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导论

一个时代的社会风习是这一时代主体价值观、道德观以及思维习惯、行为方式和文明水平的综合反映，是社会治理理念、社会秩序现实与社会财富长消方式等相互作用的产物，又反过来深刻影响着社会治理的走向，社会文明与秩序、大众幸福指数、安全感与和谐度。纵观历史，社会风习与社会治乱、文明兴衰休戚相关。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正是中国社会转型曲折历程的深刻体现。

一 社会风习研究的一般现状

梳理理论研究现状的着力点是总结与展望，强调有关研究的深广度推进。由于社会风习的学科特点与有关研究的实际状况，社会风习研究的前沿问题主要是其基本概念的争鸣，以及由此所决定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的确定，同时也说明尝试开展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研究的挑战性。

（一）关于社会风习概念的运用与界定

学界关于社会风习概念的理解或界定较为模糊，亟待进一步的规范、明确。值得注意的是，通常关于概念界定的分歧主要源于视角的区分，而关于社会风习概念理解的分歧却主要是由于所界定对象的不同，即社会风习是风气、风尚抑或风俗习惯的争执。这反映出这一概念规范的复杂性与迫切性，也说明对社会风习概念的界定需要一定程度的创新性。

1.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说[1]

尽管尚未发现学界将社会风习明确界定为社会风气、社会风尚，但在社会风气、社会风尚的意义上理解、运用社会风习概念却是毋庸置疑的。

2012年9月15日，在九江学院召开的“现代中国社会风习研究”学术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有关研究的李长莉认为，社会风习就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伴随社会结构的变化而流行的，具有一定群众性、时代性，并与一定的思想、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变化相关的行为方式。

著名学者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指出：“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2]不言而喻，陈寅恪在这里所说的社会风习，当然是指为道德标准所决定的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而非风俗习惯。并且，他还从历史规律的高度，概括出由社会风习的失范所导致的（士大夫）人性的堕落。

钞晓鸿在《明代社会风习研究的开拓者傅衣凌先生——再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一文中，所引用的数十位学者有关明清社会风气、社会风尚研究的著述，皆被他视为“近二十年来关于明清‘奢靡’风习的研究”的主要成果。[3]

这就说明，将社会风习理解为社会风气、社会风尚已较普遍。从社会风气、社会风尚的角度探索社会风习正是我们研究的着力点。

2.风俗习惯说[4]

诚然，也有不少学者从风俗习惯的角度界定、使用社会风习这一概念，其研究也倾向于民俗学方向。

李立志认为，“风习与习俗、风俗是同义词，是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乃历代相习积久而成，具有相当大的稳定性和凝固性，不容易改变，但不易改变并非停止不变。事实上，风习现象同时有它发生、发展以至消亡的过程”。[5]基于此，李立志还围绕民间信仰、消费风习两个方面，具体探讨了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社会形态的转变对当时社会风习所产生的影响。

曲蓉从道德和价值观层面界定社会风习，强调其行为方式特征。她认为：“社会风习是特定社会成员的群体生活方式之一，是社会层面的行为模式，它与社会道德风尚及个体道德养成息息相关。因此，对社会风习的考察构成了道德的文化背景性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社会风习与道德具有类似、互补的社会功能。在道德相对体系化地发挥作用之前，社会风习担负着调控社会秩序的重任，影响社会成员，使之遵从社会公认的行为模式。社会风习也就是社会风俗习惯，简称风习。它是经过长期的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和共同价值观的相互渗透而逐渐形成，对一定社会中的个人和群体具有约束力的稳定的行为模式。社会风习体现为一定社会的总体行为方式，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风俗和社会习惯。”[6]

3.社会风气、社会风尚与风俗习惯的混用[7]

还有不少学者并未严格区分社会风习的两种含义，即无意将风气风尚与风俗习惯区分开来，因而在使用“社会风习”一词时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存在一定程度的混用。这既反映出风气风尚与风俗习惯存在一定的相互联系，同时也说明了科学规范社会风习概念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陈业新认为，“风习包括风尚和习俗，是一定社会群体在心理、思维、语言、行为习惯和社会舆论倾向的根本反映，是该群体在共同的环境下生产、生活中自发地、逐步地产生和形成的，并在该群体中流行和传承”。[8]

吴功正在对社会风习特性的考察中认为，“社会风习是弥漫于整个社会的风尚习俗，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规范，甚或是无形隐性的模态，弥散一切，具有特殊的浸染性能，使人的行为方式以至思维方式、审美方式都不得不受其影响。社会风习是一个中性概念，具有正负双面值。”[9]

王日根等关于明清福建社会风习的研究内容囊括了祭田、家族学田、婚姻丧葬消费、好勇斗狠、赌博剽掠、舞弊淫逸等风习。[10]孙宏年也认为，民国初年，在辛亥革命风暴的影响下，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受到猛烈冲击，社会风尚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江苏同全国各地一样，民情风俗变化巨大。江苏光复后，为扫除清王朝的政治影响、树立民主共和新风，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积极倡导，刚刚摆脱封建统治的各界民众热烈响应，易帜改元、剪辫易服与从军助饷同时进行，一时间民主共和之风高涨。[11]

4.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概念的界定

学界关于社会风气、社会风尚概念的界定同样存在较大的分歧。但并不像诸如对社会风习的理解和运用存在混乱、莫衷一是的状况，即关于社会风气、社会风尚界定的争鸣属于方法与角度的差异。

（1）社会风气的界定

关于社会风气的界定，分歧主要在于社会风气是社会意识抑或综合性社会现象。多数学者认为社会风气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郑仓元等认为社会风气是外化和表现社会意识的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12]何云峰也基本持这一看法，他认为，“社会风气是指一定历史时期、历史阶段，特定社会的各个阶层民众整体思想意识和行为与该社会所倡导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特别是人类普遍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念相一致的程度和状态”。[13]

也有人认为社会风气是一种综合性社会现象。《辞海》将社会风气界定为，社会上一定时期流行的风尚习气，是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的综合表现。[14]

此外，还有学者探讨了社会风气与风俗习惯的关系。严昌洪认为，社会风气是指一定时期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思想言行方面带普遍性的倾向。而且，社会风气与风俗习惯是不同时段的社会现象，两者之间可以转化。特定时期的社会风气如果因因相袭，就成为风俗习惯；而风俗习惯在特定时期的表现即为社会风气。[15]

（2）社会风尚的界定

关于社会风尚的界定，也存在诸如社会意识、社会行为或社会意识与社会行为的综合表现等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社会风尚属于社会意识。吴家清、杨元宏认为社会风尚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本质上属于社会意识的范畴。[16]段志强、李江涛强调社会风尚是“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的综合表现或者是社会意识的直接产物，是社会存在的间接产物”。[17]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风尚属于社会行为。范小方等认为，社会风尚是一定时期和一定范围内社会成员在某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共同性，是一种普遍流行的社会行为。[18]

还有学者认为社会风尚涵盖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两个方面，但侧重于后者。盛美真等认为，“社会风尚，是指一定历史时期一定区域环境中多数成员在社会日常生活中崇尚的社会意识和行为，其内涵包括了社会意识和社会行为两个范畴。社会风尚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随社会变迁而变化，从总体上反映了那个时期社会生活的群体风貌和总体文明程度”。“社会风尚虽与社会心理、价值取向等社会意识密切相关，最终属于行为范畴。”[19]

（3）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的关系

关于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的关系，同样缺乏统一的认识。有学者认为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含义相同。孙燕京将社会风尚和社会风气视为相同的概念。她指出：“风尚，犹风气，是一定时期社会流行的风气和风尚，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它随社会变化而变化。”[20]

也有学者认为社会风尚属于社会风气的一个要素。何梓焜认为，社会风尚从属于社会风气。而且，社会心理、社会风气和社会思潮相对于社会思想体系，都属于低层次的社会意识。[21]

还有学者认为社会风气是社会风尚的属概念。陈志伟认为，“风尚包括社会成员在物质与精神两方面的追求，而风气更多的是指社会成员在精神方面的追求与趋向”。[22]

（二）关于古代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

学界关于近代以前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成果较多，角度不一，在方法论上具有开拓性，有益于进一步深化研究。

1.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风习研究

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了特有的生活方式和风尚习气。在传统的农业社会，民间普遍推崇节俭的社会风习，然而到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使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经济联系日益密切。这种经济形态的转变，逐渐影响到人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与社会风习。因此，关于明清商品经济与社会风习关系的研究，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成就斐然。

晚明出现的新的社会风尚成为不同学科学者们关注的热点问题。[23]奢侈之风在明代中后期开始盛行，学者们对此展开了较为广泛深入的研究。[24]蓝东兴在《社会转型与明朝中后期社会风气》中，考察了明朝社会转型时期给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三个方面带来的重要变化，认为资本主义的萌芽导致了新的社会风气的产生。他强调，在这一时期，统治阶级不愿遵循传统的纲常伦理的束缚，而新兴的由商人和手工业者组成的城市市民阶层却敢于颠覆传统观念，从而“形成了很具转型时期特征的封建色彩浓厚却又散发着一缕资本主义气息的社会风气”。[25]

此外，彭卫的《汉代社会风尚研究》[26]、陈志伟的《北朝社会风尚诸问题研究》[27]、张承宗和孙立的《魏晋南北朝社会风气及南北民俗的交流》[28]、李志慧的《唐代文苑风尚》[29]等，这些关于传统社会特定历史时期社会风习的专题性研究，学术价值较高。

2.特定地区的社会风习研究

由于历史传统和地域文化的不同，社会风习必然表现出一定的时空特性，包括地域性、辐射性和城乡差异等。学界对地域社会风习有所关注。[30]如王凝萱认为，苏州地区民间信仰自古庞杂而繁盛。到了明代，苏州地区的民间信仰更是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它的表现方式与当时苏州地方的社会经济环境、天灾人祸、风土民情和社会各阶层等有着密切的关联。民间信仰作为社会生态的组成部分，作为吴文化的一种文化积淀，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它对明代苏州地区社会风气的影响是复杂多变的，其中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也存在一定的消极意义。明代苏州民间信仰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不容忽视。[31]

王日根、张宗魁认为，明清时期是福建海洋经济取得巨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封建政府积极加强对福建的行政管辖和军事管辖的时期。莅闽官员多来自内陆，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为政方面体现出改造海洋社会文化、纳福建于传统儒家文化圈的倾向。当然这其中包含了儒家文化与当地海洋文化的交融和协调。[32]

3.其他相关研究

除了特定历史时期或地区的社会风习研究，学者们的视野还拓展到更多的领域，富有探索性。[33]如魏泉的《士林交游与风气变迁——19世纪宣南的文人群体研究》，在爬梳丰富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既遵循“论从史出”的原则，又发挥了“以史带论”的风格。他以19世纪北京宣南地区士林交游对于其时文化风气影响为主题，从考证核心人物的诗酒唱和发端，深入探讨士风、文风、学风与诗风的变迁。[34]

张志哲考察了社会风尚与道教的关系。他认为，道教的宗教生活比较特殊，这除了教内的组织特殊之外，也与整个社会生活密切相关。具体表现在：一是从帝王贵族到一般平民百姓，都有道教信仰者。他们常是“累世奉道”，这自然与道教宣传的方式有关，容易形成世代信奉的现象。二是与道士交往的情形络绎不绝。所谓与方外交，固然大多指佛教中人，但也指羽士炼师之流。三是道教所形成的岁时节日以及一些习俗，亦为中国人的日常仪节。类似的直接、间接的影响，亦包括思想文化。[35]

此外，陈晨捷对于古代社会风习与思想文化关系的研究；[36]王炎平对士林风习与科举关系的研究；[37]陈立明考察了社会风尚与科技的关系；[38]许鸿翔探讨了古代社会风尚与诗歌的关系；[39]秦川、叶天山和朱全福以明清的诗歌、小说为文本，考察了当时的社会风习状况；[40]等等，充分体现出学界对于古代社会风习研究的丰富多彩。

（三）关于近代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

关于近代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学者们多自觉地从社会转型角度进行考察，系统性强，富有启发性。[41]

1.社会转型与社会风习变迁研究

李长莉的系列研究成果，如《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以上海为个案将社会风尚的变化放在晚清社会变局的大背景下，论述了晚清开放通商对社会各阶层生活方式及思想观念的影响，从民众生活方式与伦理观念变迁互动这一独到视角分析了社会风尚与社会变迁的关系。[42]她注重把社会风尚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近代化等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使其成为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产物。

孙燕京的《晚清社会风尚研究》是近代中国社会风尚研究的主要成果。她借鉴心理学、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深入分析了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结构等方面的变化对社会风尚的影响，指出社会风尚的变化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价值取向、政治、文化生活。关于近代社会风尚的变化，孙燕京指出，晚清社会风尚发展的基本趋势是甲午战争前由“淳厚”到“浇漓”，在此过程中人们的价值认同发生了从“扬”到“洋”，再从“洋”到“新”的变化；同时强调晚清社会风尚变化内容的多元性和地域的差异性，以及破坏大于建设的特点。[43]

同时，孙燕京明确地把社会风尚纳入社会意识的范畴，即作为社会意识的底层结构——社会心理和社会行为来加以讨论，并将其与高层意识即社会思潮有机地联系起来。这样一种对晚清社会从风尚到观念再到思想体系的比较系统的考察，提升了民俗风尚研究的理论性，使风尚研究具有了广阔的思想背景和坚实的社会依托，同时又有助于通过风尚趋新来展示观念和思潮的变迁过程，加深了人们对晚清政治、社会和文化变革的认识。

2.近代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区域性研究

近代中国不同地区出现的趋洋趋新、新旧杂陈的现象，反映出社会风习演变的空间性，无疑是社会风习变迁研究中应予以高度重视的问题。这种状况与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和传统文化等因素息息相关。学界对此有一定的探讨。[44]

孙燕京以明清时期北京地区的社会风尚为例，探讨了社会环境改变之下社会风尚的变化，以及两者之间比较注意北京地区与东南沿海地区的社会风尚之间的横向比较，从而将北京地区的社会风尚演变放入当时具体的历史场景中进行考察。[45]

范小方、张笃勤着重从商业的近代化探讨汉口社会风尚急剧变化的根源。他们认为，晚明以来的汉口，随着经济发展的繁盛，社会风尚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研究这种变化的动因、过程及影响，不仅是武汉及湖北经济文化史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即使就全国而言，也不乏经济、社会生活史等方面的典型意义。[46]

盛美真通过对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的轨迹、动力和基本特征，以及云南省政府和社团在稳定云南新型社会风尚中所起的作用的研究，系统勾勒了近代云南社会风尚变迁的全景。[47]

3.其他相关研究

这一时期社会风习其他方面的研究也有所开展。有关研究认为，社会风尚不只是特定时期形成的社会现象，也由于群体的差异性而呈现不同的特征。如孙燕京着重阐述了从19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形成了重商趋利的风气，曾属于士人阶层的知识分子根据不同的文化归属做出不同的反应；她还进一步考察了造成晚清知识分子对待社会风尚不同态度的原因所在，以及对社会所产生的若干影响。[48]

（四）关于现代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

现代中国社会风习问题是近代以来社会风习变迁研究的重要方面，学界的有关研究较为分散，尚未见有系统性的专著问世，这是社会风习研究的薄弱环节。

辛亥革命推动和传播资产阶级的政治学说，以期变革封建王朝体制，并为自身的政治体制寻求合法性。为营造新的社会环境，资产阶级不仅动员民众支持新的政治体制，还需要变革社会风习，倡导新的价值观念与意识形态。因此，西方政治理念的宣传与新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桴鼓相应。为了传播西方的政治体制，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在不同时期提倡和开展移风易俗的活动，而新的社会风尚也在他们的推动之下逐步生根发芽、迅速发展，产生了一些新风习气象。有关研究对此有所关注。

胡绳武、程为坤认为，民初社会风尚发生了改变，辛亥革命的爆发加快了这一进程。社会风尚的变革涉及剪辫、服饰、革除缠足陋习、交通工具、礼节和称谓、“破除神权，反对迷信，改革旧的婚丧礼俗”等方方面面的内容。他们总结了民初风尚的特点，认为存在突出的“崇洋”的倾向，将西方的社会生活风尚等同于文明、进步。除此之外，还存在“奢靡、腐化的风气”，这与流行的资产阶级人生观、道德观密不可分。[49]

胡维革充分认可民国初期中国社会依照西方风俗对自身的社会风尚进行变革的观点，但他更多关注的是移风易俗运动产生的不良后果。他认为，社会风尚变化的特点主要包括从“排外”到“崇洋”、从“尚俭”到“崇奢”、从“重农抑商”到“重商轻农”的转变等。[50]

（五）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

当代中国社会风习研究无疑是社会风习研究的时代课题。理论研究源于且服务于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社会风习研究的现实意义十分突出，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良善社会风习建设的生成机制的科学把握尤为迫切。学界关于当代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主要是分散而又简短的论文，同样缺乏系统性的著述，亟待深化展开。大体说来，有关研究立足中国社会转型考察社会风习的演变，与傅衣凌所倡导，李长莉和孙燕京所延续的近代中国社会风习研究的理论方法基本一致。[51]

1.社会转型与社会风习变迁研究

周晓虹认为，在1949年以后的六十年中，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对应，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社会心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三十年，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实现了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和整合，也使中国人的传统社会心理在分化变动之后走向高度同一；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后三十年，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打破了僵化和保守的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社会心态在经历了一系列波折之后发生了积极的变化。经过六十年的变迁，中国人的价值观与社会心态变得越来越理智和成熟、越来越开放和多元、越来越主动和积极，也越来越具有全球意识。新中国六十年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带给中国人的主观感受和心理积淀，在精神层面上赋予了中国独特发展道路以完整的价值和意义。[52]

范小方等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风尚的演变时认为，社会风尚是在一定的时空内，某一跃居突出地位的社会风气所产生的一种文化效应场。社会大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风尚发生重大演变。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胜利成为激发社会新风尚的温床；同时，中国共产党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和行动，有力地推动了社会风尚的演变，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身体力行，成为社会新风尚的楷模。这些深刻变革在整个社会风尚的演变中具有重要作用。[53]

俞吾金总结了当前社会风气的突出表现，认为好的方面主要表现在：主体意识的觉醒、权利意识的觉醒、竞争意识的觉醒；坏的方面主要表现在：责任意识的匮乏、他人意识的匮乏、诚信意识的匮乏。有关社会风气现实状况应从历史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辩证认识。[54]

2.其他相关研究

学界关于不同社会群体的社会风习研究有所展开。周四选强调，当前我国农村社会风气好中有差、喜中有忧，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和谐的社会风尚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特征和目标，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有效途径。因此，净化社会风气、营造和谐风尚是新农村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当前我国社会快速转型的关键时期，加强农村和谐风尚的研究和探索就显得尤为紧迫和重要。[55]

高群认为，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给校园风气带来了诸多问题。多元价值观的交互碰撞、社会道德信仰体系的缺失以及教育体制的弊端等冲击着大学校园，大学精神在表现出与时代精神相协调的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也存在着弱化人文精神的倾向，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带来了影响和挑战。[56]

党的作风问题无疑是社会风气群体研究的重点。如康滨认为，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对新时期党的建设做出了全面部署，强调“弘扬党的优良作风，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指明了方向。因此，在当前新的形势下，坚持以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指导，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防微杜渐，警钟长鸣，切实加强和改进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尤为重要。[57]

（六）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社会风习研究

学界有关马克思主义理论视角下的社会风习研究有所展开。有关研究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相衔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社会风习思想，有利于深化人们对于我国社会风习演化变迁和社会主义良善社会风习建设的内在规律的科学认识，促进社会主义良善社会风习建设的实践。[58]

普列汉诺夫曾指出，社会风气与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社会思想体系是相互影响和层次递进的关系。[59]吴家清、杨元宏进一步提出，“社会风气”应纳入历史唯物主义的范畴体系。他们还认为，社会风习既有积极的、良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丑陋的一面。所谓不正之风，需要具体分析。社会风习的影响既深且广，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无不受到它的制约。[60]

张书林将社会风气与党风、道德、价值观和精神文明建设等问题联系起来。[61]段志强、李江涛认为，社会风气取决于经济，受政治和社会意识的制约，党风建设对社会风气具有重要作用。[62]秦失探讨了马克思关于政府公开、廉价与效率对于社会风尚影响的思想。[63]高景林等进一步简括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关于社会风气的内涵、产生机制、重要性、主要问题和解决途径的思想。[64]

有关马克思主义社会风习研究的重要成果，无疑当属郑仓元和陈立旭的专著《社会风气论》。他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社会风气进行了开拓性的系统化理论探讨，着重研究了社会风气的概念、形成机制、构成因素、存在方式、基本类型、一般特征与社会功能，揭示了社会风习的变化规律、调控目标和基本途径，为社会风习的学科建设提供了较好的理论基础。[65]

（七）国外关于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

国外关于中国社会风习的研究较少，即使涉及，也主要是散见于某些研究的有关内容中，其主要的借鉴价值在于研究视角的不同和实证方法的运用。如R. 麦克法夸尔与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有专门章节探讨中国民众社会生活中的社会风气问题；[66]弗里曼等的《中国乡村，社会主义国家》以实例讨论了1935～1960年间中国共产党在华北农村所进行的社会改革与社会风习变迁间的关系；[67]华裔学者黄树民的《林村的故事：一九四九年后的中国农村变革》考察了中国农村社会变迁过程中国家对村落政治文化的改造；[68]等等。

二 社会风习研究的若干理论探讨

社会风习的研究现状充分表明，尽管有关研究的成果较为丰富，但社会风习学科建设亟待加强。面对社会风习研究中所存在的诸多问题，应首先就社会风习的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展开探讨。

（一）社会风习研究的问题与出路

社会风习研究面临困境主要是由于社会风习是一个内涵丰富而又颇有争议的概念，即社会风习涵盖风气、风尚与风俗习惯这两方面内容，导致认识上的分歧与混乱。

诸如傅衣凌关于明代社会风习的研究，以及李长莉、严昌洪、宋惠昌和郑大华等对近代中国转型期社会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探讨从方法论上为社会风气（风尚）研究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郑仓元、孙燕京和朱力等关于社会风气（风尚）的形成机制、特征、功能以及发展规律等方面做出的创新性研究，更是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但社会风习的许多基础理论问题的探讨仍然不够深入，特别是关于社会风习的界定还存在风尚习气与风俗习惯的原则分歧，或者出现社会风习与风俗习惯的混用。即使从学界关于社会风气（风尚）的研究状况看，社会风气（风尚）概念的界定也见仁见智，存在其属于社会意识[69]、社会行为[70]或（政治经济文化的）综合表现的多种不同理解。[71]其他有关社会风习与道德伦理、时代精神和社会治理的关系，社会风气（风尚）研究史料的挖掘和整理，研究领域的拓宽与深入以及研究框架的理论构建[72]等诸多问题，都是社会风习理论研究中亟待系统展开与科学把握的。

因此，严格说来，社会风习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缺少成熟学术研究所必备的诸多要素：相对明晰的概念内涵与外延，相对确定的特有研究方法，相对系统的研究对象、内容与体系框架。而从社会风习的研究内容看，较多的是对于近代以前社会风习的研究，对具有现实性和迫切性的当代中国社会风习的系统研究尤为缺乏。如何借鉴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积极尝试对社会风习的基础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无疑已成为社会风习研究中十分迫切的理论课题。

（二）社会风习概念的深化认识

社会风习是一个包含诸多要素的概念。因此，有必要融汇、借鉴学界有关成果，给社会风习一个更加确切的定义，从内涵与外延上区分其类别。

客观上说，将社会风习理解为风俗习惯存在一定的历史沿袭性；同时，社会风气、社会风尚意义上的社会风习的使用同样亦是由来已久。由于学界并无关于风气、风尚意义上的社会风习的明确界定，因此，尽管社会风气、社会风尚与风俗习惯具有本质的区别，但当务之急并不是纠结于社会风习在风俗习惯与社会风气、社会风尚含义上的孰是孰非，而应该将着力点放在表现为流行性群体行为的社会风习的科学规范的界定上。

学术争鸣是理论发展的动力和必然要求，它使新的理论形成成为可能。鉴于前文关于社会风习研究现状的概括，将社会风习理解为社会风气、社会风尚已较普遍，而对于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及其关系的界定却缺乏共识。这样，对于社会风习的界定，应主要为社会风气与社会风尚及其关系的界定，即需要积极借鉴学界的有关成果，将社会风气、社会风尚统一起来，形成涵盖社会风气、社会风尚的关于社会风习的新界定。

大体说来，李长莉总结学界的有关成果，对社会风习的界定是较为中肯的。她认为，社会风习是在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中，伴随社会结构变化流行的，具有一定群众性、时代性，并与一定的道德、思想、伦理、价值观念变化相关的行为方式。基于此，我们进一步认为，所谓社会风习即流行性的群体行为，它是社会意识的外化；社会风习包括风尚习气，而风尚习气又是社会风气的简称（这与《辞海》关于社会风气外延的界定相符[73]），风尚具有褒义性，习气则带有贬义性。

根据社会风习的一般内涵，可以进一步认识社会风习的一系列显著特点：

其一，流行性。流行性体现出社会风习产生、发展和演变的阶段性、区域性或周期性，是社会风习的首要特点，构成社会风习区别于传承性的风俗习惯的内在根据，也是社会风习对经济、文化、政治以及社会生活具有重要影响的渊源。但流行性并不必然意味着社会风习的短暂性。社会风习是时代的产物与表征。某一社会风习的主导地位与作用一旦形成，其持续存在的时间与特定的时代往往是共始共终的。社会风习的流行，表明其存在一定的社会条件，具有突出的影响力，使人们重视和把握社会风习成为必然与可能。

其二，群体性。群体性是社会风习的主体特征。只有形成群体性意识及其行为方能产生特定的社会风习。社会风习经过特定的生活方式和共同价值观的相互渗透而逐渐形成，是对一定社会中特定的个人和群体具有约束力的稳定的行为模式。它表现为社会意识的外化，体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各个层面。它与个体道德养成息息相关，与道德具有类似、互补的社会功能。在道德相对体系化地发挥作用之前，社会风习担负着调控社会秩序的重任，影响社会成员，使之遵从社会公认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

其三，示范性。示范性是社会风习得以流行并产生社会影响的逻辑基础。社会风习是社会意识的外化，在价值观上具有褒贬性，体现特定社会群体的价值取向；正是通过这种褒贬作用产生心理效应，形成群体性共鸣及其行为。良善社会风习建设应高度重视其示范、导向作用，加强社会风习的约束与惩戒，尤其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作风体现着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具有十分重要的示范效应，是社会转型期国家治理的根本。

其四，阶级性。这体现为特定社会价值观的社会风习是人们物质利益以及精神需要的反映，因而在阶级社会，一定社会风习的形成、发展与演变必然与阶级矛盾息息相关，进步阶级客观上成为新的社会风习的推动者。阶级性无疑是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风习的性质、特点和规律的内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社会风习思想的根本体现，是社会主义良善社会风习建设的根本原则。

其五，时代性。从本质上来说，社会风习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经济、精神和政治状况的产物，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在社会急剧变革时期，社会风习的兴衰、更替表现得尤为突出和激烈。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变迁，社会风习发生演变，也印证着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的轨迹。当今全球化、信息革命成为社会风习演变的重要因素。同时，尽管社会风习的变化本质上源于社会存在尤其是物质生产的变化，物质生产的变化是社会风习新陈代谢的基础，是新的社会风习最终确立的前提，但并不能否认社会风习的变化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与表征。

其六，扩散性。社会风习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积累与扩散的过程。社会风习从不知不觉的细微处起步，通过示范和效仿作用，逐渐向社会扩散，最终形成各阶层群体的共识，即使它不利于社会的进步，要想变易它，也十分困难。信息时代更加彰显社会风习的时空扩散性。无论是保持社会和谐，还是腐蚀社会肌体，社会风习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然，社会风习一定程度上亦是可控的。通过对社会风习性质、特点和发展规律的自觉把握，借助于政治和文化等因素的积极作用，诸如制度建设、法律约束和道德规范等都能有效实现社会风习的结构整合。

其七，地域性。地域性是社会风习的空间表现。由于社会风习的流行具体表现为由点而面的转变过程，故地域性是表征社会风习原发性、流行性、扩散性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由于历史传统、社会发展、地域文化和生活方式等的差异，社会风习必然存在产生、交融、扩散与盛衰的复杂过程。社会风习的地域性常常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有时需要特别的关注。这是由于地域性的社会风习所体现的是特定人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因而无论是良善的还是落后的社会风习都具有重要的警示或借鉴作用。诸如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央苏区、抗日根据地、上海沦陷区或者陪都重庆等的社会风习，概不例外。

（三）社会风习研究的方法路径

社会风习的核心在于价值观。因此，运用社会系统方法，以价值观为抓手，视社会风习为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中文化子系统的构成要素，把社会风习与社会心理、社会思潮和理论体系联系起来，深入把握社会风习的层次结构及其形成和演变，揭示社会风习与社会结构变迁的关系，无疑是社会风习研究的基本方法和主要路径。

1.立足社会价值观

社会风习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它的存在是无形的，似乎不可捉摸，又无处不在。

社会风习不仅是经济、文化和政治结构变化的表征和先导，而且体现于人们内在观念变化之中。社会风习的核心是社会价值观，社会价值观的结构与特质在社会风习中有着清晰的印迹。每一种社会风习无不反映时代的价值观。将社会风习的核心界定为价值观，并将社会风习作为考察社会价值观的标本，是对社会风习研究创新的重要尝试。

并不是每种社会风习都符合其所处时代的社会伦理观。而一个时代的社会价值观、伦理观之间的关系，最突出的表现则是社会风习。一个社会的伦理是一种应然的要求，具有相当程度的稳定性；而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则是实然的状态，具有动态性。如果我们再深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发现，社会伦理的精神气质与价值观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社会伦理与价值观之间的契合、张力，多数是可以通过社会风习来发现的。社会风习是观察伦理观与价值观以及两者关系的契合点。

立足社会价值观，我们可以进一步对社会风习的外延进行“取舍”。那些具有鲜明社会价值观的社会风习才是我们的研究重点。[74]学界的研究多将社会风习作为各种社会现象的集合体，缺乏对社会风习内在结构、关系的探究，将社会风习作为考察社会伦理观、价值观的“抓手”，以社会价值观作为切入点，研究特定时代的社会风习，可以帮助我们克服现实社会风习研究的“松散”状态，有助于我们找出社会风习的结构、特质以及内在的有机联系，探索社会风习变迁的内在机制。

2.社会系统学的视角

所谓社会系统学方法，它是系统科学方法在社会研究领域的运用与创新。就社会风习研究而言，即立足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客观实际，强调社会风习存在与演变的结构性，借鉴社会学中的失范理论，使社会风习变迁与社会结构更替相衔接，从社会转型的角度深刻揭示当代中国经济、文化、政治和社会结构的嬗变，将社会风习研究在理论层次上做进一步的提升。傅衣凌、李长莉和郑仓元等学者关于社会结构转型与社会风习变迁的开拓性研究，奠定了社会系统学方法的基础。

社会风习是社会意识的外在表现。它涵盖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并且处于不断的动态变化之中。社会风习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它的存在是无形的，似乎不可捉摸，又无处不在。社会风习既有积极的、良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丑陋的一面，需要具体的分析和对待。社会风习的影响既深且广，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生活习惯，无不受到它的制约。因此，社会风习是一个十分特殊的系统，包含多种要素，具有复杂的结构。社会风习的各个要素和环节交错缠绕，息息相关，存在许多层次。它们相互为用，相互影响，综合发挥作用。不仅要求从部分、局部的角度把握各个分支领域的问题，而且要从相互关联的整体层面进行系统把握，强调社会风习研究的整体性、综合性、立体性和协调性。

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地区，社会风习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需要从宽广的视野，深入社会风习结构的内部进行纵向的历史分析和横向的结构比较。社会风习的形成和演变有着多方面的因由，涉及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秩序、社会变迁、社会规则、社会评价、社会沟通与互动、社会选择和社会影响等，而且与社会政治潮流、社会经济形态和社会文化氛围等都有密切的关系，需要把社会风习与文化传统、价值观、社会心理和群体影响联系起来，用系统思维和复杂性思维进行分析。

社会风习既有传统的影响，更是现实的体现；既有本土文化的历史传承，也应吸纳外来文化的因素。传统风习对于良善社会风习建设仍然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今天，社会风习日新月异，应立足现实社会的国情与实际，高度关注外来文化的冲击和影响，区分社会风习的善与恶，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风尚。那些已失去社会基础甚至阻碍社会发展的恶风陋习，必将成为历史；而有利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展，体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风习，无疑应积极引导和张扬。概言之，传统与现实，本土与外来是社会风习结构演变的基本矛盾和永恒的主题。

社会风习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社会系统工程为良善社会风习建设和社会治理提供科学方法。社会风习与社会秩序、社会选择、社会改革、社会控制、社会技术、社会设计等无不相互关联。形成良好的社会风习，需要我们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重视社会基层自治能力的提升和意识的引导，重视个体公民的公共精神和组织技能培养，重视公共道德的确立和社会公共环境的健康，确立导向、示范、约束和惩戒机制在社会风习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我们应重视社会风习与社会控制、社会体制、社会规范的关系，通过良善社会风习建设推动社会治理的现代化，促进和谐社会机制的形成，促进现代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75]

此外，关于社会风习研究，涉及社会学、文化学、伦理学、社会心理学、民俗学、哲学和历史学等诸多领域，是一个交叉性、综合性的课题，需要综合应用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特别是对于缺乏系统性的社会风习基础理论而言，多学科的协调、互动与促进必然是社会风习研究深入展开的内在要求。

三 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的重要意义

从学界社会风习研究的现状以及所存在的问题看，着力于基础理论的逻辑构建或实践层面的对策研究无疑都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由于社会风习的现实状况，社会主义良善社会风习的建设更具迫切性。同时，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实际上是不可分割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能够将理论与实践统一起来的研究始终都是最可取的选择。一方面，社会实践为理论抽象提供基础；另一方面，理论研究亦为实践发展提供指引。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研究既是社会风习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体现，更是积极应对当代中国社会风习失范现状的迫切需要。《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包括导论、晚清社会风习、民国初期的社会风习、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社会风习、中央苏区的社会风习、陕甘宁边区的社会风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风习、改革开放初期的社会风习、90年代以来社会风习和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启示等十个专题。社会风习的现实困境与理论发展的客观状况充分揭示出深入探讨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重要意义。

（一）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的理论意义

鉴于社会风习研究的客观现状，立足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着力于社会风习研究现状的梳理和钩沉；社会风习内涵与外延的明确界定；社会风习流行性、群体性、示范性、阶级性、时代性、扩散性和区域性等特点的把握；社会风习研究原则和方法的积极探索，特别是导向、示范、约束和惩戒社会风习形成机制的研究；突出道德风貌、价值偏好和行为方式的相互作用，将国内现实、国外环境、时代潮流和历史积淀等宏观因素，大众教育水平、大众传媒方式、国家、市场与社会关系及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等中观因素，规范接受、权威认同、从众选择和社会影响等微观因素纳入研究视野；物质性、行为性和思想性等社会风习类别的研究；流行性群体行为的典型案例研究；促进良善社会风习建设形成的研究；社会风习的兴衰更替与社会意识以及社会结构转型关系的研究；等等，无疑都将有利于夯实社会风习的基础理论。

从社会结构现代转型的角度深入考察百年中国社会风习的演变，将社会风习视为文化结构的内在要素，探讨社会风习如何影响文化结构并进一步制约经济、政治结构，既有利于科学把握百年中国社会风习演变的性质、特点和规律，也有益于进一步揭示社会风习演变与经济、政治变革的内在联系，由此还将有益于拓宽社会转型理论的研究视野，促进中国特色的社会转型理论的丰富发展。

通过回溯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中国共产党在社会风习建设方面的伟大实践，以中国共产党曾经执政的“三区”——苏区、边区和解放区为中心，分析根据地文化模式与社会新风习形成的内在逻辑；同时，深入考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社会风习演变的双重影响，比较国外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风习演变的特点和规律，总结当代中国社会风习失范的经验教训，揭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引领当代中国社会风习变迁的内在机理，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规律性认识。

（二）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的实践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已进入关键时期，建设“美丽中国”，铸就“中国梦”，必须要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良善风习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一个和谐安定的社会必然政治清明、社会公正、治理有序和风习良善。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无疑是对社会风习客观现状的直面与正视。一方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现代中国社会风习的深刻变化，表现为人的主体意识、竞争精神和讲究实效等价值追求日益增强；另一方面，责任、诚信和他人等意识匮乏，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风习在“爬坡”和“滑坡”中艰难前行，呈现转型期社会迷茫、焦虑、戏谑与失衡的负面心态。我们在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同时，又不得不面临着“责任缺失”“价值失范”“权力寻租”等诸多尴尬与诘难。尽管主流意识形态依然是具有稳定性的价值系统，但由于转型社会多元化的无序与失控，社会现实的客观反差，新旧交替中的价值混乱、价值冲突与价值真空，潜规则盛行，社会正能量的导引作用弱化，信任危机凸显，公民内心的认同感有所丧失，社会主义价值观面临日益严峻的挑战。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深刻领会党的历代领导人关于党风与社会风气建设的思想，概括建党以来党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和实现良善社会风习上的新认识，总结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端正党风、改变社会风气、引领社会风尚和培养良善社会风习的实践经验，把良善社会风习建设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相结合，探索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推进良善社会风习建设的原则、路径、政策和举措，有助于加强和改进党风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我国社会改革、发展和稳定的统一。

社会主义社会风习建设既要善于传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要能够借鉴创新外来文化，区分社会风习的善与恶，提倡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风习。百年中国社会风习寻脉将注重社会风习产生和发展的导向性、示范性、约束性和惩戒性，避免传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简单化和理想化的做法，从社会角色的权责、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进行社会化的整体教育，推进前馈式的社会管理，积极促进社会风习向良性运行的状态迈进。良善社会风习建设唯有与时俱进、深化改革和勇于创新，不断创造良善社会风习形成和发展的社会基础与制度体制，促进社会风习的自我发展，才能实现转型期社会风习的破旧立新与新陈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