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进入21世纪以来，社会工作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理念和组织行动方式，已逐渐成为当下中国社会治理体系中不可替代的重要机制。在短短的十几年间，截至2015年底，我国已有321所高校开设了社会工作本科专业，70所高职高专招收社会工作专科学生，104所高校（研究机构）开展了社会工作专业硕士（MSW）教育，到2017年底，正式注册的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已发展到7511家。政府购买社会服务作为基层社会治理的抓手，已快速从南到北形成普及发展之势。这既是市场化改革以来中国社会体制和组织结构的变化对政府改变公共服务方式和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客观要求，也是社会工作的理念和方法在本土实践过程中，从局部嵌入政府主导性扩展的社会演化过程。在此过程中，随着社会工作教育和社会工作专业化的深入发展，中国的社会工作已在注重实务，注重国际化、专业化的基础上，开始推动社会工作朝着学科化方向发展，并前所未有地对社会工作理论予以关注。

在专业社会工作引进之初，“移植”“外借”的国外“社会工作理论”在为实务层面的社会工作专业化、职业化、科学化服务时，由于涉及的基本内容是微观的职业伦理和具体的专业规程，因此与专业教育和职业培训过程是基本契合的。但是，随着社会工作本土化的深入发展，社会工作的理论研究从本土特征和专业社会工作的嵌入性、协同性发展策略的研究（王思斌，1995; 2010; 2011; 2014a），逐渐扩展到与社会文化和社会理论相关联的研究（童敏，2017；郑广怀，2018），同时涉入社会工作科学认知的纵深领域（郭伟和，2018）。这些研究标志着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研究开始从应用操作层面向基础理论拓展。社会工作是否需要基础理论？何谓基础理论？如何构建社会工作的基础理论（张威，2017）？怎样通过构建社会工作基础理论的框架体系来梳理和消解社会工作理论讨论中的内在矛盾？这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改革开放40年来，面对中国的巨变，具有前沿性的社会理论思考和重大问题的研究取向逐渐聚焦于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怎样使现代社会科学能够观照几千年积淀的历史文化传统和几十年来保持连续性的社会主义新传统，二是怎样使扎根于本土经验的话语体系纳入学科化的逻辑规范。这使构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学科体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在基础社会科学领域，西方经济学和社会学具有比较突出的学科性整体移植的特征。在适应新时期社会变迁和理论创新要求的过程中，经济学和社会学很难改变原有的逻辑体系和分析框架。如果在社会学与经济学之间作比较，经济学的形式分析范式还可保持与社会变迁的距离，而社会学的经验研究则要直面现实的变迁，并据此验证理论和推动理论的发展。尤其是中国的社会工作直接干预社会变迁，作用于社会治理实践，更易感受国外的知识体系与本土社会变迁的张力。近十几年来社会工作教育和专业实践的快速发展、社会工作兼具实践性和解释性（科学性）所积蓄的理论创新的要求，可能更强于其他解释性的知识体系。

近年来，一些学者在上述方面做了持续的努力和贡献（渠敬东，2015；景天魁，2015），尽管在统一的逻辑范式上还有衔接的困难。这种研究取向在社会工作理论的探讨中也有所发声。何雪松的《重构社会工作的知识框架：本土思想资源的可能贡献》及其后续文章（何雪松，2009, 2012, 2014, 2017），就是立足于挖掘传统文化底蕴，探寻本土思想资源与国际接轨的可能性和中国社会工作理论的发展。接下来的问题是，面对受到现代因素和传统因素影响和变化了的社会事实，应该用什么逻辑和理论范式进行社会科学的说明。谢宇针对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社会科学对立起来的观点，在《走出中国社会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一文中直言，“认识到中国文化、历史，乃至认知体系的独特性是一回事，这些独特性能否作为理由来反对现代社会科学以逻辑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是另一回事”, “如果逻辑成立，换一个场合该理论也同样适用”（谢宇，2018）。他认为离开以逻辑和实证为基础的学科规范来谈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是一个“伪命题”，也就是说，通识性的逻辑和学科规范不存在本土化的问题，对其运用逻辑和学科规范所解释和说明的对象及其结论才具有“场合”不同的本土化问题。那么，怎样形成社会工作具有本土和时代特征的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本文以社会工作的学科化这一概念为切入点，借助当下社会工作理论的深入讨论，以社会科学的基础知识为分析工具，进一步提出社会工作一般基础理论的构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