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台湾抗日史与战时台湾光复契机

台湾自古为中国的一部分。历史有文献记载较多的大约在明朝末年。从1624年荷兰进据台湾开始，中国文献开始大量记载。在这之前，台湾居住着高山族人，有部分原始住民来源于大陆东南沿海，另一部分原始住民的文化则和东南亚的南岛语族的古文化有许多相似之处。17世纪上半叶，荷兰及西班牙分别在台湾西南部及西北部进行殖民统治。之后荷兰人将西班牙人赶走，统治台湾西部的大部。1661年4月，郑成功以“大明招讨大将军”的名义，率两万五千名将士及数百艘战舰光复台湾，迫使荷兰在1662年2月1日签约投降，台湾进入郑氏政权割据时期。在此期间汉人开始大量移入台湾。1683年，郑克塽归顺清政府，台湾正式进入清政府版图。

1895年，由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台湾被割让给日本。消息传到台湾，全台震动，台湾民众纷纷起来抵抗。地方士绅丘逢甲刺破手指，写下血书“抗倭守土”，在致电清廷文中表示：“臣等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设战而不胜，请俟臣等死后再言割地。”日军登陆之前，守土官员与台湾民众成立“台湾民主国”，旨在抗日保台。后“民主国”终因寡不敌众失败。之后，在“自主抗日”思想鼓舞下，富有反抗侵略和爱国精神的台湾人民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此起彼伏的反割台、抗日保台武装斗争。这些武装抗日斗争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台湾抗日民众始终把光复家园、回归祖国当作自己的共同心声和坚定信念。如义军首领柯铁虎、简大筛共聚大坪顶，号称铁国山。他们在大坪顶上竖起“奉清征倭”的大旗，并以“奉天征倭镇守铁国山总统各路义勇军”的名义发表文告，号召台民武装抗日、“克复台湾”。简大筛兵败被捕后慷慨陈词：“我简大筛，系台湾清国之民。……愿生为大清之民，死为大清之鬼。”闻者为之动容。据有学者研究，从1895年11月刘永福撤离台湾，日本宣布平定全岛，一直到1915年的“噍吧哖事件”止，20年间，台胞反抗日寇的血战计达百余次，主要抗日事件达99件。根据日本人的统计，1897年至1900年，台湾义民袭击及战斗事件计8258件，杀、伤日本人2124人。

辛亥革命前后，台湾人不但在岛内继续抗日，而且从不缺席中国的民主革命。早期的同盟会会员翁俊明、杜聪明就是例证。杜聪明回忆道：“民国初年前后，笔者是在医学校之学生时代，我们台湾青年虽受日本统治下，但我们汉民族的意识很旺盛，每朝起床就阅读报纸看中国革命如何进展，欢喜革命成功。”当时正好又有中国同盟会会员王兆培自福建来医学校就读，与翁俊明、杜聪明等同学。在王兆培的介绍下，翁俊明于1910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9月，同盟会于台北医学校成立台湾通讯处，翁俊明被委派为台湾通讯员。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医学校学生蒋渭水、苏樵山、曾庆福、黄调清、王传薪、刘兼善等也被发展为同盟会会员。翁俊明和这些积极投身革命的同学一起，经常秘密集会，讨论时局变化，关心祖国的革命事业，其间还曾试图募款捐助祖国的革命。到了1915年前后，由于日本殖民者的残酷镇压，有不少革命志士转到祖国大陆，试图先救大陆再光复台湾，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抗争团体。如1925年厦门中国台湾同志会成立并出版《台湾新青年》，宣言中指出：“我们自救的方法：若要救台湾，非先从救祖国（中国）着手不可。欲致力于台湾革命运动，必先致力于中国革命之成功。待中国强大时，台湾才有恢复之日。待中国有势力时，台人才能脱离日本强盗之束缚。”

表1-1为1920年代台胞在大陆的主要抗日团体状况。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集中抗日力量并实施统一指导，1940年3月，各地抗日台湾人士聚集重庆，商讨成立了“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2月10日，由台湾革命民族总同盟、台湾独立革命党、台湾国民革命党、台湾青年革命党和台湾革命党五团体联合组成台湾革命同盟会，全大陆台湾人抗日力量实现了真正大联合。

与此同时，岛内非武装抗日的活动也如火如荼，且往往以近代民权社会运动的面貌出现。1939年7月，日本殖民当局出版的《警察沿革志》一书中关于社会运动的记述是后世观察台湾反殖民运动的重要史料。“社会运动”在日语中意思是带有近代意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或者革命。但是台湾的社会运动，正如书中所说，不能简单比之于“内地”（指日本）的社会运动，而是要充分考虑它的“民族性”。书中总结了台湾社会运动，认为：

上述所说的民族意识、民族偏见及其有关的革命运动的特殊信念问题，是在整个台湾社会运动上，形成最显著且重大特征的要素。要之，这些倾向归结起来，不外乎是台湾人原是属于汉民族系统，还极浓厚的保存着他们原有的语言、思想、信仰以及风俗习惯。

所以要观察台湾社会运动，首先为具备其基础观念来说，对于台湾人，或推而广之，对于整个汉民族的思想、信仰以及一般社会传统、习惯或者关于民族性，必须具有某种程度的理解。自无需赘言。

该书提醒统治者注意：民族性是因，其他种种社会运动只不过是果，而不像一般“社会运动”那样，民族运动是由带有近代社会运动属性的诸如自由民权运动或者无产阶级运动等所启发的。可见，在统治者眼里，归根结底，所谓台湾社会运动不是一个新命题，而是一个旧命题，是关于一个民族反抗另一个民族的斗争延续。

这种看法也得到了亲身参与台湾民族运动的先贤的印证。蔡培火回忆：

所谓御用派就是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力量失了信心，而死心塌地顺服异族日本政府的台湾人，无庸说就是与日本政府一样，主张同化于日本。但是有一批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力量还抱着自信心的人，虽表面上不敢公然主张自治，采取行动而反对同化，但是在心理上却是已经相当清楚，这批人后来也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对于民族文化有信心，但是在力量上，以为在台湾绝对不能与日本相抗衡，而将其希望放在祖国的力量上面，主张放弃台湾，回归祖国，祖国有办法台湾即有办法，是谓祖国派，亦谓大陆派。另外一派，可称为死硬派或台湾派，这派的台湾人绝对多数，当时台湾的人口号称350万，这许多人，必须生于斯死于斯，无论如何，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是有绝大的信心，对台湾的一切都热烈地爱着，只要在台湾能得维持固有文化与生活，他们无论如何困难，如何牺牲，都是全力以赴，绝不退缩。

正因为如此，岛内先后发生了文化启蒙运动、议会设置请愿运动，甚而组织了台湾民众党。正是在此背景下，台湾共产党在1920年代诞生。

1920年1月20日，以留日学生为主要成分的台湾人第一个稳定的带有近代政治结社性质的团体——新民会，在林献堂和另一长期从事民族活动的志士蔡惠如指导下于东京成立。林、蔡分任正、副会长，会员包括后来成为民运中坚的蔡培火、林呈禄、彭华英、蔡式谷、郑松筠、王敏川、吴三连、林攀龙、石焕长、谢春木等日本十几所大学的留学生50多人。新民会以“考究台湾所应予革新之事项，图谋文化之提高为目的”,为方便活动，又以学生会员组成台湾青年会，两者互为表里。

新民会成立后，出版会刊《台湾青年》（仿《新青年》），该刊后来扩大为《台湾民报》（仿同盟会《民报》），并经多年争取在本岛发行，成为当时岛上唯一由台人经营的报刊。《台湾民报》大量报道祖国的真实消息。它的台湾支局，则设在蒋渭水的“大安医院”。

新民会最重要的活动，是发起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和指导建立“台湾文化协会”。

日本于据台的次年由国会通过63号法律（即“六三法”），授予台湾总督以在其辖区颁发具有法律效力的律令的权力。随后，台湾总督发布了许多镇压、歧视、压迫台湾人民的法令，使300万台湾民众完全处于被奴役状态。这种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于一体的专制统治不容于近代任何宪政社会。新民会成立后首先要求撤废“六三法”，进而向日本提出设置由台湾民众选举产生对总督府律令和预算具有审议权的台湾议会的请求。

1921年1月30日，林献堂向日本国会呈递有178人联署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书”，结果遭到国会贵族、众议两院拒绝，但林献堂回到台湾，受到民众热烈欢迎。1921年10月17日，台湾文化协会（后简称“文协”）在台北成立。林献堂任总裁，蒋渭水等为常务理事，总部即设在“大安医院”。文协为避免当局阻挠，宣称以讲学修德、助长文化的发达为宗旨，实则从事政治活动。大批本岛志士聚合在此旗下，新民会员几乎全部加入其中，两股力量汇集在一起，文协很快取代新民会成为民族运动的大本营，运动的重心也迅速由海外转移到本岛。

1927年1月3日，文协举行临时总会，通过连温卿提出的会章修正案，将结合无产大众，推行阶级斗争，达成民族解放等内容写入会章。林献堂、蒋渭水、蔡培火、蔡惠如等人因不赞成连温卿等人的主张，另谋筹建“台湾民众党”。1928年4月台湾共产党（“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成立，台共党员蔡孝乾、谢雪红等加入新文协，参加其活动和领导。1929年，由于台湾中南部农村在“台湾农民组合”的鼓动下，发生小规模暴动，日本警方乃有第一次“台共大检肃”案，计逮捕台共党员59人，38人被起诉，有12人被判刑。1931年，日本警方发动第二次“台共大检肃”，计抓捕台共重要干部王万得、谢雪红、潘钦信等107人，均以违反治安罪判处重刑。经过两次“检肃”后，台共重要成员或则坐牢，或则前往大陆（如蔡孝乾），或则潜伏，已无力展开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警方对台湾做全面性的严厉控制，台共遂暂时沉寂。岛内的其他非武装抗日运动一时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暂时处于低潮。

50年间，台湾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大陆的革命团体则通过各种方式援助台湾人民的反抗运动。孙中山在长期革命历程中，与台湾渊源深厚，特别是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二三十年间，他十分关注台湾的前途和祖国同胞的历史命运，曾经“三渡台湾”，把台湾与大陆革命运动联成一体，鼓吹“恢复台湾，巩固中华”。

但是，由于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很长时间内，中国官方对台湾的反抗运动并未给予明确的支持。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这种含糊的态度才发生了变化。1934年4月，蒋介石公开表态：“不仅是东四省的失地我们要收复，而且朝鲜、台湾、琉球……这些地方都是我们旧有领土，一尺一寸都要由我们手里收回”。1938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临时代表大会上提出收回台湾的主张。他说：

（日本）既然定下了（侵略中国）这个政策，处心积虑要灭亡我们国家，我们总理在世的时候，早就看出了日本这个野心，和中国所处地位的危险，也为本党定下了一个革命对策，就是要“恢复高台，巩固中华”，以垂视于全党同志。因为高丽原来是我们的属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在地势上说，都是我们中国安危存亡的生命线，中国要讲求真正的国防，要维护东亚的永久和平，断不能让高丽和台湾掌握在日本手里。……为要达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遏止野心国家搅乱东亚的企图，必须针对日本积极的侵略阴谋，以解放高丽台湾为我们的职志。

当时，中国军队在战场上还处于被动的防御作战状态，立刻收复台湾并不现实。但是，蒋介石已经敏锐觉察到抗日战争为中国恢复领土主权提供了契机。1940年3月30日蒋介石曾致电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及陈立夫、王芃生等：“查汪逆傀儡登场在即，我方对倭亟宜加大打击，赞助日本、台湾、朝鲜的各项革命运动，使其鼓动敌国人民群起革命如罢工等等，以骚扰敌之后方，减其侵略势力，即希兄等负责约同日韩台在渝之革命首领，会商筹划推动为要。”其后经朱家骅等人奉命筹划，1941年2月在香港成立了以台籍人士翁俊明为主任的直属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台湾党部筹备处。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这让孤军奋战的中国看到了胜利的希望。12月9日，中国正式对日宣战，宣告：“兹特正式对日宣战，诏告中外，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在这里，《马关条约》当然也在废除之列。

此后，中国开始着手光复台湾的准备。就当时的情况而言，外交上光复台湾的努力首先要考虑的是美国因素。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民间要求收复台湾的呼声很高，有迹象表明这样的呼声有时也涉及琉球。一浪高过一浪的呼声引起了美国方面的注意，美国驻中国大使密切注视中国报纸对这一问题的讨论。1942年6月7日，美国驻华使馆官员谢伟思（John S. Service）与时任外交部东亚司司长的杨宣诚就新近中国主张收回台湾和琉球的问题进行了会谈。这次会谈是应谢伟思的要求而举行的。他希望了解中国政府对于琉球的态度。杨宣诚向美国人表达了中国官方的态度。他认为，对于台湾，战后回归中国是恰当的，因为岛上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中国人，而且一直保持和中国大陆的紧密联系。至于琉球，杨宣诚认为，民间可能抱有过高的期望。他说，琉球岛上的居民不是中国人，过去这个岛只是中国的藩属，而且已经和中国隔绝了80年，经济和战略都不重要。他确信外交部和中国政府都不打算让它归属中国。

因为对美国的态度不甚明了，实际上，国民政府最初在收复台湾问题上还比较谨慎。1942年1月，台湾革命同盟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首席主席张邦杰上呈收复台湾意见书，提出将复台定为国策、台湾设省等五项要求。意见书称：

恳请中央政府确定国策，以台湾为我国领土之一，誓必与其他失地一并收复，以慰国人。

理由：查台湾虽孤悬海岛，然对我国国防上位居首要，将来国防建设必以台湾及海南岛为卫国要塞，亦即我国海军最重要之根据地。倘台湾一日不收复，则华南时刻有被敌人侵犯之虞，若东三省为保卫华北之门户同为重要，故应请我最高当局对台湾必具决心收复，并列之国策，非收复台湾，抗战决不停止，以激励台湾革命志士之前进。

恳请中央政府公布台湾为我国之一行省，台湾人民即系中华民国国民，并饬地方军政当局对于台人之待遇一律平等，不得歧视，以示一视同仁。

理由：查台湾现有住民六百万众，除倭寇三十余万及台湾土著十余万外，其余五百五十万人均系我大汉民族，多于明末清初因不愿受治于异族，随郑成功先生渡台、屯田经武以抗满奴者。至倭寇侵台，当时亦经群起反抗，嗣因无援而被征服。可怜台胞即在敌人淫威之下忍受欺凌，时盼我祖国及早拯救，并非渠等愿意服敌。远视德国希特勒，对其日耳曼族，在任何地方之角落，无论多寡均予以全力之保护，甚至该族多于他族者，必图其统治权。今台湾住民百分之九十以上为我中华民族，且属我国行省之一，故对台湾必须恢复为我国之一省，台湾同胞即应认为我国国民，务恳转请最高当局核准公布，以慰台胞之愿望。

内政部核复意见是“台湾孤悬海外，现在我军尚未达到收复该地阶段，所请宣布为行省一层，在目前抗战局势上是否需要，应请钧院核夺”,而行政院又将意见转呈给最高国防委员会，最后是“奉批缓议”。外交部对将复台定为“国策”的复核更加显得谨小慎微，认为：

顷准三十一年二月二十八日贵部渝民字第九八五号大咨，以张邦杰呈拟收复台湾五项意见一案业已呈复行政院鉴核在案。等由。准此。本部当以查我政府对于韩台琉侨适用韩台琉侨登记暂行办法，除有危害我国之行动者外，并未以敌侨视之。兹谨就原呈涉及外交关系之第一项，拟具审查意见如左：

（一）台湾原属我国领土，且其居民十之八九均系汉族，故抗战胜利后，我国似可引用第一次欧战后法国收复阿尔萨斯、罗伦之先例，要求日本返还之，但为避免他国无谓之疑虑起见，此时似不宜对外宣布。

（二）台湾不仅为日本侵我华中、华南之基地，且系敌实施其南进政策之重要据点，故我国如可能收复台湾，对于确保太平洋乃至全世界之和平与安全亦有莫大之裨益，我国似可以此为理由，于将来世界和平会议席上，请各友邦对我此项正当之要求予以积极之支持。等语。呈复行政院鉴核矣。相应函达，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内政部

可见，国民政府收复台湾已有方针，但缺少外交上的协调。1942年4月，在台湾革命同盟会的积极推动下，陪都重庆掀起了群众性的光复台湾运动（或称台湾复省运动）浪潮。当时得到重庆文化界和报界17个团体的热烈支持，定4月5日为“台湾日”，在抗建堂举行光复台湾宣传大会，与会人士计1000多人，盛况空前。重庆各大报如《益世报》、《时事新报》、《国民公报》等均出版了台湾光复专刊，党政要人陈立夫、孙科、冯玉祥等都发表要求台湾光复的文章。冯玉祥在其发表的《我们要赶紧收复台湾》的文章中指出：“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对台湾加紧剥削和统治，时机是更加迫切了。我们要用全力收复台湾，特别是熟知日寇内情的台胞，要加倍努力”。文章对“台湾同胞或以福建广东的名份，或另组义勇队，踊跃参加祖国抗战，在孤悬海外的岛上，作艰苦的地下工作，对这些，我们深表最诚恳的敬意”。日本友人青山和也夫也发表《迎台湾日》一文，表示“我们可以携着手攻击日本法西斯，对国际的民主自由，努力以求贡献”。1942年4月17日值签订《马关条约》47周年纪念日，重庆各报刊皆辟专栏登载纪念文章，宣传要致力于光复台湾运动。这一运动很快推向全国，特别是与台湾一水相隔的福建，闽省《中央日报》亦于6月17日刊出《台湾光复运动特刊》，发表光复台湾的言论。谢南光发表了《收复台湾与保卫祖国》的文章，徐醒民也在纪念文章中指出：“四十七年间的不断地抗争，牺牲了六十五万的生灵，革命先烈的血痕，种下了今日光复运动的根基”。仅在抗战五年间，岛内就发动了“八次轰轰烈烈的暴动”，在大陆“也有许多的台湾志士，在军事政治各种岗位上，为祖国抗战而奋斗，为求自由解放而抗争。台湾革命同盟会、台湾义勇队、台湾少年团、台湾行动队等，各用各种斗争方式，活跃前线和敌后，不断地袭击敌人、瓦解敌人，并建立收复台湾的基础”。对1942年台湾光复运动的成就同盟会在工作报告中曾指出：“各部门负责人士之光复台湾之言论，曾轰动全国，耸动世界，收效甚宏。”李友邦也指出：“这一天，台湾复省运动在陪都达到空前的最高潮。之后，它更从陪都扩展开来，而及于全国了。这一天陪都的台湾复省运动，无疑将是台湾革命史上可大书特书的一页。”

11月3日，外交部部长宋子文在记者会上进一步阐明战后恢复领土以甲午战前状态为目标，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1942年11月4日，新任外交部部长的宋子文在首次新闻发布会上表达了中国对战后的主张。有记者问道：“战后之中国，在领土方面是恢复到九一八以前之状态，还是恢复甲午以前之状态？”宋子文回答说：“中国应收回东北四省、台湾及琉球，朝鲜必须独立。美国方面有一流行口号，即‘日本为日本人之日本’，其意在日本所侵据之地均应交还原主。”这是中国官方第一次明确向外宣布自己对战后领土的主张。这里，宋子文和杨宣诚的表达有所不同，宋仍然强调要收回琉球。不过无论怎样，中国各界要求战后收回的领土当中，台湾收回的要求是相当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