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经济增长转型与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

一 为什么要加快我国的比较优势动态化进程

在开放进程中保持国家的比较优势不断动态化，是开放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条件，这对实施开放经济的发展战略的发展中国家尤为重要。与开放经济的短期利益（如出口与外汇增长等短期效应）不同，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主要体现于增长要素质和量的变化，以及增长要素的组织与配置方式的变化；对应于不同的经济开放阶段，新的增长要素（或质量与规模不同于原来的增长要素）将替代原来支持外资和贸易发展的增长要素，支持新一轮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并产生结构升级等效应，因此，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成为开放经济报酬递增的基础而比较优势趋向静止与衰弱，则是FDI等外部资源减少或撤出的根本原因。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研究的关注，源于对现实经济的关切：如何使中国保持经济增长势头，以及在全球化趋势下不至于成为输家？这是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以加入WTO为标志，我国明显加快了与世界经济融合的步伐，并成为引进国际直接投资最多、对外贸易依存度很高的开放经济体；但是，中国在开放中发展动态比较优势方面存在的障碍、在经济开放的新阶段如何形成推进动态比较优势较快发展的机制，仍然是我们必须关注的重要课题。2002年联合国的贸易与发展报告对中国等国家国际生产中由于低端要素结构导致的收益增长与贸易增长不对称现象进行了分析，认为外国直接投资（以下简称FDI）导向的大量劳动密集型出口竞争必然产生竞争与合成谬误；中国利用FDI技术加快产业升级不足，必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产生低层次竞争。这些结论警示我们，必须从全球市场竞争的角度分析中国因动态比较优势实现不足而可能面临的结构调整压力。

我国的学者早在21世纪初就开始关注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紧迫性。例如，针对中国经济对外资的高度依赖，一些学者从FDI与中国贸易发展的特殊关系、政府之间的引资政策激烈竞争产生的市场扭曲效应以及工业发展战略等不同角度分析我国动态比较优势发展不足的原因，还有的学者基于国际制造业资本再转移对我国本土产业发展的影响角度，研究了FDI行为对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发展产生的抑制作用。显然，在我国开放经济发展阶段与比较优势动态实现程度之间存在的明显偏差，已经为人们所关注，并成为战略调整研究的重要出发点。但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外向型经济迅速发展，显性比较优势突出，以及对出口导向战略存在路径依赖，在这样的宏观环境下很难对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做出主动调整，实际上放缓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进程。

随着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发生，世界经济失衡格局的特征充分凸显出来，同时对中国经济产生了明显的冲击。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美国金融危机经由世界货币美元传递发展为全球性金融危机。由于“特里芬难题”的存在和美元发行约束机制的缺乏，美元本位制对世界经济发展的作用呈递减效应，并使全球经济与美国高度联动。金融危机也对中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我国各地区、各产业乃至企业本身存在的结构性矛盾在金融危机条件下充分暴露出来，传统的增长方式、产业结构和技术发展模式都受到冲击。显然，从长期看，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在于重新塑造发展模式。与此同时，中国经济运行中的一些征兆，也表明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的新阶段。首先，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将不复存在。预计2020—2025年，中国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将不复存在。到那时，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基本转移完毕，劳动力成本将快速上升。而与中国相比，作为另一个人口大国的印度，其劳动力资源更年轻，人口规模更大，人均收入水平更低。据世界银行的统计，中国和印度在2008年的人均GDP分别为5345美元和2753美元。而另一组数据表明，在15—34岁人口组中，中国占世界总人口的29.07%，为38011万人；而印度占世界总人口的34.99%，为38296万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全球竞争优势能否继续保持，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而如何增加人力资本投资和积累，形成高素质人力资源的新优势，具有长期战略性价值。其次，我国整个加工贸易生产体系转型压力增大。在后危机时期，预计中国的土地成本、煤电油运成本、人民币汇率及其他环境、资源、要素成本都将进入一个快速上升的阶段，这将改变中国投资环境的综合优势，将大大降低我国对成本驱动型国际直接投资的吸引力。与中国相比，印度目前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条件和制造业生产率两个方面。如果在未来10年，印度经过努力显著改善其基础设施条件和制造业配套体系，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寻找低成本加工组装基地的国际资本就有可能从中国转向印度，亚洲或世界加工贸易体系将会出现分化。显然，中国加工贸易生产体系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在促进外商来华投资的生产体系本地化的同时，持续提高产业的本土增值比重，完善本地产业配套，推动本地企业成为加工贸易主体，将是我国加工贸易体系转型的一个选择方向。再次，我国长期推行的技术模仿创新模式面临挑战。虽然我国高技术产业实现的增加值有很大提升，高新技术产品出口也出现长期增长的趋势，然而实证研究发现，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明显不足，研发支出占销售额比重偏低，真正重视研发的企业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很低。外资企业虽然拥有较多发明专利，但配置在中国的产品增值链环节，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加工组装工序，直接的技术外溢效果并不显著；中国拥有发明专利的企业主要是少数大企业和科技型企业。这导致了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经合组织的有关数据显示，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出口国；美国普查局的数据也显示，美国信息与通信技术产品进口、光电产品进口有很大部分来自中国。一段时期美国对中国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开始超过美国对全球的高技术产品贸易逆差。另一方面，中国在很长的时期内对美高技术产品出口中有95%以上是通过加工贸易方式实现的；有90%以上是由外商投资企业生产的。因此，从模仿创新向自主的技术创新过渡，是中国制造业面临的一个艰难转折。

事实上，我国的比较优势动态化进程将多方面影响中国经济增长质量与发展方向。有学者指出，比较优势演化缓慢、产业升级缓慢将是一国长期处于“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将对我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形成较大影响。随着廉价劳动力、土地、资源等传统要素红利的逐步丧失，传统比较优势的路径依赖不可能使中国绕开“中等收入陷阱”，中国需要积极构建新的动态比较优势。也有学者指出了比较优势动态化与产业结构升级存在紧密的内在关系，要通过资本积累、技术创新和中间部门培育等比较优势因素的变化来影响产业结构调整；认为相对于外生的要素禀赋约束条件，存在最优技术进步路径，只有遵循这一最优技术进步路径，才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创造和维持自身的产业竞争力。大量研究表明，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不一定是连续的进程，依托比较优势的产业升级的进程也存在中断的可能性。从中等收入水平向高收入阶段迈进的国家，面临这种威胁的可能性最大。也有学者指出，在内生比较优势的框架下，比较优势来源呈现多元化的格局，尤其在大国的经济体内，发现与比较优势相关度高的来源并进行整合，符合我国的长远利益。

显然，在这样的一个增长转型时期，研究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问题，具有特殊的意义和现实价值。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影响世界经济的两大因素，即金融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作用都会得到相应调整，全球化的步伐也会相对放慢，世界上主要的经济体仍然还要进行艰难的调整。我国通过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已经融入世界经济，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没有必要也不可能游离于世界经济之外；顺应世界经济增长与转型的趋势，在增长转型中追求比较优势动态化，将是我国必须实现的目标。

工业化以来的世界经济史表明，“使发展成为可能，正是内外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的发展也是如此。我国正式加入WTO，其结果是让我国的企业从此获得了进入国际市场的通行证，降低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中国现在的贸易产品中还明显存在更多的创新的技术优势，但是通过分工、专业化和技术吸收，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新一代“勤劳革命”释放出的廉价劳动能量，还有从贸易便利化中获得的贸易成本降低而产生的利益，这些因素在对外贸易中获得了明显的比较优势。的确，美国及其他西方工业化发达国家在国际市场竞争中拥有突出的技术竞争优势，但是我国具备这些国家所没有的比较优势。中国拥有的比较优势，当然既包括可以内生化的比较优势，又包括没有内生化的比较优势。从比较优势动态化角度出发，分析与发现我国的增长潜力要素，以及发现这些潜力存在的问题，寻找战略调整的方向与对策，以期从国际竞争中获得更大的利益，正是我们研究的基本目的。

二 关于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若干研究课题

从世界的视角看，我们正处在一个多维度的全球化发展阶段；从中国的立场看，我们处于一个增长转型的历史时期。我国经济每个阶段的增长，都是在一定的制度框架下依靠最基本的比较优势而实现的，中国目前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是与我们的比较优势规模、结构和质量相吻合的，但是，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特定的比较优势作为阶段性的增长要素，势必迟早进入报酬递减的阶段；因此，通过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形成新比较优势来源，或比较优势新的组合，成为中国经济通过转型保持长期增长的内在要求。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重塑比较优势以适应新阶段增长的需要。

研究比较优势动态化问题，必须理解比较优势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而从学理和学说史的双重角度梳理理论的发展就格外重要。从比较优势的属性开始，研究比较优势理论的发展以及其动态表现，进入对比较优势动态化进程和动态化能力的评估，从而把握比较优势与时俱进的性质，这样的研究思路为我们进一步分析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内容奠定了基础。中国在新发展阶段的比较优势面临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从趋势、挑战角度深入分析。如何评价在国际经济中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程度，这涉及我国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净收益问题，可以通过对我国贸易条件的研究来了解。自从两个著名的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和汉斯·辛格——提出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恶化论以来，引起了旷日持久的争论；在世界进入新一轮的全球化以后，关于这一命题的争论具有了新的含义和价值。中国经过30余年的改革开放，已经成为国际贸易中举足轻重的经济体，中国的贸易发展与贸易条件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研究中国动态比较优势的重要内容。贸易条件理论具有较多的内涵，如何科学全面地估算不同阶段的中国贸易条件及其变化，以及是否可将贸易条件的变化作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测度工具，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但是，应对挑战，就必须梳理和分析什么因素弱化了中国的比较优势动态化趋势。我国的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对比较优势动态化产生的效应，一直是现实经济层面和理论研究关注的重点，需要从定性和实证的角度评估政策产生的效应。显然，需要我们在世界经济环境和国内结构调整双重制约的背景下思考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路径。依据内生比较优势和外生比较优势的分析框架，把分析重点放在对动态化敏感性强的比较优势内生性来源的改进方面，并提出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路径，这符合我国比较优势来源变化的现实。

有限的自然资源制约经济增长是一个古老的命题。自马尔萨斯时代，人们就一直关注自然资源的耗尽对增长的影响，包括土地、石油及矿产资源，但由于自然资源的消耗而陷入增长停滞的情况并没有发生。技术进步、人力资本和规模递增这三种因素可能起到了抵消自然资源对增长的制约作用。但是，可耗尽的资源会对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自然资源的特点是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存量最大，然后随着资源消费的增加而存量减少，在没有大规模替代品出现的情况下，资源制约是存在的。按照外生的比较优势理论，资源禀赋差异决定了国与国之间比较优势的大小。中国是一个人均资源匮乏的国家，资源对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并将形成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阻力；推进资源经济转型与发展，这是我们首先需要考虑的问题，但是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资源匮乏的国家如何在国际竞争中获得比较优势，开放经济为中国摆脱资源制约困境提供了外部环境，如何在开放经济的环境中获得资源以外的比较优势，这是内生比较优势理论需要研究的重点。内生比较优势与一国的资源禀赋没有必然联系，这种优势不是先天赋予的，而是国家创造出来的或通过后天努力获得的。先天资源禀赋类似的两个国家可以形成非常不同的竞争力。资源禀赋较优越的国家不一定能够形成很强的竞争力，而资源禀赋十分贫瘠的国家可以形成突出的竞争力，这样的案例很多。因此，在资源型经济转型或者破解资源困境的同时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是研究大国发展战略需要注重的问题。

从根本上看，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结构决定的。正因为如此，人们认为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核心就是要素积累；生产要素积累会导致内部的要素禀赋随之发生改变，比较优势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本国动态比较优势在一定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他国家要素禀赋的相对变化。但是，要素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关系最有利于比较优势的增进呢？经济学家通过对日本和东亚国家快速的经济增长的分析发现，推动其实现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动力并不一定是高储蓄率和更有效率的技术进步，而有可能是源于这些国家较高水平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因此，研究比较优势动态化的核心问题是要素积累问题，必须考虑要素替代关系。对于中国而言，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实现了高水平的资本-劳动替代弹性，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但是在投资边际回报不断递减情况下如何实现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随着中国制造业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劳动-能源密集型产业的快速成长的同时，劳动、能源等要素价格逐渐上升，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也在日益增加，因此，我们必须重视资本-劳动弹性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性，从要素替代、技术进步角度，把握要素积累进程中要素替代与动态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并通过技术进步实现要素间的有效合理分配，推动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进程。

与要素结构相关的是人力资本问题。人力资本积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的正相关关系，一直得到经济学家的充分肯定。在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中，人力资本积累与“干中学”、技术创新、分工与专业化等内生性来源紧密相关。人力资本积累与物质资本具有不同的特点，卢卡斯指出，人力资本积累的方式遵循一个规律：一定的努力程度导致存量以一个恒定的增长率增长，而与其已有的存量无关。同时他还指出，人力资本积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涉及人类群体，其方式与物质资本积累大相径庭。但是，进一步深入研究人力资本在比较优势动态化机制中的作用，就必须区分人力资本总量和人力资本结构两个相互联系但内涵不同的概念。舒尔茨对此有着十分清晰的分割，因为在他看来，“人力资本禀赋的生产力价值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构成，而这种构成与其提供服务的市场机会相关”。他认为，人力资本的异质性概念，体现为专业人力资本与报酬递增现象。事实上，舒尔茨肯定了人力资本的构成比其平均存量更影响技术吸收和创新的观点。在推动经济增长和收入水平收敛的因素中，人力资本总量因素与结构因素对增长的贡献孰轻孰重？这取决于国家的发展阶段和社会经济结构。关于人力资本与比较优势动态化的研究文献已经很多，基于此，我们把研究聚焦在人力资本结构对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作用方面，突出人力资本构成优化的重要性。根据动态比较优势的内涵，人力资本积累与其有紧密的联系。我们的研究发现，除了人力资本作为要素积累对比较优势产生推进作用外，人力资本的结构优化与人力资本的总量一样，对动态比较优势的实现具有实质性的作用。人力资本结构作为动态比较优势的来源，在发展经济学的早期文献中就已经显现。在分析适宜性技术与发展中经济体的技术需求相匹配的问题时，人们已经看到本土化教育的实际价值超过普适性教育的情况，这实际上已经涉及人力资本的结构问题。人力资本结构强调了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的工业化水平下，需要不同的知识结构类型的人才；在人力资本总量达到一定的门槛水平时，人力资本的结构合理性与人力资本需求结构合适的匹配度，将对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产生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般认为，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是社会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国家创新体系，“将不能把技术缺口直接和特殊的知识缺口联系起来”，技术创新将缺乏知识、组织和其他社会资源的有效支持。因此，一个国家革新系统的稳定性和多样性，是衡量一个国家促进技术积累的能力的指标。毫无疑问，技术创新是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源泉，但是创新体系是外生性比较优势的来源。技术进步需要创新体系的支持。创新体系可分为区域创新体系、部门创新体系、国家创新体系和全球创新体系。我国是一个大国，区域创新体系是否能够发挥作用，直接影响国家创新体系的效率。基于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基础性作用，我们在研究技术创新机制的基础上，重点对我国区域创新体系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区域创新能力的薄弱环节，有针对性地支持各地区创新能力的发展，以推动我国总体比较优势的进步。

产业集聚是否是内生比较优势的源泉？答案是肯定的。集聚产生规模经济，从而对比较优势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积极的意义。集聚首先是企业的群聚，这样可以产生相应的企业群落优势，使群聚区域内的个体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促进个体企业的发展，而这又进一步促进了整个群聚区域的扩展和壮大。聚集经济是把相互关联产品的生产按照一定规模聚集到某一区域来进行，使企业节约生产成本或交易费用。集聚同时也是要素的集聚，由于企业群聚，要素也加速了向特定空间集聚的过程。集聚降低了要素成本和交易成本，要素与企业的集聚，刺激了特定空间范围产业的成长，形成所谓的“绿洲效应”。在国际分工深化发展的趋势下，地区间的产业集聚和分工是构筑产业比较优势的基础。产业集聚与比较优势是决定增长的两个关联性变量，它们从不同角度体现了产业经济行为和资源禀赋的空间异质性。比较优势是产业集聚的基础，产业集聚的循环增长则积累和创造新优势，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化，促进比较优势结构升级。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地区比较优势差距较大，产业集聚的异质性导致区域增长效应有较大差异，导致地区比较优势动态化速度也有明显不同。因此，比较优势动态化与产业集聚冲突与融合，是促进地区增长转型和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研究我国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不可能不谈我国产业集聚问题。

本地市场规模能够成为新的比较优势源泉吗？如果某种商品在某个区域具有“超常需求”，那么，这种地方市场的特质需求具有一种“放大效应”，能使该地区生产的增长大于该地区需求的增长，从而使其出口这种产品。这就是空间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国内（本地）市场效应”。这种“超常需求”的放大效应的源泉就是规模报酬递增和集聚效应。在比较优势模型中，对某种商品的超常需求将导致它的进口；而在规模报酬模型中，拥有超常需求的地区将成为生产区域并出口该产品。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区域的某个产业具有本地市场效应，说明该产业存在较大的本地需求，据此选择产业区位，将最有效地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根据“本地市场效应”的观点，我们需要分析规模经济超过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是产生的一种新比较优势源泉。与此类似的研究课题是研究如何发挥我国市场一体化的比较优势。与产业集聚类似，由于市场一体化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市场一体化可视为内生比较优势的来源。分工的深化与市场的扩大将产生规模经济，这早已经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得到阐述。根据斯密的思想，分工中所有经济主体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分工与市场扩大之间具有不断累积的自我扩张机制；而且，不同产业中的分工会产生相互影响，以至于整个经济中专业化协作水平和市场依存度不断提高，这就是分工与收益递增、规模经济之间的动态机制。市场的一体化无疑将推动这一动态机制，而市场分割则阻碍和破坏这一过程。通过对中国市场的分割、整合进行实证分析，我们将认识到这一过程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同样会构成推动比较优势动态发展的力量。

当比较优势作为一国参与国际贸易的依据来研究时，人们往往忽略贸易发展与比较优势获取的双向互动关系——贸易本身也可以成为获取比较优势的途径。同时，基于开放经济条件下比较优势来源的扩展，发展要素已经越来越突破传统国界的限制而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动。其实，进出口贸易的互动，是推动国家资本形成、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的最重要路径。如何通过进出口贸易的要素引致效应与要素溢出效应，使游动于国际的发展要素有效“沉淀”下来，成为一国能否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化转换的关键。长期保持贸易顺差，是我国在世界市场和国际经济运行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同时，巨额的贸易顺差的存在，也可视为我国比较优势得以充分发挥的货币体现。但是，我国外向型经济发展的目标并非追求巨大的贸易顺差；显然，维持或追求贸易顺差，这种具有重商主义色彩的贸易目标并不符合我国实现动态比较优势的战略；贸易失衡并不利于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动态化。从进出口互动平衡发展寻求与我国动态比较优势的结合点，应当成为中国贸易战略追求的目标。

如何在国际分割生产的条件下实现我国动态比较优势？这是我们难以回避的问题。所谓国际分割生产，即把产品的生产过程分割成不同的区段配置到不同国家和地区，于是制成品只在不同的国家完成相关的生产。由于我国已经成为参与国际分割生产的主体，因此国际分割生产已经成为影响我国制造业出口的重要因素。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没有考虑国际分割生产现象，不能解释国际分割生产对出口贸易的影响。另外，学术界对中国出口贸易的相关经验研究主要从宏观层面进行，主要分析贸易总量增长的决定因素，很少具体到行业层面，也很少对中国的出口复杂度、出口的广化和深化等产品特征进行分析，缺乏把国际分割生产与中国出口的产品特征相结合进行的研究。只有通过对出口结构、出口复杂度、出口广化进行深入分析，才能深化研究国际分割生产效应。毫无疑问，国际分割生产对中国制造业出口比较优势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不过，当今世界的生产体系已经进入一个以国际分割生产为基础的全球化生产阶段，中国经济只有嵌入世界分工体系之中，才能够融入世界经济体系而分享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因此，我们必须研究的重点是如何顺应国际分割生产的趋势，沿着全球化产业链条不断地由劳动密集型环节向资本密集型环节提升，完善我国比较优势实现机制。

我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究竟处于什么位置？这实际上是验证中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程度的显性标志。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位置一直处于上升状态，但是推动中国位置上升的主要因素是中国很多产业的国际市场份额在不断增加。一般而言，当一国出口产品的要素结构中技术、资本要素的含量相对于劳动或资源要素的含量更丰裕时，这个国家产业比较优势发生了演化，即价值链升级正在发生。Teece和Pisano认为产业升级的创新动力来源于企业内部加工流程，改进型学习过程，及企业进入其他企业或区域创新系统的动态能力。随着产业升级过程的不断深化，价值链上不同环节会在空间得到优化与配置，即按照各个区域或国家的要素禀赋高低进行排列。因此，全球价值链分工是等级体系与全球各地要素禀赋匹配的过程，也是全球价值链各个价值环节在全球垂直与空间的再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当区域要素禀赋演化决定了其产业在整个价值链体系中所处的环节时，产业升级借助价值链，通过学习效应取得技术进步和市场关联，向更高价值经济活动转移，从而提高其竞争力。中国通过提高世界市场份额的方式来参与国际竞争的产业面临着资源价格上升、市场价格下降、国际贸易摩擦增多等困境，如何从量的扩张走向质的提高是中国进一步提升在国际分工中位置需要研究的问题。

最后，我们需要研究国家能力建设与我国比较优势动态化的相互关系。国家能力概念是从技术吸收能力、社会吸收能力到国家能力依次发展过来的，能力概念的每一次更新，都与比较优势理论的演进紧密相关。能力的发展，实质上也是国家比较优势的发展。能力的变化，不仅涉及要素的积累，也包含体制与机制的改变。对本研究来说，我们更关注在经济赶超中一国如何实现从技术吸收能力到国家能力的转变，特别是国家能力对形成比较优势动态化的作用。经济增长的历史经验证明，从长期来看，技术差距与国家能力的结合共同决定着一国或地区潜在的增长率水平。在经济全球化和高新技术革命飞速发展的今天，如果简单地以外生的资源禀赋比较优势作为理论依据来制定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不重视尽快实现比较优势动态化，将导致我国的增长路径不能最终收敛于发达国家，并使我国的经济结构和技术结构永远处于产业链和技术链的下游。因此，我国应该以提高国家整体的技术能力作为发展战略的出发点，紧紧抓住产业和科技的制高点，努力使比较优势建立在强大的国家能力之上而非静态的自然禀赋之上，这样才能更快地带动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从而在未来实现经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