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杭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对策

◎赵洪山 孙晓波 胡冠华 王丽莎

提要：劳动年龄人口通过供给和需求两种渠道影响经济转型升级。在供给侧方面，劳动年龄人口的质量，尤其是劳动者的生产率，是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变量。杭州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日趋老化，劳动年龄人口质量总体不高，高层次和一线技能人才不足，制约了经济的转型升级。政府应着重提高劳动年龄人口的质量，通过培育人才、引进人才、用好人才来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关键词：劳动年龄人口 人口质量 经济转型升级 杭州

作者赵洪山，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经济学博士；孙晓波，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胡冠华、王丽莎，杭州职业技术学院学生（邮政编码310018）。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和人口都进入了“新常态”，这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杭州是经济社会较发达的省会城市，也是先于全国进入“新常态”的区域之一。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人口结构的变动，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必然影响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进而对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产生重要影响。2010年，杭州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692.49万人，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为79.59%，已经高于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值（2011年的77.27%）；2015年，杭州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688.98万人，占比为76.4%，总量和占比都在下降。因此，研究分析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机理，对杭州经济转型以及实现“高水平全面小康社会”至关重要，也是对十九大报告提出的“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响应和落实。

一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机理

经济发展对人口发展具有决定作用，人口发展对经济发展具有反作用，是人口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马克思认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是劳动分工和协作的前提，同时人口再生产也受到经济发展的制约。马歇尔认为，财富的生产不过是为了人类的生活，满足人类的欲望，和身体的、精神的及道德的活动之发展的一种手段。但是，人类本身就是那种以人类为最终目的之财富生产的主要手段。也就是说，一方面，人口成长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人口成长又推进经济发展。一般而言，劳动年龄人口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劳动年龄人口与经济转型升级之间的关联是双向的，经济转型升级对劳动年龄人口具有“经济效应”，决定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以及劳动年龄人口的需求；而劳动年龄人口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人口效应”，劳动年龄人口决定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一定的约束作用，两者之间的关联度在不断变动。经济转型升级需要更高质量的劳动力，要求劳动力的供给结构不断进行调整，但对劳动力数量需求的影响方向不太一致：有的经济转型升级增加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有的则减少对劳动力数量的需求。二者之间的互动机理如图1所示。

本文主要侧重于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影响经济转型升级的机理。

（一）劳动年龄人口供给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传导

适度的劳动年龄人口数量有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就一个经济体而言，经济活动人口总量（主要是劳动年龄人口）并非随着经济发展一直增加。一些国家的发展历程也证明了这一点。劳动年龄人口过多会导致就业竞争加剧，政府为稳定就业而采取一些政策，如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的政策，而这些政策通常会导致产业发展处于低端，从而阻碍经济转型升级。劳动年龄人口少，虽然可为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一定的机遇，但会增加微观经营主体的运营成本，一些企业可能还没有进行转型就已经关门倒闭。同时，规模过小也不利于发挥规模经济效应。

劳动年龄人口质量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最为重要。高素质劳动力具有较高的知识、技能水平，有成熟的经验，这些构件在生产或创新过程中能够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管理水平的提高，转化为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促使新兴产业的形成和发展。尤其是在“互联网+”条件下，这一效应更为明显。如果一个区域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缺乏高素质劳动力的支撑，将很难进行经济的转型升级。

1．劳动年龄人口内在结构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

人口既能作为生产要素投入直接作用于经济转型，又能通过人口内部结构的变动间接作用于经济转型。劳动年龄人口结构变动，意味着参与经济活动的劳动者年龄结构也在不断地变化。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具有异质性，处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不同。Welch认为，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不同的行为。Lindh and Malmberg根据1950～1990年OECD国家的面板数据，认为人口年龄结构与生产率之间呈驻峰形状关系：15～29岁年龄段人口对生产率的影响为负，30～49岁年龄段劳动力增加有利于生产率的增长，而50～64岁年龄段劳动者对生产率的贡献最大，65岁以上人口对生产率的影响又为负。这主要是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工作经验及技能的积累使得50～64岁劳动者的人力资本存量最多。一般而言，从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与生产率的关系来看，人口年龄结构与生产率呈“倒U型”关系，并且45～54岁劳动力人口比重的增加对经济转型升级的贡献最大。此外，劳动年龄人口的内部结构决定了劳动力的参与率，进而也会影响经济转型升级。

2．劳动年龄人口的地域分布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

城镇化和产业集聚的发展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较好的条件，而城镇化和产业集聚的一个重要构成就是劳动年龄人口的集聚。各区域集聚的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不同，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二）劳动年龄人口的需求对经济转型升级的传导

作为需求者的劳动年龄人口，会影响消费、投资和政府支出，进而影响经济转型升级。李魁根据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这一分析框架，构建人口年龄结构变动作用于经济增长的传导机理——储蓄投资机理、居民消费机理以及净出口经常项目差额机理。

1．劳动年龄人口对消费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质量和结构会影响劳动者的收入。由于消费是收入的函数，劳动者收入会影响消费。随着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其消费层级不断提高，对正常商品的需求数量不断增加。中高端商品需求转移到海外比较普遍，“出国背回马桶盖”等“海淘热”引起每年上万亿元人民币的消费外溢，引致供给侧不断调整。而劳动者工资的提高，也会迫使企业加快“机器换人”，提高资本与劳动的比率，促进经济转型升级。

2．劳动年龄人口对投资的影响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处于不同年龄段人口的储蓄行为存在一定差别：个人在未成年期和老年期，消费高于收入，储蓄为负数；在成年期内，消费低于收入，储蓄为正数。如果一个区域或国家为年轻型人口或老年型人口，储蓄率一般会降低；而为成年型年龄结构时，储蓄率将会增加。储蓄一般会转化为投资，储蓄率的变动势必会影响到投资，扩展到经济转型升级。

3．劳动年龄人口对政府支出的影响

劳动年龄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和地域分布的不同，会影响政府支出的方向和规模，进而影响经济转型升级。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减少，会迫使政府出台更多的政策，承担更多的费用支出来对现有劳动者进行培训，以提高他们的质量，满足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

二 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变动分析

（一）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分析

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看，劳动年龄人口是人口结构中最重要的部分。劳动年龄人口构成受到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有不同的分类。瑞典人口学家桑德巴将其划分为“增加型”、“稳定型”和“减少型”。目前使用较多的是联合国提出的划分标准：“年轻型”、“成年型”和“老年型”。尽管这一分类方法仍存在一定的争议，但笔者仍认为我国将15～64岁人口作为劳动年龄人口比较合理，本文也采用这一界定。一方面，这是国际上的通用标准，也是多数国家在实际操作中所使用的标准；另一方面，这符合我国的人口实际运行情况。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总量达到峰值后不断降低。2013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达到了峰值，为10.06亿人。劳动年龄人口达到峰值后，总量和占比不断降低，劳动力供给趋紧，越来越多的劳动者“退而不休”。

1．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变动

在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和城市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集聚效应所导致的资源流动会使常住人口总量不断增加，但常住人口增加的边际效应会不断递减，人口年老化加深。2015年，杭州市常住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分别为901.8万人和688.98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6.4%。2000年到2015年，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都是先增加后减少。2000年，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为513.98万人，占比为74.72%；2010年，劳动年龄人口比2000年增加了178.51万人，占比也增加了4.87个百分点；2015年，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比2010年减少了3.51万人，占比也降低了3.19个百分点（见表1）。应该看到的是，2010年到2015年，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的降低是在常住人口增加的情况下发生的，不过常住人口的增加幅度低于前期（2000～2010年）。

2010年至2015年，杭州市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和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而劳动年龄人口年均降低幅度却低于全省平均水平。2015年，杭州市常住人口为901.8万人，比2010年增加了31.76万人；劳动年龄人口为688.98万人，比2010年减少了3.51万人，常住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72%和-0.10%。而在这一时期，全省常住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分别为5539.0万人和4181.4万人，常住人口比2010年增加了96.31万人，但劳动年龄人口同期却减少了34.21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0.35%和-0.16%。2015年，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为76.40%，而全省为75.49%，全国为73.01%。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高出全省0.91个百分点，高出全国3.39个百分点。2000年至2010年，杭州市常住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都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2010年，杭州市常住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分别比2000年增加了182.17万人和178.51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2.38%和3.03%，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0.65个百分点。而同期全省常住人口和劳动年龄人口分别增加765.71万人和797.34万人，年均增长率分别为1.53%和2.12%，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高出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0.59个百分点。结果表明，杭州市和全省这两个时期常住人口年均增长率都为正，但劳动年龄人口在后期却出现了负增长，并且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年均增长率降低的幅度更大。

2．杭州市同全省其他区域劳动年龄人口的比较

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及其占比同区域位置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杭州市由于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近几年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在全省均处于首位。从各区域劳动年龄人口总量来看：2015年，杭州市为767.68万人，排在首位；舟山最少，仅为90.84万人。从各区域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来看：高于全省平均水平（75.82%）的有杭州、宁波和嘉兴，分别为78.42%、77.69%和76.11%。纵向来看：2000年，全省劳动年龄人口最多的是温州市，为550.50万人，比杭州多出36.52万人；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最高的是舟山市，为75.39%，比杭州高出0.67个百分点。尽管2010年温州市的劳动年龄人口仍比杭州市多出19.65万人，宁波市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也比杭州市高出0.11个百分点，但差距都在缩小。到2015年，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均已经处于全省各区域首位（见表2）。

3．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的内部构成及其变动

将劳动年龄人口按照“较年轻”（15～34岁）、“较年长”（35～54岁）和“较年老”（55～64岁）进行分类，2015年，杭州市“较年轻”“较年长”和“较年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5.38%、31.03%和12.01%，而全省同期分别为29.24%、34.73%和11.85%。杭州劳动年龄人口主要集中于“较年轻”年龄段，这主要是因为该年龄段的15～24岁人口基本为在校学生。杭州市教育资源较为丰富，集中了省内的众多高校，明显拉高了该年龄段的人口。根据《2016年杭州市统计年鉴》和《2016年浙江省统计年鉴》，2015年，杭州市有39所高等学校，年招生人数为139002人，在校学生数为475558人。而全省共有高等学校108所，年招生人数为309305人，在校生数为1054677人，杭州分别占全省的36.11%、44.94%和45.09%。杭州20～24岁年龄段人口数为112.29万人，明显高于全省其他地市，占全省的25.16%。但也要看到，杭州“较年长”年龄段人口占比低于全省平均水平，“较年老”年龄段人口占比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纵向来看：杭州15～59岁人口占比，从2000年的71.29%增加到2010年的75.21%，再降到2015年的69.9%，同期60～64岁年龄段人口占比从3.43%增加到4.38%，再增加到6.5%，劳动年龄人口趋于年老化（见表3）。

对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进一步细分，2010年至2015年，杭州“较年轻”人口占比变动不大，从35.30%增加到35.38%，但“较年长”和“较年老”变动较快。“较年长”人口从33.74%减少到31.03%，减少了2.71个百分点；“较年老”人口从10.56%增加到12.01%，增加了1.45个百分点。由于55～64岁只包括55～59岁和60～64岁两个年龄段，而35～54岁却包括35～39、40～44、45～49、50～54和55～59岁五个年龄段，所以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中高年龄段人口增加较快（见表4）。

（二）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就业状况分析

1．就业人口行业分布

2015年，杭州市总就业人口为525.79万人，就业主要集中于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农林牧渔业，占比分别为29.50%、16.21%、9.28% 和8.36%，四个行业就业人口占总就业人口的63.35%，其中制造业就业总人口为155.13万人。住宿和餐饮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占比分别为4.68%、4.28%和4.27%（见表5）。

2．就业人口年龄段和地域分布

杭州市就业人口主要集中于25～49岁年龄段，其中25～29、35～39、40～44和45～49岁年龄段最多。15～24岁年龄段比重低的原因主要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不断提高，该阶段的劳动年龄人口主要从事学业；50岁以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从事工作的动力减少。25～49岁年龄段的就业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在80%以上，劳动年龄人口的就业意愿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分城市、镇和乡村看，在就业人口中，城市占比为60.24%，镇占比为14.82%，乡村占比为24.94%。杭州市由于城市化水平较高，经济总量较大，在城镇就业的人口占比也较高，达到75.06%。

3．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分布

2015年，杭州市就业人口中初中和小学文化程度占比分别为34.12%和17.33%，而全省分别为42.47%和23.07%。尽管杭州市这两个占比均低于全省平均水平，并且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在增加，具有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口在减少，但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的仍超过50%，研究生就业人口仅占2.09%（见表6）。

（三）户口不在本地的劳动年龄人口变动状况

户口不在本地人口的流入不但为杭州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而且使杭州市人口更加年轻化，也降低了杭州市人口年龄中位数和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

从总体来看：域外人口的流入为杭州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劳动力。2015年，杭州市户口不在本地的常住人口为239.54万人，其中省内为113.32万人，省外为126.22万人。户口不在本地的常住人口占总常住人口的比重为26.56%，其中省外占比为14.00%；户口不在本地的劳动年龄人口为209.21万人，占户口不在本地的常住人口的87.34%，高于全省劳动年龄人口占常住人口比重10.95个百分点，流入杭州市的域外人口主要为劳动年龄人口。

从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来看：域外人口的流入使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更加年轻化。2015年，杭州市户口不在本地的“较年轻”（15～34岁）、“较年长”（35～54岁）和“较年老”（55～64岁）年龄段人口占户口不在本地常住人口的比值，分别为47.69%、33.47% 和6.18%，而杭州市相应年龄段的对应比值，分别为35.38%、31.03%和12.01%，户口不在本地的“较年轻”和“较年长”人口占比分别高出杭州市对应年龄段占比的12.31个百分点和2.44个百分点，而“较年老”人口占比却低于杭州市5.83个百分点。

从人口年龄中位数来看：外来人口降低了杭州市人口年龄中位数和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杭州市常住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9岁，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为40岁。外来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1岁，其中省内为31岁，省外为29岁；外来劳动年龄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3岁，其中省内为34岁，省外为32岁。外来人口年龄中位数比杭州市常住人口低了8岁，外来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比杭州常住人口低了7岁。如果没有大量的外来人口，尤其是省外的人口流入，杭州市人口年龄中位数和劳动年龄人口中位数要明显高于目前的数值。

从人口受教育程度来看：杭州市户口登记不在本地的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略高于区域内常住就业人口受教育程度，但这主要是省域内其他地市流入到杭州的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2015年，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中未上过学、小学、初中、中职和普通高中的各自所占比值，同户口登记不在本地的流入人口各自所占比值相差不多，但大学专科和本科的占比低于外来人口1.94个百分点。这主要是户口登记不在本地的省内外来常住人口受教育程度较高，省内外来人口中大学及以上的占到46.40%。但省外外来人口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全省平均水平：省外的外来人口中，初中及以下的占比高于全省，中职和高中以上的占比都低于全省（见表7）。

三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杭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及对策

（一）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杭州经济转型升级的影响

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都在下降，而质量却在不断提高。总体来看，劳动年龄人口占比降低对经济转型升级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会导致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如果劳动生产率得不到更快提高，供给趋紧将直接导致经济增速下滑。另一方面，倒逼企业用资本替代劳动或者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提高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和优化。

1．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经济转型升级的积极效应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助推经济从投资主导转向消费主导。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的减少，伴随着老年人口总量和占比的增加。老年人口总量的增加使净消费人口比重增加，会提高社会总消费率。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减少，劳动力供给趋紧，劳动力成本上升；劳动者收入增加，消费能力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助推经济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和占比的降低，使得劳动力越来越稀缺，企业使用劳动力的成本不断增加，迫使企业使用更多的资本和技术来替代劳动，“机器换人”被大量使用，新兴高技术企业不断涌现和壮大。根据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数据，2016年，杭州全市企业年平均人工成本为81983元，比2015年的75631元多出6352元，增幅为8.4%。其中，从业人员年平均劳动报酬为57790元，比2015年增长9.2%，占企业人工成本总额的70.5%。与此同时，杭州借助创新驱动，尤其是通过“互联网+”全球产业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大力发展信息经济和智慧应用，杭州高新技术、装备制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增加值不断提高，增速较快。

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助推产业从第二产业主导转向第三产业主导。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总量降低，老年人口总量提高，增加了社会的服务需求，助推了服务业的发展。2009年，杭州市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3.7∶47.8∶48.5，实现了从“二三一”到“三二一”的历史性跨越。而全省2014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产业逐渐成为主导。2016年，杭州一、二、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2.8∶36.0∶61.2，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真正成为经济的主导。

2．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经济转型升级的制约

劳动年龄人口制约经济转型升级的渠道较多，笔者主要从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变动、人口质量，以及高层次和技能型人才等方面加以论述。

劳动年龄人口内部结构年老化。2015年，杭州市“较年轻”、“较年长”和“较年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35.38%、31.03%和12.01%，劳动年龄人口集中于“较年轻”段。但应该看到，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结果，主要是有大量的大学生在杭州就学。这些大学生最终能否成为杭州的就业人口，还要看他们的意愿以及能否在杭州真正有所发展。与此同时，杭州市“较年老”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增加较快，年老化趋于严重。有关研究表明，“较年长”劳动年龄人口，尤其是35～49岁段劳动年龄人口对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具有显著影响，但随后快速下降。杭州市“较年老”劳动年龄人口占比的快速提升，势必对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向影响，阻滞经济转型升级。

劳动年龄人口质量总体不高。尽管杭州市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但就业人口的总体受教育程度仍然较低。2015年，杭州市大专及以上的就业人口占比为28.81%，但初中及以下的占比为54.24%，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比，整体受教育程度不高。

高层次专业人才和一线技能人才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需要高层次专业人才和一线技能人才作为支撑。由于历史原因，杭州市人才总量不足。近年来，通过教育发展和经济对人才的集聚，状况有所改善，但总量仍然不足，层次依然不高。以电子商务人才为例，根据《浙江省电子商务人才发展报告（2015）》，浙江电子商务行业直接从业人数超过200万人，间接从业人数超过500万人，但缺少熟悉电子商务前沿理论、洞察电子商务发展规律、引领电子商务产业发展的战略性人才和领军人物，85.9%的企业认为跨境电商人才缺口严重。杭州作为全国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电商技能人才缺口更大。总量不足、层次不高，一方面源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形成的“重高教、轻职教”，“重学历教育、轻职业教育”的观念还没有得到根本扭转，技能型人才供给不足。

（二）劳动年龄人口变动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的对策

浙江省第十四次党代会提出，要积极推进人才强省。推进人才强省，就是要紧紧抓住引进人才、培育人才、用好人才等关键环节，进一步形成聚天下英才共建浙江、发展浙江的生动局面。在杭州人口年龄结构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背景下，省党代会精神为杭州劳动年龄人口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提供了指导方向。杭州强力推进“人才强市战略”，颁布实施《杭州人才新政27条》《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完善人才新政的若干意见》，以及《杭州市新引进应届高学历毕业生生活补贴发放实施办法》等政策。一些做法领先全国，成效很好。在经济新常态下，为应对杭州劳动年龄人口变动对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不利影响，笔者认为，应重在提高劳动年龄人口中的经济活动人口质量；通过质量提升，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人口质量，既应提升“存量”，即“培育人才”，又应做好“增量”，即“引进人才”，同时应注重“服务”，即“用好人才”。

1．提升存量——培育人才

杭州“人才强市战略”的实施，关键应提升域内人才的质量，继续强化教育和培训，以更好地服务域内经济的转型升级。

强化域内高职院校教育和培训的针对性。高职院校具有职业性和地域性，其培养的人才应该为地方所用。要做到这一点，高职院校应该主动同地方各有关部门衔接，积极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杭州的多数高职院校为政府所投资，经费基本有保障，危机感较弱，缺少主动了解市场、深入企业和社会的压力和动力，开设的专业、培养的人才难以满足域内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据笔者调研，杭州的高职院校有50%以上的学生毕业后流出杭州。为增强对高职院校的投资收益率，政府应将高职院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所提供的人才数量、就业数量同经济社会发展的对接程度，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促使高职院校主动深入社会或企业，主动调整专业设置，强化对经济转型升级所需人才的教育和培训。政府应加大对高职院校人才教育和培训的支持力度，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激励高职院校根据各区域产业发展以及企业和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劳动者开展教育和培训，尤其是对目前高职毕业生需求量较大的会计、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汽车营销与服务、计算机应用技术、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专业人才进行培训。

推动一般本科高校向应用型高校转型。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时往往一般本科院校不如高职院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在动手能力和适应社会需求方面优于一般本科院校。社会和企业对人才的要求是“来之能战”，更关注就业者的沟通交流能力、自主持续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独立发现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学习成绩或学历则不是最看重的。教育部正在推动一般本科院校向高职院校转型，也就是推动一般高校深入了解社会和企业的需求，根据需求及时调整专业设置、课程和内容，使培养出的学生能够运用所学的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杭州应要求所属的一般高校在重视基础学科、优势学科的同时，更好地按照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培养人才，尤其是应加强对需求较大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与通信工程、英语、会计、电子商务、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勘查技术与工程、建筑学、传播学、经济学和机械工程等专业人才的培养。杭州多年前就颁布实施《杭州市“万名大学生创业实训工程”工作方案》，应进一步细化实施方案，要求一般本科高校重视应用型专业学生的社会实践和企业实习，并对实践、实习情况进行考核，将考核结果与毕业成绩挂钩。

应引导和支持社会培训机构和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培训。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表明，一国会从其拥有更多掌握高超技术和受过良好训练的人中得到好处。为得到这种技术水平所进行的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关键，拥有更多受过训练的人可以有效提高生产效率。这充分说明对劳动者进行培训的重要性。大量的社会培训机构随市场化而生，对市场极为敏感，能够及时洞察社会对各类人才的需求，并进行卓有成效的培训。政府应引导这些培训机构，对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现状进行分析，并做出前瞻性预测，对于特殊人群和急需人才的培训给予经费补助或政策优惠。应督促培训机构增强培训的针对性，采取定期举办劳动者技能竞赛等方式，使培训机构良性竞争。企业是市场经济的重要主体，清楚地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进行的培训针对性也较强。但企业由于担心人力资本流失，培训的主动性不高。一般而言，企业对劳动者进行培训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劳动者接受培训之后产生的边际收益必须超过劳动者工资，二是劳动者必须在现有企业工作足够长的时间，从而使企业获得的收益不少于其投资成本。政府应为企业通过培训获得相应的收益提供政策或资金支持，以激励企业培训劳动者。

2．做好增量——引进人才

人口经济学理论表明，域外人才的流入，尤其是高层次人才的流入，能够快速提升域内人才的整体质量，对流入地带来正的外部性。近两年，杭州为实施“人才强市战略”，先后出台了多项“引进人才”政策，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有力促进了人才落户杭州。为进一步引进人才，可借助以下途径。

强化“引进人才”中的人力资源服务。应充分发挥市场中介组织在人才引进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鼓励人才服务中介组织，尤其是猎头公司的发展，有意识地扶持一些信誉比较好的中介组织，通过3～5年的时间，形成几家在全国甚至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猎头公司。应积极贯彻落实《杭州市加快发展人力资源服务业实施细则》，对于域内地方政府和社会组织创建的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和运行绩效的资助，对人力资源服务领域的管理创新、服务创新和产品创新项目的资助，以及对中介机构引才的奖励等，应不折不扣地执行。应通过一定的资金补助，鼓励和支持各级人力社保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协会通过互联网线上、线下的方式，组织开展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与各类科创园、产业园、企业、众创空间、人才协会等的供需对接活动；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人力社保部门、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行业协会举办或承办与人力资源服务业有关的国际性（国家级）会议、论坛等活动，增强供需双方的对接。应提升人力资源服务人员的水平和能力，通过对人力资源服务业从业人员的继续教育培训，使其熟知相关的政策法规、行业规范、各行业发展状况及其人才需求和供给状况，以更好地引进杭州所需要的人才。

大力引进创新型高端人才。杭州的创新型高端人才仍比较缺乏。根据杭州市人才服务局和统计局2017年对85家重点企业的深度访谈，有56%的企业在未来一年内希望增加国际化人才。创新型高端人才的引进，必须具有国际化的视野，借助于高端人才猎头公司。应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促使本地猎头公司主动与国际上的知名猎头公司合作，获得杭州发展紧缺的高端人才，如金融业的银行业务专家、风险管理高级专家、海外投资产品经理、海外分公司营销总经理；健康产业的图像算法工程师；信息产业的高级EDA软件开发工程师等。应通过搭建平台，扩大人才的国际交流和合作，如继续强化浙江·杭州国际人才交流与项目合作大会、杭商大会、云栖大会、海外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等平台作用，吸引更多创新创业论坛、学术论坛、人才峰会落户杭州。应通过加强企业与高校、培训机构等的信息交流，满足企业对创新型高端人才的需求，同时应鼓励支持企业通过高精尖项目、科技创新事业发展平台吸纳创新性高端人才。对于顶尖人才的引进，可“一事一议”，并逐渐形成规范的可操作政策。在引进过程中，应充分发挥用人单位的主导作用，落实引进的顶尖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可以不受岗位总量、岗位等级、结构比例的限制。

有针对性地引进急需的一般技能型人才。人才的技能只有通过“干中学”获得。技能型人才能够使人们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资本水平在人际间传递，不仅能提高自身的生产率，还能增加劳动力和物质资本的生产率，产生溢出效应。技能型人才在短时间内很难培养，为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政府应重视企业急需的一般技能型人才的引进。2011年，杭州出台《中共杭州市委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在目前情况下，杭州应结合新时代下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修订和完善实施细则，使激励和扶持政策得以有效落实。应定期进行行业或企业调研，熟悉它们对技能型人才的需求，编制技能型人才引进紧缺职业目录，使人才服务中介或猎头公司能够了解域内所需要的技能型人才，也使域外的相关技能人才了解杭州的需求状况。应牵头组织有技能型人才需求的企业到域外进行招聘，在不违反社会公正的情况下，帮助企业解决其在引进一般技能型人才中遇到的难题，为企业引进急需的一般技能人才提供保障。

3．做好服务——用好人才

“培育人才”和“引进人才”都是手段，而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这就要“用好人才”。相对于“培育人才”和“引进人才”，杭州在“用好人才”方面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对引进人才的承诺难以有效落实；引进人才的住房优惠不足或到位不及时，家属和子女的户籍落实不了，就业和就学比较困难；引进人才难以适应所在单位的文化，常出现“水土不服”，应有的潜力不能得到正常发挥；等等。为此，可通过以下途径完善人才发展环境，“用好人才”。

强化有关部门的诚信体系建设。部分单位对引进人才的承诺不兑现、承诺打折扣等，轻者会导致引进人才对引进单位产生不满，重者会引起引进人才离职，影响单位的正常运行。这些失信现象，严重损害了地方营商环境，也损害了当地政府的形象。2017年9月，杭州市人民政府发布《杭州市加强政务诚信建设实施方案》，对政务诚信建设做出明确部署。笔者认为，政府还应引导和强化对事业单位或企业的诚信建设。应使有关主体认识到，自身不诚信所导致的人才流失会给自己的发展甚至生存带来严重的后果：人才的流失，会导致商业和技术秘密难以保障，还可能造成客户的损失。这既会给自身带来直接的经济损失，还会增加人力重置成本，影响工作的连续性和工作质量，也影响在职员工的稳定性和忠诚度，最终影响自身的发展和竞争力。应将在人才引进或使用中不诚信主体的失信情况纳入信用记录，提出预警报告，并督促其改正，对严重的失信行为要进行责任调查和追究。

尽可能满足人才的合理需求。培养人才和引进人才，都是为了使人才给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使民众有更多获得感。劳动者不同于一般的生产要素，而人才又不同于一般的劳动力，有更高的需求层次。政府应为人才发挥效能提供前提条件。针对引进单位提供的薪资、职位和股票期权等与引进人才的期望不匹配，应定期组织引进单位和引进人才进行沟通协调，使双方的信息沟通尽可能顺畅；为单位和企业提供该行业的薪资、职位要求等方面的信息，使得双方都能准确定位。针对引进人才的住房优惠补贴不足、子女教育困难、户籍和社会保障政策不到位等，政府应增加房租补贴的力度和覆盖范围，为地域比较偏僻的人才提供廉租房、公租房。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申请购房补贴适当放宽条件，落实有关政策。应通过简化海外人才引进手续、职称评审和户口申报等程序，为引进人才创造便利条件。应通过发展城市轨道交通、改善交通状况、增设公共活动和娱乐设施，提高区域较为偏僻引进人才的生活质量。应为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次，提供更多的发展平台和空间，使其能够实现人生追求。

引导用人单位关爱人才。关爱人才应合理使用人才。“经营之神”松下幸之助认为，合理使用人才，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能，赢得员工的献身精神，留住人才，实现企业长久稳定的发展，是企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合理使用人才，就应该识别人才，按照人才的比较优势，把人才放在最合适的地方，使人才最大限度地得以合理使用。目前，个别用人单位认为人才尤其是高层次人才无所不能，让其做一些同专业技能毫不相关的事务性工作，使高层次人才意见很大，政府应引导有关单位改变这种做法。真正关爱人才，应为人才的发展提供支持，创造条件。应引导用人单位对人才保持关注，为人才的成长与发展提供空间，提高其满意度，以助其更好地实现自身价值。这样也能使人才对个人职业发展的前景感到乐观，从而增强对企业的归属感和责任感。还应引导用人单位将对人才的关爱加以延伸，在客观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用人单位可将对员工的福利、关爱举措等延伸到高层次人才的父母、家庭，从而增强高层次人才对于单位的认同感，使他们心甘情愿地留在用人单位，尽心尽力贡献自己的才智。

（责任编辑 王立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