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战时美国对台政策

鸦片战争以后,欧洲殖民主义势力就开始冲击中国沿海和台湾,造成19世纪中期以后的边疆危机。1858年到1865年间,台湾在所签订之条约的规定下,连续开放沪尾(今淡水)、鸡笼(今基隆)、安平、打狗(今高雄)四个港口对外通商。参见戴天昭《台湾国际政治史》,李明峻译,台北,前卫出版社,1996。

新兴资本主义强国美国“关注”台湾的历史则可以追溯到1854年,时任美国东方舰队司令的佩里(M. C. Perry)就曾经指出过它的战略价值,并于当年派舰队调查台湾情况,考察是否适合建立军事基地。他在对调查舰队的训令中写道:


只要风向与气候许可,你就指挥你的船舰及辛克莱少校的补给舰“供应”号,一同向台湾的基隆港进发。

你这次访察该岛的目的,乃在执行海军部的命令,调查及搜寻几个失踪人员的有关事项。……

除了上述调查及搜寻失踪人员外,重要的是,你必须缜密地勘察台湾的产煤地区,以便确定从该岛取得煤的供应之可能性;你还要缜密地考察煤的采掘和运输条件,煤的产量大小,它的品质,是否适合于烧汽锅之用,它每吨(2240磅)的价格多少,以及运输是否方便和糜费等等。

我派“供应”号和你同去,因为该舰吃水不深,而且可以随时供你调遣;同时,如果你能买到煤的话,就可以装置。

有关本舰队从事科学调查的一般命令,凡你所指挥的人员,在这次航行中,必须缜密遵守;为着帮助你进行这一工作,特派琼士牧师到你的“马塞多尼”号舰上来,在你的指挥下工作。

我这训令,并不把你的活动范围限制在台湾的基隆一港;假如你认为方便而又安全的话,你可以率领上述两舰进入该岛的其他港口,这当然是以有没有获致更多调查材料的可能来决定。卿汝楫:《甲午战争以前美国侵略台湾的资料辑要》,载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第3辑,科学出版社,1954,第152~153页。


佩里认为,台湾恰好位于中国沿海的主要商港前面,在海陆军事上处于有利地位。只要配置一支实力充足的海军,不但可掩护并控制那些商港,而且可以控制中国东北海面的入口。此外,佩里认为在美国海军的掩护下,建立一个位于台湾的美国商业集散地,因不受到关税的限制与束缚,势必吸引各国船只驶向此一地区的港口,不消多久,这个商业集散地就可以与香港及新加坡的广阔市场匹敌。黄嘉谟:《美国与台湾(1784~1895)》,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第140页。

之后,又有传教士出身的美国外交官伯驾(Peter Parker)强烈主张美国以武力占领台湾。他曾以驻华公使的身份,于1856年12月12日、1857年2月12日及3月10日三次致函美国政府,建议占领台湾。伯驾为此分三次向美国政府予以翔实报告。但是,由于其时的通信条件有限,直至1857年2月27日,国务院才收到伯驾于上年12月12日所发回的第一次报告。但是其建议未被采纳,国务院否定了伯驾的主张。陈才俊:《传教士伯驾鼓动美国侵略中国台湾图谋的流产》,载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编《新视野下的中外关系史》,甘肃人民出版社,2010,第74~95页。

美国当时并非太平洋上的强国,在东亚最多只是充当英国“小伙伴”的角色,无论是佩里还是伯驾的建议都没有受到重视。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曾提到:“从广州前往台湾的美国人考察了该岛,修筑了港口,升起了美国国旗,运走了大约78艘价值达50万美元的货物,并怂恿驻华的美国专员倡议割据该岛。对于这个建议,国务院甚至不给答复。”费正清:《美国与中国》,张里京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第299页。当然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也未停止。1898年美国吞并夏威夷,同年爆发美西战争,而后西班牙战败,菲律宾落入美国手中。就在美国逐渐变成一个太平洋地区的强国,积极往西扩张的时候,日本早已于1895年通过中日甲午战争侵占了台湾。此后,美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军事基地主要是以菲律宾和夏威夷为依托。可以说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美国并没有对台湾给予多大的“关注”,也没有挑战日本对台湾的占据。1941年前后,由于美日在东亚矛盾激化,最终导致了太平洋战争的全面爆发。美国远东政策由此发生重大转折。美国对台湾的关注也由此开始。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大量南下,争夺英美在南洋的殖民地,并且迅速打下菲律宾。台湾作为日军南下的一个军事基地,其军事价值不言而喻。当时,美国军情处日满司(Japan-Manchuria Branch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就着手招募人员进行日本本土和占领地的研究,台湾也被列入其中。1943年,美国海军为切断日本大本营与南洋日军间的补给线,并确定攻击日本本土的前进基地,计划攻占台湾,代号为“铺道行动”(Operation Causeway)。当时考虑到占领台湾后可能发生的种种问题,美国海军建立起一套相当完备的军官训练计划,准备控制和指挥民间体制,包括警力、公共卫生、医药服务、交通、教育、商业和影响重大民生补给的工业等。由于日文资料大多交由日裔美国人译成英文讲义,为防日裔美国人泄密,计划凡提到台湾处,均改称为X岛(X Island),是以此计划又称X岛计划。参考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London: Eyre and Spottiswoode, 1966, ChapterⅡ“Island X”, pp.29-30。

由于台湾是个海岛,日本处心积虑经营四十多年,美国要实现台湾的战略价值,非发动大规模海战不可,但是美国在战争初期并没有这个能力。而中国从1937年抗战以来,几乎与日本单独打了四年半之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随即对日宣战。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盟国的尊敬。因此援助中国成了抵抗日本侵略的首选方案。

1942年1月,根据罗斯福的建议成立了中国战区,蒋介石为战区统帅。中国战区在对日作战的重要性上不言而喻,它使得日军主力被拖在中国战场上而不能自拔。但是,罗斯福从世界大战的角度来看,把德国看作应该最先打倒的最凶狠的敌人。1942年7月,马歇尔上将(George C. Marshall)、金海军上将(Ernest J. King)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gs)奉罗斯福的命令前往伦敦与丘吉尔举行伦敦会议,全盘讨论关于反法西斯作战计划。关于为了平衡欧洲战场与亚洲战场,罗斯福指示:


我们反对在太平洋为了尽快将日本打败,而由美国发动对它的全力进攻。极端重要一点是,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到打败日本并不等于打败了德国……打败德国就是打败日本,而且可能不发一弹,不损一兵。舍伍德(R. E Sherwood):《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译室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205页。


罗斯福很早就确定的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使得在中国战场上军援的数量不能和欧洲战场上的数量相比。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美国对华援助不只限于军事上的考虑,而更注重于政治上的考虑,即中国作为盟国一员,应给予何种地位,以防止中国政府迫于日军的压力而退出战争。这种政治上的考虑包括响应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呼声和支持中国收回领土。关于前者,中美双方1942年下半年开始谈判,1943年初订立新约,基本废除了强加在中国头上近百年的不平等条约。后者因为涉及战时军事行动,并非纯粹的政治谈判。比如东北和台湾既是中国丢失的领土,又是日本重要的军事基地。军事行动的结果会很大程度上影响政治上的考虑。

1942年7月,美国已经在中途岛海战中取得胜利。美国海军方面开始考虑一旦由海上攻下台湾后美国的台湾政策。而一旦要从海上攻下台湾,显然负主要军事责任的只有美国。这样的话,美国对台湾的去向将会有更大的主动权。1942年7月21日,时任职于美国军情处远东战略小组(Far East Division of the Military Intelligence)的柯乔治(George Kerr)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曾经和一些著名大学如哈佛、普林斯顿、芝加哥等合作建立相关研究所,训练军队文职人员以便服务战后的占领区。1943年,哥伦比亚大学建立“台湾工作组”(Formosa Unit)。耶苏普(Phillip Jessup)为训练主任,柯乔治也在这个工作组工作。柯乔治战前在台湾教授英语,号称“台湾通”。1944年“台湾工作组”解散后,他到重庆就职于美海军驻华部门。战后,他又投身外交,任美驻台副领事(Vice Consulate)。在陈仪主政台湾时期,柯成了美国领事馆里最活跃的人。美驻台领事馆向南京的美国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提交的报告,几乎都出自此人之手。柯在台湾光复后一直鼓吹台湾脱离中国,是台湾分裂运动的幕后参与者。“二二八”事件后柯回到美国,继续鼓吹分裂理论。提出了一份战时和战后有关台湾的建议。关于台湾战后的归属,柯提供了三种选择方案:(1)给予台湾独立;(2)作为中国丢失的一个省归还中国;(3)由美国托管。他解释说,第一种方案理论上行得通,可是实践上行不通。由于台湾太小,独立是不可能的。第二种方案,他认为不可取,因为台湾对美国太重要,而且相信中国没有足够技术人员接收“没有日本化,但已经现代化”的台湾。柯乔治建议采取第三种方案。所谓“美国托管”,实际上是建议由美国占领台湾。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 Chap.1-3.

柯又一次延续了当年佩里的观念,认为台湾是美国利益向西太平洋扩展的一个合适的战略前沿。柯乔治战前(1937~1940)在台湾生活过,号称“台湾专家”。他眼中的前沿(Frontier)与佩里早期认为的具有商业冒险的战略要地有所不同。他建议战时对台湾的宣传应该就所有岛上人民做出“地理上”而非“政治上和种族上的”区分。显然,他的战略前沿的观点不能无视台湾人的存在,意识到台湾人“政治上和种族上”是实现台湾“战略前沿”化的主要障碍。多年后,柯对自己战略前沿的观点是这样解释的:“从当代的大陆观点来看,台湾代表着大陆利益复合体的最东端,是中国利益向海洋世界延伸的最东端。从海洋的观点来看,台湾代表着西太平洋边缘——包括日本、菲律宾、琉球的海洋世界,海上贸易和国际政治世界的海洋前沿。”George Kerr, Formosa Betrayed,前言部分。有一点值得注意,近代民族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民族国家概念,倾向于用国界(boundary)代替边界(frontier)。柯乔治实际上延续了19世纪的殖民扩展主义,并不希望将台湾纳入中国的固有版图之中,而只是不同“利益”的前沿。有关二战后现代民族国家兴起,以国界代替边界(frontier)的趋势可以参见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译,三联书店,1997。

这项建议送到国务院后,并没有得到支持,反而被指责为是“帝国主义”的行为。没有看到国务院直接讨论该建议的记录,但是从国务院后来的行动中可以看出柯乔治的说法是有依据的。可见战时美国与中国这种政治上的结盟关系,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最终决策。

中途岛海战之后,美国对中美之间政治上的结盟优先于军事同盟的考虑越来越明显。缅甸战役结束后,中国对外联系的唯一通道滇缅公路被切断,军事上援助中国变得非常困难,而同时美国海军在南太平洋接二连三获得胜利。此时,就如何打败日本,美国军方存在不同意见。海军主张对日作战主要是在海上击败日本,封锁日本本土,置其于死地。但是美国陆军高层,如马歇尔将军、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以及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只要亚洲大陆上,中国、印度支那、马来亚和缅甸还有大量的日本军队,全面的胜利就无法取得。因为即使日本军队同本国的交通线被切断之后,还会继续独立进行一个长时间的作战。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418页。罗斯福认为与日本的决战应该在海上,但是保持中国战场同样必要,它不仅有重大的军事价值,也有重大的政治利益。

为了打消蒋介石关于中美政治上合作的顾虑,1942年11月,罗斯福和刚刚辞去蒋介石顾问之职的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安排了一次会面。罗斯福亲自修改了一封署名拉铁摩尔致蒋介石的信件。这封信明确向蒋介石说明了美国战后对东亚的态度。信中说,中、苏、美、英战后将成为四个“大警察”(Big Police),中美两国显然要对西太平洋负起最重要的责任。关于东北亚,信中说朝鲜问题的解决不能离开苏联。但是,罗斯福删除了原稿中的这样一句话:“总统对你以辽东半岛和台湾两个关键地区为基地,联合海陆空的力量来有效防止重新侵略的看法印象很深。”Draft of Letter from Mr. Owen Lattimore to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FRUS, 1942, China, pp.185-187.从罗斯福的这一修改来看,他对蒋介石要求在这一地区密切军事合作是小心翼翼的。

当然柯乔治的想法在美国并非孤立。1942年8月,美国《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的编辑人共同组织的一个关于战后和平方案问题研究委员会,印行了一份随刊附发的名为《太平洋关系》的备忘录。全文七章,其中在第四章“一条横越太平洋的公路”主张战后应在太平洋上建立一条防御地带。为此应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共同防御这一防御线内的各个据点。该文提议自夏威夷岛向西经中途岛、威克岛、关岛、琉球、小笠原群岛到台湾都列为此一防御线内的要站。对于台湾,该文建议:


为了尊重中国的优越利益,台湾应该划在中国的关税和金融系统之中,但是联合国需要以它为一大根据地,所以把它划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似乎不妥……由于台湾国际地位的性质,在任何可预见的未来时间中,它的居民不可以要求独立主权,也不投票加入中华民国。重庆《中央日报》1942年11月13日。


该文发表后,在中国国内引起很大反响。各界纷纷驳斥这种企图国际共管台湾的理论。重庆《中央日报》自11月14日起,以《美国舆论界主张建立民主的太平洋——三大杂志合拟之备忘录全文》为题,直到23日,分13次连续刊登了全文。美国舆论界抛出了“台湾国际共管论”的主张。

“台湾国际共管论”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包括广大台湾同胞的感情,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中国共产党等各党派,各界爱国人士,在渝台籍人士,各大报刊等纷纷发表言论,举行集会,对这一谬论进行了严正的抗议和坚决的反对,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中国人民要求台湾回归祖国的强烈愿望和坚定决心。详见左双文《抗战后期中国反对“台湾国际共管论”的一场严正斗争》,《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1943年1月,时任立法院院长的孙科针对美刊的言论,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文章,他说中国绝对不会同意由苏联统治东北,并把台湾作为太平洋防御区域的战后设想,并说战后中国收回东北和台湾是中国革命不可动摇的目标。重庆《大公报》1943年1月16日。这次风波影响很大,活动在大陆的台湾各革命团体纷纷发表文章,反对美国的“台湾国际共管论”。吕芳上:《台湾革命同盟会与台湾光复运动》,载《中国现代专题报告》(三),“中华民国”史料中心编印,1973,第255~316页。

中国共产党通过《新华日报》,对此也做出了强烈的回应和斗争。1943年1月24~25日,《新华日报》在第3版连续发表了该报总编辑章汉夫的文章——《罗斯夫的外交政策及其反孤立思想的演进》,从历史、反法西斯战争的正义性质、违反民主思想等不同的角度,对这一谬论进行了驳斥:第一,《幸福》、《生活》及《时代》三大杂志关于战后问题的备忘录中,主张台湾在战后不应归还中国,而应置于国际共管之下,且台湾居民不得投票回归中国。我们在此指出,这些谬论完全无视和忽视东北四省及台湾和中国的历史关系。不知道这些地方是中国的领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是被日寇武装占领和奴役的。第二,如果在战后还要它们脱离祖国,那完全违反联合国的作战目标。把联合国的正义战争,为了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战争,当作分赃战争。第三,至于置于国际共管之下,并取消台湾人民的自决权,那就是违反民主的思想了。这些主张,完全是对联合国战时合作的挑拨,也是帮助东西轴心国攻心的毒计。文章在最后还特别指出:“我们必须弄清,在驳斥美国这些孤立的思想时,应该把它和罗斯夫和美国的外交政策分开,不要混淆……它和政府及国会中的多数,尤其是广大人民的意志是违反的。不过它的危险性,如果不积极的加以驳斥和制裁,那就对反法西斯战争极端不利……我们可以肯定的说,中美关系决不会受到少数孤立思想者的挑拨和影响。”《新华日报》1943年1月25日,第3版。

接着,《新华日报》又于3月24日和6月17日分别刊载了题为《战争与战后问题》《台湾,回到祖国来》的社论,进一步驳斥了少数美国人提出的“台湾国际共管论”,阐述了中共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和严正立场。王希锋:《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对台湾问题的主张》,《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5期。

1943年3月27日,罗斯福在白宫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Antony Eden)和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Lord Halifax)举行了一次会谈,参与会谈的还有霍普金斯等人。罗斯福向英国人表达了要把中国列入战后四强之一的愿望。艾登表示同意。随后罗斯福谈到战后东亚的安排,他建议满洲和台湾战后归还中国。朝鲜由中美两国和其他两个大国托管。罗斯福还说,安南也要由国际托管。艾登对罗斯福的建议表示赞同。这里,罗斯福完全回避了讨论有关英国在远东殖民地的问题,显然是不想刺激英国。不过可以看出,罗斯福对战后远东的总体设想是得到英国支持的。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rch 27, 1943, FRUS, 1943, Vol.3, pp.36-38.

作为军事上打败日本的必要一环,台湾也出现在史迪威战略考虑当中。1943年11月22日史迪威向盟军联合参谋长会议提交了一份关于中国战区的建议书,建议通过发动缅甸战役打通滇缅公路,并与英国配合由南而北,夺取日本占领的沿海地区。在1945年3月间发动对台攻势。Memorandum by Generalissimos Chief of Staff(Stillwill), Nov.22, 1943, FRUS, 1943, Vol.3, p.371.不过英国显然对这个庞大计划不感兴趣,英军参谋长阿兰·布鲁克将军(Alan Brooke)就反对由中国沿海发动对台湾的登陆战,认为根本没有登陆设备可以登陆台湾。Combined Chief Staff 128th Meeting, Nov.23, 1943, FRUS, 1943, Vol.3, p.317.

1943年下半年,盟军在太平洋分两路进军的方针已经确定下来,并得到联合参谋长会议、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认可。根据这个方针,麦克阿瑟将军的西南太平洋部队将沿新几内亚北部前进,从棉兰老岛南部进入菲律宾。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Chester W. Nimitz)的中太平洋部队将进攻马绍尔群岛以及马里亚纳群岛的塞班岛和关岛。两路部队将在吕宋—台湾—中国会合,从那里封锁和轰炸日本。E. B.波特:《尼米兹》,蒋恺、施家鼐、伍文雄译,解放军出版社,1987,第412页。尼米兹由此对台湾产生兴趣,建议由美国海军占领台湾,以便切断日本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为了配合占领,美国海军成立了一个台湾研究室,招募和训练技术人员准备占领台湾。从1943年11月开始,该研究室陆续收集了有关台湾的大量资料。尼米兹的战略意图过于大胆,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当时就有人提出“逐岛”作战不能离开基地2000海里,进攻台湾可行,但是很危险,麦克阿瑟就反对这样做。见《参谋长会议文件》第1函,第203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图书馆藏。而此时,开罗会议已经召开,台湾未来的地位经过政治上的考量,在这次会议上得到了三国领导人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