满词人饯别诗，真归矣！任山灵见诮，百罚奚辞。”还有的人直刺入骨，揭示出名利之心在统领一切，如方中发言：“先生掩卷还太息，私心未足归无日。”丁澎《送孙无言归黄山》也有“蜗角浮名如戏耳”的规劝。一则名，一则利，对于孙默而言大概都来自扬州这个名利场给予他的巨大诱惑，让他难以抗拒、无法转身，又必须承受由困窘、误解和思乡情切捆绑在一起的生存与发展之苦。不过，借助征集活动所带来的盛名及其衍生出的价值，毕竟使自己身价倍增，远近闻名，发展成为扬州文坛不可或缺的“声气”人物，以致“士大夫往求于兹，争欲造先生之庐，一聆言笑，以与于清流之目然，徒为名高而已”。其名气效应和增值意义，都不是所谓的“故园情结”可以相提并论的，“黄山”终究不过是他于名利场中日夜怀想的一份特殊的精神资源。

因此，尽管很多人体会到了孙默“殆将归隐而不可得”的隐衷，对于“不可得”的具体内容，往往不得其要。王猷定认为是“遭时若此”，并给予充分的理解：“丈夫不得志而归，与不得志而不归，迹异心同。”朱鹤龄诗云：“到处逢迎一蒯缑，云山几点蓼花秋。岩滩百丈清泠水，深照奚囊万种愁。”以战国时怀才不遇的冯作比，表达了理解同情之意；“到处逢迎”一语则也涉及了生存方式之揭示，与“名士牙行”的身份特征形成了必要的张力。与出身于市井平民的苏州“名士牙行”袁骏不同，孙默更具备了文人的一些素质和情怀，获得的收入也多用来扩大再生产，编辑《国朝名家诗馀》耗费了他的日常积蓄是可以肯定的。所以他永远没有袁骏后期生活的那种“小康”状态，生活中颇多难以启齿的柴米油盐问题，“穷窘”一直伴随他到生命的终点。著名文人施闰章数次准备黄山之游而未果，对孙默的行为也深表不解：“予谓广陵地膻而嚣，鱼盐估客之所辐辏也，介在江海之间，烽火无宁岁。而黄山为天帝之都，仙人之窟宅，其去此而归也，盖宜夕脂车朝命驾，使人追之不及，安俟送为？予之不果往，孙子之未遄归，其毋乃皆有所不得已与！”当他游历黄山回来，对孙默的理解多了一层：“竹庐茅舍，十九榛莽，非松餐术食、猨狖为群者不可久居；又无好事者能为孙子筑一亩之宫，其不能归卧也，审矣。”他认为孙默只能留在扬州。其实，更多的人将他的不归具体化为贫穷，这也是他最终客死扬州的原因。如董以宁：“朝餐夕炊设或不继，赁居庑下设或月钱不得偿，则先生不肯以告，客亦不肯以问也。谁遂能为先生谋归计，而且襄其大事哉！”孙默去世后，王懋麟如此反思：“黄山去扬州非有千万里之远也，竟谋归未得，亦当世贤人君子之责。”将他不归的原因归咎于时代性的病症，也算是一种高屋建瓴的理解吧。

现代学者多接受这一观点，朱丽霞教授认为“因为其买山造屋之资未能凑足，终于一生奔走衣食，归隐未能如愿”，“孙无言声言欲归，只不过是一种生存策略”，“他真正的意图，是希望通过‘送行’之举，谋得归隐之资”。这未尝不是一个切实的理由，但更关键的是他实际上没有归隐的准备，反而有久住的行动，最确凿的证据就是多次更换住处，即使是日益逼仄。尤其是，弟弟和儿子常年经商，似乎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济上的困窘。孙枝蔚《送孙无言令子鲁三之汝宁》诗云：“负米高贤事，斑衣孝子情。”肯定了其子辛苦的侍亲行为。与此同时，借助于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一类的名士牙行行为，其经济生活也会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补充和丰富。所以陈维崧所谓“韦庄牛峤好词句，此事何与卿饥寒”，并非真的不理解孙默的行为，而是因为理解其艰辛以及与“饥寒”的密切相关，才有如此戏谑之语。此句曾被时人和后来者多次引用，其实也包含了对其身份属性的强调和暗讽。

而孙默的难耐寂寞，其实与名士牙行的日常活动习惯相关，送往迎来，四处游走，传递消息，沟通有无，构成了他的生活常态。汪懋麟耳闻目睹孙默的生活：“朝一客至，即叩诸闻人之门曰：某某来。暮一客至，又扣之不倦。处士长身高足，深目朗眉，服被甚古。见其风日，以扇障而疾行衢巷，或踯躅霜雪泥淖，知必四方客至，而处士为之来叩也。见即出卷秩阔袖中，累累曰：‘此某某作也。’如是者，自壮至老如一日。”故施闰章疑惑：“孙子好交游，重文辞，其能入寂寞之乡离群而索处乎？”王士禛也表示：“或曰无言喜宾客，厌寂寞，其不归黄山必矣。”一个反问，一个“或曰”，都揭示了他不归黄山的可能性，习惯于当下的必然性，其中暗含意蕴之丰富足可与“名士牙行”的行为属性形成互文。孙默收集数以千计的送归黄山作品，正是他四处游走所依凭的最佳载体和重要平台之一。如“逡巡再拜如有求，爱我诗声多慨慷”，给人留下的印象并不好，年辈晚于他的李有诗云：“逢客索句不肯放，赠诗盈卷君未还。”注4往往“因袖中出诸名士送归之序及诗各若干首”以求赠送。每当与人相遇，征诗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初次与方中发见面，留下的印象便是“登堂便订忘年交，仓皇揖罢开诗卷”，以至方中发疑惑：“欲归不归复何为，逢人但索黄山诗。”有时甚至追逐到践行船上，陈维崧《将发·关舟中赠黄海孙无言》：“孙郞追饯出城边，邀我高吟黄海篇。”此行客心已远：“客缆犹迟隋苑潮，归心已到瓜洲树。”但是，还是为他写下了“月明徒有还山梦，白鹿青猿思杀人”的慰藉之语。王嗣槐认为，如果真正归返黄山故里，必须做到心灵纯净，真正摒弃扬州的繁荣风月：“使犹有城郭轮蹄、高门甲第出没，隐见于胸中，何论其不能归，即归矣安在？”孙默恰恰是无法涤洗那些名利之念，才无法下定归隐之心，终生徘徊纠结于名利场与精神故乡之间的。

注4：李:《题孙无言黄山诗卷》,《虬峰文集》卷五，康熙刻本。

结语

世事变化万千，孙默归黄山诗文的征集活动始终如一，直到康熙十七年（1678）撒手人寰，终于“归葬白岳”。送归黄山诗文系列，从发生到完成几近三十年，集中了不同类型文人的多种文体的作品，或者回忆黄山，或者想象黄山，其中倾注了文人的艺术想象、人生诉求和逞才竞技的心理。如归庄所云：“言人人殊，要于归黄山之旨，发挥无馀。”众多作品以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形式透射出彼时士人的精神风貌，生动、丰富而含蕴着深刻的历史感。孙默本人则借助这一主题的征集活动而名声蔚然，成就了一代“名士牙行”的身份及其在扬州文坛上的影响。康熙十八（1679）年，同是歙县乡亲且亦寓居扬州的闵麟嗣编撰完成了《黄山志定本》八卷，集历代黄山志书之大成，以体例精当、搜罗宏富完备著称于世，但对于孙默征集的众多的送归黄山诗文则视而不见，一概摒弃，以致邓孝威非常遗憾地表示：“送无言诗丈有绝妙者，而志中不录，今恐零落殆尽。”读到此书的孔尚任也感慨不已：“忽忆山人孙无言，归山有愿不肯遂。索言赠行满橐囊，七卷书中无一字。爱山定须真住山，山灵岂可借声势。”认为是孙默借黄山造势的行为促成了“七卷书中无一字”的遗憾，其中可以体会到与孙默多有交往的闵麟嗣对其假山人行为的无比厌恶，当然也是彼此交往不睦的一个证据。与此同时完成的还有《孙处士墓志铭》，同样自乡人和名流之手。作者汪懋麟亦在文中表达了对“山人”的不满：“假高蹈不仕，阴托王公贵人，弋名利以自丰者，从来处士之习也。”但认为孙默“独不事生产，终其身于交友文字中，未尝涉毫发私”，并非“弋名利以自丰者”，显然有为其正名的题旨。他指出：“黄山去扬州非有千万里之远也，竟谋归未得，亦当世贤人君子之责。而处士卒不言，以穷老死，此余之深悲而重愧焉者也。”“深悲而重愧”，不仅揭示了孙默一生的悲剧性，更重要的，厘清了他与“山人”的本质不同，肯定他并非如很多假山人一样汲汲于名利双收。实际上，作为一位被视为“名士牙行”的人，孙默与山人的距离到底有多大，与假山人的差距又在哪里，这是一个别具意趣和空间的话题。他显然不符合真山人以归隐山林为人生诉求的定义，孜孜以求于名利场之种种透射出的是对“名”的过于爱重，又与一般山人唯利是图的本质存在一定的不同。尤其是他对诗文的特殊爱好及其彰显出的顺应时代风尚的文学追求，又与“名士牙行”类行为构成了一定程度的背反。事实上，孙默的不可或缺在其生前已被多次提到。宋实颖阅读宋琬《送孙无言归黄山》词后表示：“无言布衣结客，为芜城东道主，倘果归黄山，便是广陵散绝矣。珠帘云海，何如廿桥名月耶？余欲反荔翁词以为留行。”的确，在繁复热闹的扬州文坛，不仅需要王士禛一样引领风气的大人物，也需要孙默一类勤于联络彼此、沟通南北声气的小人物，既能顺应因经济发达而导致的“附庸风雅”的文化需求，在文坛领袖、文化名人或准名人与“愿意购买而且有能力购买”其文化产品的“平民百姓、缙绅富豪以及地方官吏”之间牵线搭桥，促成其事，又能敏感到时代的风尚与审美的诉求，与文坛领袖们互相呼应，互为表里，各司其职，共同架构一代文学兴盛之巨厦。因此，就孙默而言，其存在不仅在乎编辑刊刻了《国朝名家诗馀》，更重要的是借助于这部清代最早的词总集及其送归黄山诗文的征集，调动并引导了一批文人的创作走向及积极性，促进了词体的繁荣和发展，振兴了一些实用性文体如序跋、碑传的复兴乃至传统的诗歌文体新质素、新特征的形成，并凝聚为一种推动扬州文坛发展的巨大力量。这其中，“名士牙行”的角色特征及操作策略显然与有功焉；而从这个视角来理解，孙默的身份是任何一种其他角色无法替代的，其特殊的文学史意义实不可忽略。其时，已荣登全国性文坛盟主的王士禛在提及孙默之死时曾感慨道：“无言遂已长夜，海内风雅大寂寞矣。读此掩卷久之，兼复痛我西樵也。”一方面讥其为“名士牙行”，另一方面又感慨其之于文坛生态的巨大作用，恰恰从一个特殊维度反映了“名士牙行”之于清初文化生活的巨大影响。彼时，活跃于文坛的类似人物并不少见，杜濬、张潮、邓汉仪、王晫、顾与治等人或多或少都具备这样的质素，施闰章说顾与治“一意攻古文词，与四方名士贤豪深相结”，其实也暗含了对其“名士牙行”身份的指认。有关的文献记载亦不乏其穿针引线的记载，如钱谦益：“金陵顾与治来告我，曰：‘梦游与莆田宋比玉交，夫子之所知也。比玉殁十余年矣，梦游将入闽访其墓，酹而哭焉。比玉无子，墓未有刻文，敢以请于夫子。’”然如孙默一样相对专业者毕竟凤毛麟角，尤其是采用编纂《国朝名家诗馀》和征集送归黄山诗文之策略所促成的诸多利益诉求，或者不是今人的想象力完全能够触及的。许楚送孙默诗云：“胡为毕志栖穷岩，此道外人终不晓。”如果将“栖穷岩”改为“征诗草”，变成“胡为毕志征诗草，此道外人终不晓”，或者更为贴切。丰富的历史细节背后，人的心灵活动往往因为太多的遮蔽而难以把握，后人有时只能借助历史的必然性获得结论，而因为经济文化发达水平的限制，以及伦理文化之于人的诸多规定性，“名士牙行”更为丰富的特征和意义还有待进一步的准确揭示。好在他们的所作所为并非毫无痕迹和规律，且他们的当下传人所谓文化经纪人的行为方式和活跃程度，也足以给我们借助现实的文化构成反观历史的资本。从历史延续性的角度审视那个不够成熟的“职业”及其时代，又何尝不是今日经济文化领域的一件幸事？

作者简介

杜桂萍，女，黑龙江伊春人，文学博士，2012年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黑龙江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黑龙江大学明清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明清文学研究，曾出版《清初杂剧研究》《文献与文心：元明清文学论考》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