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结论

根据前文对后发理论的梳理和比较优势动态化问题的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后起的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取决于三方面因素的转化，即技术差距向后发优势的转化，吸收能力向社会能力或国家能力的转化，技术追赶向技术赶超的转化。后发优势为后起国家的赶超提供了一种理论支持和战略激励，技术赶超则为发展中国家如何实现后来者的优势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但是，只有实现上述几方面的转化，后发优势才可能从理论变为现实，后起国家才可能由滞后期进入快速发展阶段；这一转化的过程实质上就是一系列比较优势要素积累和更新的过程，由此表明，后发优势理论与赶超学说和比较优势动态化理论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

（2）技术赶超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的线性发展特点和非线性技术突破的现象，为后起国家实现赶超战略提供了巨大的空间。技术的线性发展特征突出了技术积累和制度演变的必然性。在技术线性发展的约束下，国家发展在理论上需要顺应比较优势原则；然而，技术发展的历史从来没有否定技术突变的可能性，非线性发展也存在于很多技术领域和产业领域，但是，顺应比较优势还是实现“有限赶超”或全面赶超，其成功与否均取决于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实现程度。

（3）比较优势来源的演化逻辑和比较优势陷阱的存在，以及中国经济增长转型的紧迫性，从理论和现实两个层面凸显了比较优势动态化的理论价值和政策含义。依靠比较优势的动态化，可扩大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空间；社会或国家能力的构建与改进，将进一步增加中国经济增长的弹性。我国的资源禀赋优势是有限的，类似生态环境和低成本要素等方面的优势正在丧失，我国的比较优势主要有赖于内生变量的积累和创造。我国的经济规模和市场化经济改革的有利条件，将有利于我国激活专业化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积累、研发与“干中学”机制、市场一体化和产业的集聚等内生比较优势的重要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