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私立医院及其卫生人力增长：与公立医院比较

唐程翔 张昱成 陈烈平 林永强

李昕怿/译 彭铭刚/校

摘要

背景：中国通过2000年左右实施的一系列政策，大力开放了医疗保健市场。本文旨在研究这些政策对私立医院数量增长带来的直接影响，并对中国私立医院与公立医院从事医疗保健工作人员的劳动力来源进行对比。

方法：首先，我们对1990年至2009年间中国医院数量的系列纵向数据进行分段回归分析，检视私立医院市场开放政策实施前后的效果。然后，将2009年收集的省级调查数据与2002年收集的另一个数据库进行对比，了解私立和公立医院间劳动力的差异，检测医务人员到私立医院就职的流动性。

结果：中国私立医院数量在2001年后急剧增长，从年均增长19家变为年均增长205家，其主要原因是专科医院增加。私立医院60岁以上的医生约占22.03%，而公立医院的这一比例仅为2.97%。2008年私立医院的工作人员中，至少有4.1%曾于2001年在当地公立医院工作。

结论：私立医院自2001年以来大范围扩张，最可能的原因是无偏袒的公、私医院市场政策环境。此外，中国医院-医师关系的具体特征可能会导致医生的年龄分布不均衡以及私立医院医护人员的流动。

关键词：市场开放政策 私立医院 公立医院 卫生人力资源 医院 医师关系

引言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迅速，特别是私营部门。1985年，城市私立医疗机构执业在被禁止近30年后重新合法化；禁令被取消的原因是当时中国医疗保健系统由于效率低下、质量不佳而饱受批评。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将医疗行业扩展到私营部门，从而增加该行业竞争对手的数量。改革之前，中国所有的医院都是公立的，城乡地区有不同的医疗保健制度。城市地区使用三级制，包括县级医院、区级医院和市级医院。同样，农村三级卫生结构由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和县级医院组成（Eggleston et al. ,2008）。在计划经济制度下，医疗卫生的价格由中央政府严格控制，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会为公共卫生服务提供资金。随着中国经济改革，90年代初期这一制度随着私营医院数量的增加发生改变（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nd State Council,1997）。同时，政府意识到应该对不同类型的医院进行规范和正式分类。然而，私立医院仍然不被认为是独立设置类型的一种医院。

尽管90年代以来，私人诊所在农村和大多数城市地区都有分布，但由于缺乏适当的政策环境，私营医院没有大规模增长（Gu and Zhang,2006）。1994年发布的《医疗保健机构基本标准（试行）》和《医疗机构设置规划指导原则》没有提到如何将私人医疗机构纳入政府总体计划（Lim et al. , 2002）。

2000～2001年，中央政府开始将所有医疗机构分为两类——非营利性组织和营利性组织（State Council,2000），并首次正式承认进入医疗保健行业的民间资本及其营利动机。另外，2001年实施了一系列关于税收优惠、医疗保健人员管理、私人医疗保健设施评估和医疗保险合同的相关政策，旨在强调民间医疗设施的必要性，鼓励对私人医疗机构投资（Sun,2001）。这些政策一起构成了一整套的（医疗）“市场开放政策”。

根据以往的研究（Eggleston et al. ,2008），使用住院病床数或门诊次数不是衡量私营医疗市场规模年增长率的适当措施，因为它不是一个能考虑到医院数量增长的形成性指标。具体来说，中国大部分私立医院的规模比公立医院要小得多；例如，2008年中国私立医院的住院平均床位为42张，而公立医院平均床位为228张。因此，在中国背景下以私立医院住院病床数或门诊就诊率来衡量年度增长是无意义的。然而，关于市场开放政策影响或后果的明确证据偏偏很少。在本研究中，我们对常规纵向数据进行了分析，以检视实施这些政策后私立医院数量增长的一些结果。

私立医院数量的增加吸引了大批医护人员。特别是与公立医院相比，私立医院经历近十年的增长后其劳动力状况如何？目前的几项研究探索了私立医疗保健提供者在中国的适当作用和特征（Liu et al. , 2006, 2009;Huang et al. ,2009），但有关私立医院医疗服务提供者构成和基本特征的数据仍然有限。本文尝试通过卫生部门人力资源信息省级调查和对比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卫生保健人员信息的方式来解决这一数据缺乏问题。本研究获得的实证证据对进一步研究处于过渡与发展时期国家私立医院的发展情况有所帮助。

本文包含以下部分。方法部分定义了私立医院，提出了“私立”的概念，并提供了数据收集的详细描述。下一节介绍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工作人员的结构和特点。讨论部分对比了中东欧和中亚类似的经验，解释了中国私立医院的发展趋势。讨论部分还提出根据医院-医师关系框架，发掘了私立医院不平衡年龄构成背后的一些潜在原因，并探究较大比例老年医生提供医疗服务可能产生的影响。在最后一节，我们将总结主要调查结果，并对新的政策影响提出启示。

方法

一 数据收集

数据从两个方面收集而来。第一个来源是国家统计局；第二个来源是2009年8～10月进行的卫生保健人力资源调查，这是作为福建省卫生部门改革卫生系统全面调查的一部分。

（一）调查

横断面调查作为本研究一部分，共分三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在文献综述和总结此前调查结果的基础上，聚集了专家和卫生部门官员讨论问卷设计和调查安排。我们选择了福建省卫生机构内入职时间截至2008年12月31日的人力资源为调查对象。为确保不同地区对问卷做出全面理解并得到反馈，我们在小组讨论和小规模试点调查之后，对调查项目和选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

第二阶段由福建省卫生厅向各县负责实施调查工作的当地卫生管理人员进行此次调查通报。调查的基本单位是国有医院、私立医院、乡镇卫生院、妇幼保健中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城乡卫生机构。问卷调查表从省卫生厅网站下载，由工作人员填写，在县卫生主管机关的监督下，每个机构都被分配了此项任务。当调查目的或问卷选项不明确时，由几名经过培训的助理负责向机构人员解释和澄清材料，采用电话和电子邮件的方式进行通信。各县卫生局收集资料，通过网络或快递方式将其送回省卫生厅。

第三阶段是数据校正、录入和分析。通过质量控制方法发现错误和遗漏的信息；对每个县的原始问卷选取20%进行检查，以避免错误；返回调查区域并纠正问题后，使用Microsoft Excel 2003重新输入数据。

（二）调查问卷

卫生机构人力资源调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包括完成问卷的明确说明介绍，而第二部分由名称和调查两个子部分组成。名称部分收集了2008年每个卫生机构的背景信息，如行政区划编号、单位主管、联络人姓名、联系电话、组织名称、公立或私立、2008年门急诊患者数量、2008年入院数、2008年总收入（单位：千元）, 2008年医疗器械总价值（单位：万元）。调查要求提供关于机构中医疗保健人力资源的人口学信息和专业执业信息。这些项目包括工作人员编号、姓名、出生日期、性别、管理和技术支持人员、最高教育水平、卫生专业人员执业情况、卫生专业人员资格称号、工作人员是否有正式的合同（仅适用于公共机构），以及是否为2006年以后招聘的工作人员。一个主要遵循了国际定义的命名体系用于特定地描述中国医疗保健工作者。我们通过问卷中的四个题目，对卫生人力队伍进行定义并将参与者的专业执业信息进行分类。

1．执业卫生专业人员：西医/现代医学、传统中医药（TCM，也包括中西医结合）、牙科、护理、公共卫生、药学、实验室技术、其他卫生技术（临床放射技术）和非卫生专业人员（例如信息和金融专业）。

2．卫生专业人员资格称号：主任职称（助理资格5年后）、副主任职称（5年以上专业职称或2年博士研究生资格）、中级主治（5年以上初级职称或硕士学位2年以上）、专业初级（具有本科学历和实习1年并通过许可证考试的医学毕业生）、初级助理专业人员、无职称（其他未通过许可证审查的工作者或毕业生）。这些资格信息的获取来源于对卫生专业人员资格许可证申报系统的监测。

3．最高学历：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大学本科、大专以上职业教育、技校、高中及以下，卫生专业人员的回应应该是以全日制教育达到的最高水平为基础。

二 衡量私立医院增长的方法

在提供与私立部门特征有关的任何信息或对其发展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必须澄清中国私立医院的确切含义和范围。医疗保健市场供应者通常分为三大类：国有或公共、私营营利性和私营非营利性。中国有关营利和非营利性卫生机构定义及规定的卫生政策于2000年首次起草并实施，其后私营营利性医院首次被允许合法经营。私营非营利性医院在中国似乎很少（Liu et al,2006），国家统计甚至忽视了这一部分医院的所有权组合。本研究考虑任何不在政府直接控制之下的医疗保健提供者作为私营部门的一部分，无论其经营状况属于营利性还是非营利性（Bennett,1992）。

首先，鉴于2006年之前的卫生改革举措，卫生总支出中政府支出份额一直在下降，公立医院的私有化或生存问题已经被证明是重大的政策议程（Ma et al,2008; Yip and Hsiao,2008），政府批准的公共投资很少，新增的公立医院很少。在本研究中，医院根据国家统计年鉴被划分为急诊医院、中医医院、专科医院。由于中国目前大多数私人投资者都专注于几类创收的专科医院（Eggleston et al. ,2010），我们认为私立医院的扩张可以以专科医院的增加为代表。

此外，以专科医院代表私立医院，其合理性具有理论和实践支撑。理论上，本研究目的之一是检视医疗卫生政策改革是否会促进中国私立医院发展。根据政策研究，过去二十年来，没有任何公立医院提出增加专科医院数量的政策。因此，当我们衡量专科医院的增长时，相当于衡量私立医院的增长率（即使一些私人投资者进入综合医院投资市场）。在2001年政策改革之前，中国没有关于“营利性医院”相当于“私立医院”的官方实际定义。在国家统计局的出版物中，我们找不到关于2003年以前私立医院的信息，但是如果我们使用自2003年以来的数据，我们将会遗漏改革开放以来的重要时期。虽然承认专科医院能够完全代表私立医院是不严格的，但利用专科医院的发展来代表私立医院的增长是有效的。出于这些原因，本研究使用专科医院增长作为私立医院增长的替代。

对于问卷的第二部分，本研究创建了一个虚拟变量来对私立和公立医院进行分类。该变量来源于调查问卷中包含的两项项目，所有组织机构都必须完成。

三 分析

我们使用分段回归分析研究私立医院的发展情况（Lagarde,2011）。该分析控制了长期趋势，以确定中国改革政策执行前后与不同类型医院数量相关变量是否存在系统性变化。线性回归中使用的方程为：

Yt=β0+ β1×time+β2×intervention+β3×postslope+εt

应变量Yt是时间t下的医院数量。时间是一个变量，表示1990年至2009年之间医院数量与相应年份的对应。干预指的是改革政策是否得到落实；干预变量为0（2002年前）或1（2002年和干预时间点后），尽管关键政策执行是在2001年，但我们考虑到学习延迟的影响以及新医院规划、设计和行政审批所需的时间。postslope在2002年前编码为0，并从之后按顺序编码。εt为误差项目。

系数β0估计了1990年初医院数量的基线水平；β1是2002年前的增长率，独立于政策干预之外；β2估计了2002年实施市场开放政策后的直接结果；β3估计了干预后的趋势变化。在分析之前，我们使用Durbin-Watson统计量进行一阶自相关检验，其计算值为2.05，故排除存在一阶自相关影响。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福建省145家私立医院和231家公立医院的医疗人员队伍，介绍了医院迅速扩张带来的私营部门变化的基本特征。在统计分析过程中，采用卡方检验进行交叉制表来评估组间差异。另外，为了确定私营医院的医护人员的来源（检测医务人员从公立医院到私立医院的流动性），我们将2009年的数据库与2002年收集的一个更简单的横断面数据库进行了比较，报告了2001年底医疗人员的信息；对相同姓名和出生日期的人员进行匹配分析，以确定2001年就职于公立医院其后就职于私立医院的工作人员。使用Stata 10对涉及描述的所有数据加以分析。

结果

一 私立医院的增长

中国与其他处在过渡和发展时期的中东欧（CEE）以及中亚（CA）国家必须面对且最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是医院体系总是由其卫生部门主宰。即使考虑到提供医疗保健的全部制度类型，如诊所、医务室和护理站，上文提及的三种医院仍占据门诊病人（50.45%）和住院病人（64.37%）的绝大多数（见表1）。因此，要特别注意中国医院数量的急剧增长。

由于市场开放政策放开私人投资，2002年政策实施后可以观察到医院类型的变化，特别是医院总数和专科医院数量的变化情况（见图1）。

表2显示了使用以下四个应变量构建分段回归模型的结果，分别为：急诊医院、中医院、专科医院和总的医院数量。专科医院模型及其所有系数都很重要。这些结果表明，观察初期，专科医院初始的数量平均值为1330所。专科医院的平均数量同比发生重大变化（政策干预前，每年新增19家），虽然增幅较小。市场开放政策后，该政策估计的效果是使专科医院增加了311家。政策干预后专科医院的增长率显著（政策干预后，每年新增205家）。这一模型表明，私立医院在政策开放后数量有明显增加。

此外，我们可以看到医院总数大幅增加。紧随政策实施，总的医院数量估计平均数增加到646家，2002年前后医院数量也有重大变化。然而其他两个模型（急诊医院和中医院）的政策干预系数并不显著。另外，我们未见急诊医院或中医院数量增加干预的显著效果。现有数据不允许在这么长时间内直接观察到私立医院的具体情况，但从另一个角度，私立医院的扩张可以观察到。中国营利性医院数量从2002年的1792个增加到2009年的4543个（Ministry of Health, 2003, 2010），在7年多的时间里增长了153.5%。根据“私立医院”的定义，营利性医院的所有增长都归因于私营部门，因为政府政策禁止公立机构参与到营利性医院中。

二 私立医院劳动力的基本特征及其来源

调查数据包括公立医院、社区保健中心、健康检查机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农村乡镇医院等1512个公立卫生机构和151个私立医疗机构的125517人，其中私营医院145个，其他6个为综合诊所。这项研究仅限于376个公立和私立医院，涉及83413位参与者。表3在省统计年鉴的基础上比较分析了医院的数量。

表4列出了调查涉及的三类医院人力资源的一些基本特征。私立医院一般要小于公立医院，私立医院的医疗人员平均数为54人，公立医院为327人。因此，平均每家私立医院的医生数量（16人）比公立医院的医生数量（98人）少。

性别比例偏向于女性，女性医护人员占医院体系的主导。大多数医生（公立为81.06%，私立为87.04%）从事西方或现代医学工作，少数医生仍然在中医院行医（公立医院18.94%，私立医院12.96%）。护理人员占医院系统人力资源的主要部分，护士占医护人员总数的40.79%。

在教育背景方面，技校（相当于3年的专业培训）是大部分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人力资源受教育水平最高的机构，比例分别为42.14%（公立）和45.25%（私立）。仅有0.59%的公立和0.09%的私立医护人员获得博士学位。如果将教育作为能力和技能的替代，那么这一发现可能意味着卫生人力队伍质量水平不适当；私立医院的工作人员虽然较少，但与公立医院相比其工作人员专业资格水平较高。

公立医院（61.8%）和私立医院（71.14%）的医护人员中，大多数年龄在40岁以下。但是年龄超过60岁的医护人员，占私立医院人力资源的8.44%，公立医院仅有1.43%。图2显示的是医院年龄结构与所有权差异，可以看出，公立、私立医院医生、护士的年龄在分布上存在显著差异。

私立医院保留了很大一部分老年医生（大约22.03%在60岁以上）和较大比例的年轻护士（大约75.49%不满30岁）；但公立医院这些项目的比例分别为2.97%和40.75%（见表5）。

老年医生的来源方面，2008年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324/7827）至少有4.1%曾于2001年在当地的公立医院工作。福建省2002～2008年流入医护人员按性别的专业分配情况见表6。截至2008年年底，这些入职工人的平均年龄为51岁。图3显示了流动医护人员按性别划分的年龄构成情况，人员大部分由男医生和女护士组成。

讨论

我们采用分段线性回归分析方法对纵向资料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随着2001年中国市场开放政策的实施，专科医院数量不断增加，私立医院经历了快速发展。对省级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的结果显示，私立医院的老年医生及年轻护士占据医护人员越来越大的比重。

一 私立医院的增长

过去二十年来，中东欧和中亚许多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也出现了类似情况。中东欧的医院私有化进程涉及从公立医院到私立医院的所有权让渡，而中国医院私有化进程主要涉及新进入者数量的增加。中东欧和中国医院改革的一个共同结果是：改革后私立医院的数量急剧增加。在捷克共和国，一些医院和大多数门诊服务在将国家卫生机构的控制权转移到市镇的过程中被私有化（Nemec and Kolisnichenko,2006）。截至2007年，已有近1500家私营医疗机构在乌克兰登记注册；然而，在1991年，只有几个私营实体受到政府部门的注意（Plugaru,2009）。还能够观察到一些激进的例子，保加利亚政府在2008年批准了旨在进行医院全面私有化的政策，除四家国有医院外，其他所有医院主要由格鲁吉亚的医疗保健和房地产公司接管。在波兰，私人医疗保健业务的转型也在进行中（Armstrong,2008）。所有这些国家的卫生部门都是一个以医院为中心的递送系统。

公立或政府所有的医院（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医院）构成了这些卫生机构的基础。私人医疗机构，特别是私立医院的扩张，可能会对处于过渡和发展时期的国家造成卫生支出、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公平性方面的不同影响。诚然，私营医疗服务提供商由于利益驱使可能造成医疗保健市场信息不对称加剧，开具更多药物及治疗处方从而增加医疗费用（Blumenthal,2001; Xirasagar and Lin,2004）；或者他们可能会离开偏远贫困地区，不受到医疗保险覆盖，导致可及性不平等。尽管私人提供者有可能存在缺点，但实证研究表明其能够降低公立医院的平均医疗支出（Liu et al. ,2009）、与公立医院相比效率更高（Nyman and Bricker, 1989; Chang et al. ,2004）以及营利性医院医疗生产力存在溢出效应（Kessler and McClellan,2002）这些积极效果。另外，中国私立医院越来越多，可以改善许多地区接受初级和中级医疗服务的可及性，由于无法明确初级和更高级别医疗服务间的界限，许多医院为门诊部门提供了大量资源，大多数人更习惯于到医院接受治疗。

虽然纵向数据分析发现，随着市场开放政策的实施，长远而言私立医院数量呈现转变和增长态势，但结果并不完全意味着政策实施与民营医院扩张之间的因果关系。许多其他因素可以解释整个医院部门的增长。例如， 2000年左右，许多包括政府所有和国有企业所属的医院面临过度就业、财务状况不佳、医生和其他医务人员企图实现更高报酬水平以及更好工作条件的问题，许多地方政府就企图鼓励一些公立医院私有化以减轻预算负担。虽然以这种方式进行卫生部门改革（所有权转换）仍然是中国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问题，但是可以得出私营医院行业扩张是由于建立了一套无偏袒市场化政策的结论。

二 中国医院-医师关系

确定老年医生和年轻护士的来源并不困难：前者可能来自其他医院，特别是公立医院的退休医生，而后者则多为进入医疗保健市场的新工作者。然而，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独特的结构。答案可能部分与中国具体的“医院-医师关系”（Hospital-Physician Relationship, HPR）有关，即医院与医务人员之间的多种合作安排（Burns and Muller,2008）。

在许多西方国家，医院传统上被视为医生的“免费车间”。医院提供设备和工作人员，使医生能够从事医学执业；医生不是医院的薪资雇员，但他们可以同意病人入院，也可以加入医院委员会。然而，中国一般的“医院-医师关系”取决于雇用关系及其与工资、奖金的挂钩程度。按照伯恩斯（Burns）开发的框架，可以界定中国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之间HPR连续统一体的三种类型：非经济整合、经济整合与临床整合（Burns and Muller,2008）。

首先，非经济性HPR是指医院用于吸引医生（包括训练有素的护士、医生联络人及其发展、医疗设备以及创造医院透明有效的组织文化）所采取的软硬兼施的激励措施。公立医院主要依靠行政人员制度，为医院工作人员提供固定的授权职位。人员配置决定通常由当地人事局和卫生局进行交叉控制。政府与医院医师之间的密切关系为医师提供了技术资质发展的便利途径，也为行政机关施加了限制，对一些高素质的高级医生尤为明显。即使一些私立医院试图通过提高薪水的方式吸引优秀医生，医生们也不能轻易转院或多点执业。

其次，经济HPR是指医院对医生提供执行临床服务和组织活动的报酬。医生的薪酬包括基本工资、红利支付和社会福利。中国公立医院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低工资和高奖金的组合反过来鼓励医生专注于从药品或者其他来源创收，而并非有效和高效地开展医疗执业（Pei et al. ,2004）。虽然私立医院可以提供更高的薪金、总收入和更透明的支付系统，但公立医院的医生很可能仍然不愿意改变雇主。一方面是要适应新的经济体制；另一方面，他们可能需要更多努力来提高他们的执业表现。实证研究已经提供了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间报酬差异的证据，私立医院必须支付较高的工资来招聘专家和雇员（Zhang,2006）。其原因包括广告和采购医疗设备费用较高；私立医院的各个收费单元比公立医院价格高昂，医院必须为他们的顾客提供一些好处。

最后，临床HPR包括医院的系统和结构，用于协调人员、活动、功能和场所的医疗服务。许多私立医院是新进入医疗保健行业的，不能为建立临床服务机构制度做好准备。这也是私立医院需要大量来自公立医院人力资源的原因，公立医院制定了相对适当的指导原则、方案和转诊制度。然而，公立医院的医生很可能不满意私立医院有限可用的临床支持结构。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之间特殊的HPR可能解释了中国医师独特的年龄结构。尽管新的私立医院招收了许多年轻的医学专业学生，并提高了退休医生的终生福利，但HPR是否可以提高护理质量、减少卫生支出或改善获得保健的机会还有待观察。目前，一些专注于公立医院改组的试点项目在某些地区推出，但仍需对HPR进行严格检查以建立一个更有效和更为积极的医疗队伍。

三 老年医生可能产生的影响

一般来说，中国的法定退休年龄为男性60岁、女性55岁。然而有22.03%年龄超过60岁的医务人员就职于私立医院，根据文献而言这并不奇怪（Xu and Huang,2006; Xue,2008），因为这表明私立医院聘请了很多老年医生。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在私立医院工作的老年医生与其提供卫生服务质量间的相关关系。年轻医生应该更了解新的医疗进展，但由于相对缺乏经验，所以临床判断的成熟度可能较低。相比之下，长期进行医学执业的老年医生可能会对临床判断更精细化，但可能会对最新的医学进展无法统一。因此，可以抵消效果的影响吗？Eva（2002）提出老龄化引起认知变化，诊断者是接近临床病例的人员，大多数医生无法克服年龄增长造成的绩效下降。Choudhry等人（2005）记录了62篇已发表的关于医师执业长度与医疗质量关系的研究，发现绩效下降与执业年份增长相关。这一结论在手术死亡率与外科医生年龄的研究中得到证实（Waljee et al. ,2006）。

虽然大多数这类研究是在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进行的，发展中国家的证据较少，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可能并不存在显著差异。Eggleston（2010）发现医院所有制的转变并没有服务医院、服务整体质量。然而关于医生年龄的这一发现也表明，有必要注意私营医疗保健行业工作的医生中年龄高于60岁的人数众多。

结论

本研究根据1990年至2009年中国医院数量的纵向数据系列回归分析，对私立医院市场开放政策前后的影响进行了考察。政策执行后，除医院数量随之增加外，2001年前后专科医院数量的同比变化也有显著差异，可能反映私立医院数量的急剧增长。我们亦发现在私立医院从事医疗工作的老年医师人数很多，与公立医院有很大不同。私立医院的医护人员中，至少有4.1%是来自当地公立医院的退休人员或雇员，许多年轻医护人员是医护行业的新工作者。我们认为，中国具体的HPR可能会对研究公立与私立医院工作人员间的年龄结构不均衡现象做出重要解释。此外，尽管有一些关于中国老年医生质量的负面影响已被证实，但对其潜在影响的判定尚不清楚。

目前，中央政府预算使用数十亿元人民币用于公立医院的改组和卫生部门改革。鉴于医疗保健行业不断变化的性质，持续投资是实现高质量护理和完成具有成本-效益医疗服务所必需的，这对新的私立医院尤为重要。另外，还需对私立医院影响整个卫生系统发展的情况做进一步研究，同时对员工队伍的规划进行改善。

致谢

我们特别感谢两位匿名评审，以及Rosalind McCollum、James Leeper和刘晓云进行审查注释。我们感谢潘宝君和陈苗苗积极参与设计并在实施研究中提出建议。感谢张猛和陈巧钗为数据输入和修正做出了贡献。

参考文献

Armstrong, K. 2008. Eastern Promise. Online at: http://www.worldhealthdesign.com/Eastern-Promise.aspx.

Bennett, S. 1992. “Promoting the private sector: a review of developing country trends.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7:97-110.

Blumenthal, D. 2001. “Controlling health care expenditures.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344:766-9.

Burns, L. R. and Muller, R. W. 2008. “Hospital-physician collaboration: Landscape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impact on clinical integration. ”The Milbank Quarterly 86:375-434.

Chang, H. , Cheng, M. and Das S. 2004. “Hospital ownership and operating efficiency:Evidence from Taiwan. ”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 159:513-27.

Choudhry, N. K. , Fletcher, R. H. and Soumerai S B. 2005. “Systematic revie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linical experience and quality of health care. ”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 142:260-73.

Eggleston, K. , Ling L, Qingyue M, Lindelow M and Wagstaff A. 2008. “Health service delivery in China: a literature review. ”Health Economics 17:149-65.

Eggleston, K. , Lu M, Li C, Wang J, Yang Z, Zhang J and Quan H. 2010. “Comparing public and private hospitals in China: Evidence from Guangdong. ”BMC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10:76.

Eva, K. W. 2002. “The aging physician: changes in cognitive processing and their impact on medical practice. ”Academic Medicine 77: S1-6.

Gu, E. and Zhang, J. 2006. “Health care regime change in urban China: Unmanaged marketization and reluctant privatization. ”Pacific Affairs 79:49-71.

Huang, C. , Liang, H. , Chu C, Rutherford S and Geng Q. 2009. “The emerging role of private health care provision in China: A critical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health system. ”In:Working paper series on health and demographic change in the Asia-Pacific. .

Kessler, D. P. and McClellan M B. 2002. “The effects of hospital ownership on medical productivity. ”RAND Journal of Economics 33:488-506.

Lagarde, M. 2011. “How to do（or not to do）…Assessing the impact of a policy change with routine longitudinal data. ”Health Policy and Planning.

Lim, M. K. , Yang H, Zhang T, Zhou Z, Feng W and Chen Y. 2002. “The role and scope of private medical practice in China. ”Online at: http://www.worldbank.org.cn/english/content/Private_Medical_in_China.pdf.

Liu, G. G. , Li L, Hou X, Xu J and Hyslop D. 2009. “The role of for-profit hospitals in medical expenditures: Evidence from aggregate data in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625-33.

Liu, Y. , Berman, P. , Yip W, Liang H, Meng Q, Qu J and Li Z. 2006. “Health care in China: The role of non-government providers. ”Health Policy 77:212-20.

Ma, J. , Lu M and Quan H. 2008. “From a national, centrally planned health system to a system based on the market: Lessons from China. ”Health Affairs 27:937-48.

Ministry Of Health. 2003. Chinese Health Statistical Digest. Beijing: Ministry of Health. Online at: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ty/200805/35310.htm.

Ministry Of Health. 2010. Chinese Health Statistical Yearbook. Beijing: Ministry of Health. Online at: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zwgkzt/ptjnj/year2010/helpheader.html.

Nemec, J. and Kolisnichenko N. 2006. “Market-based health care reforms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lessons after ten years of change.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72:11-26.

Nyman, J. A. and Bricker, D. L. 1989. “Profit incentives and technical efficiency in the production of nursing home care. ”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71:586-94.

Pei, L. , Stanton, P. and Legge D. 2004. “Improving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in Chinese healthcare: identifying the obstacles to change. ”Australian Health Review 27:124-30.

Plugaru, R. 2009. “Hospital reform in post-soviet countries: the case of Ukraine and Moldova. ”Paper presented at 5th ECPR General Conference, .

State Council. 2000. State Council General Office Notice to issue the instructive opinions on urban medical and health system reform. State Council. Online at: http://www.moh.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hzcfgs/s6730/200804/29786.htm.

Steinfeld, E. S. 2000. Forging Reform in China: The Fate of State-Owned Indus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un, L. 2001. “Implementing guideline for classified administration on urban medical institutions（Guan yu cheng zhen zhi gong yi liao ji gou fen lei guan li ruo gan wen ti de yi jian）. ”Chinese Health Economics 20:1.

Waljee, J. F. , Greenfield L J, Dimick J B and Birkmeyer J D. 2006. “Surgeon age and operative mort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nals of Surgery 244:353-62.

Xirasagar, S. and Lin, H. C. 2004. “Cost convergence between public and for-profit hospitals under prospective payment and high competition in Taiwan. ”Health Services Research 39:2101-16.

Xu, H. and Huang, J. 2006. “Disucssion about challenge and strategy for private hospital （Shi lun ming ying yi yuan de kun jing he dui ce）. ”Journal of Chinese Community Doctors 8:124.

Xue, D. 2008. “The health workforce development of private hospital（Ming ying yi yuan ren cai dui wu jian she xian zhuang）. ”China Health Human Resources 5:21-2.

Yip, W. and Hsiao, W. C. 2008. “The Chinese health system at a crossroads. ”Health Affairs 27:460-8.

Yusuf, S. , Nabeshima, K. , and Perkins, D. H. 2006. “Under new ownership: privatizing China's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orld Bank.

Zhang, M. 2006. “The development of private-own hospitals in China: can health policies be transferred from other countries to China. ”Work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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