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改变性行动系统研究可作为中观基础理论的“核心”

在上述行动研究的各种理论中，如果在社会工作解释性和改变性双重特征的基础上考虑实践为本的专业特点，就可以在贴近实务的意义上更侧重于改变性的行动系统理论的研究。这不仅是因为改变性研究重在干预，而且行动系统有整体综合的特征，具有更丰富的观照“社会性”和“目的性”效果的视角。

科学史家拉卡托斯（Lakatos, 1922～1974）在《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中提出了一种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不仅一切理论都可能是错的，而且理论的经验基础也可能出错，任何个别理论既不能被经验证实，也不能像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1902～1994）所说的那样可以被经验证伪。因此，拉卡托斯认为科学中的基本单位和评价对象，不应是一个个孤立的理论，而应是在一个时期由一系列理论有机构成的研究纲领。研究纲领由几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一是由最基本的理论构成的“硬核”。它不容经验反驳，如果遭到反驳，则整个研究纲领就会遭到反驳，放弃“硬核”就意味放弃了整个研究纲领。二是围绕在“硬核”周围的许多辅助性假设构成了“保护带”，对保护带的调整、修改可消除研究纲领与经验事实的不一致。三是不准放弃或修改研究纲领的“硬核”的原则——反面启发法。四是丰富、完善和发展研究纲领的原则——正面启发法。他还把科学史分为内部史和外部史。内部史是科学理论自身合理性发展的历史，外部史是各种社会、历史和心理因素对科学发展影响的历史。他认为，内部史对科学的合理性发展起着决定作用，外部史则起影响作用（拉卡托斯，2005）。拉卡托斯的这些思想对于认识行动理论的意义是有帮助的。

上述几种社会行动研究的理论框架，实际代表了几种不同的行动研究范式，不过这些范式并不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在行动研究中会有不同的作用和适应不同的情境。其中帕森斯的行动结构系统居于纲领性“硬核”地位，是综合平衡不易撼动的，在行动研究的不同阶段都能起到发现、规划、实施、调整、验证和评估的参照性依据作用。这里所说的参照，就是对人的可能性而不是决定性影响，这和拉卡托斯对内部史的“决定”与外部史的“影响”的性质界定是一致的。我们知道，在社会科学史论中，帕森斯的目的选择性社会进化理论被认为是唯意志论的，因此有损于他的综合平衡的理论体系，但是该理论与以社会工作价值观为先导的社会工作行动研究有高度的契合性。这种新进化论具有宏观的纵贯性历史过程视角，强调价值观和道德内化的方向选择及其动力性特征。而且帕森斯后期思想中与目的选择性新进化论同构的广义社会化思想，更注重特定时点上的个人、组织、群体的累积性发展。特别是其中的动力系统，迄今仍然是当前中西方社会工作职业伦理的核心思想内容。

在中观的社会工作一般基础理论的运用中，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系统框架的主要功能有：在行动前期起到识别和确证行动的主观目标与客观条件、行动的目的与有效手段（技术、策略）的平衡性预判作用，从而能整体性把握对问题的研究和行动的部署；行动中期在已获系统资料和情境状况的前提下做要素分析，甄别要素的真实性、可靠性，明确主要问题和行动路径；在后期则具有评估和检验的意义。这种行动系统认知模式所具有的“先验论”特征，在什么条件下具有一般基础意义呢？笔者以为，其一，不把它当作还原论的先天心理结构；其二，它建立在深厚的社会行动思想研究的基础上，是对各种行动研究的综合；其三，是常态性母文化环境中的认知工具，不属于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田野工作的对象；其四，不抱持逆袭或颠覆帕森斯学术传统的反思批判的创新心态，例如像加芬克尔（Art Garfunkel, 1941～）那样。

把社会行动系统框架作为行动研究纲领的“硬核”符合我国的国情。这是因为中国社会独特的结构、巨大的规模和社会工作总体性的服务对象适合用中观以上的稳定清晰的理论来概括。更实质的原因是，中国刚刚从“宏观上高度集中，微观上低度分化”（刘平，2012）的时期走出来。从社会科学研究的角度看，当下中国的社科群体不论是研究者还是研究对象，都还不能做到互为实践群体，我们还不具备那种“公民应该承担研究的责任，以期产生一个具有学习取向和实验心态的社会”条件（阿吉里斯等，2012: 2）。当然，《行动科学》一书的研究所宣称的科研群体也只限于学习型组织，其成员在认知能力上属于“能教得会的”专业团体。

在社会科学实证主义主流派的视角上，如果每一个科学社群都有自己独特的话语和意义，并且还在不断的变化中，那么后现代主义就不仅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泛文化思潮和对现代价值取向进行批判和解构的哲学思维与态度，还能得到可验证的实证主义的学理支持。按照上述逻辑，如果在一些松散的或称为原子化的社会结构中，一些社团形成了各自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认知结构，并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支配性的后果，这可能才是后现代理论生成的学理性经验事实的基础，正如佩恩所说，“社会工作是什么，永远没有最后的答案”。

此外，围绕在“硬核”周围的其他行动研究，构成了对“硬核”的“保护带”。例如，托马斯的情境定义揭示了社会工作“人在情境中”的重要基础理论来源，它更适合于发现性研究和涉后性知识的获得。阿吉里斯的第三条道路的行动理论受参与者条件的限制，更适合小组工作的研究。勒温把格式塔心理学的先验论思想带到生活空间，以整体性的场域论诠释了社会环境与个人行为，即人的行为是随着人与环境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这样看来，中观的社会工作行动理论已不是单一的认知框架，而是相关度较高的以“硬核”为中心的多元的理论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