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与边缘

我们不妨把麻城县地图方便地想象成呈45度夹角放置的一片树叶，茎在西南（指向武汉），尖（松子关）在东北。树叶的中心是平地，边缘是山脉，大别山位于北边和西北边，东山位于东边和东南边。叶脉是水道，支流似树枝一般汇入主脉举水。主要萃取点宋埠镇位于叶茎附近，县城座落在叶片中心许多支流的交汇处。这样，麻城按照自然和人为生态被分成三个界限清晰的地带——也就是“树叶”的茎干和中心，以及两侧的边缘地带。明代伊始，中央权威试图以一个人造扇形为基础，把该县分成四个乡——东北、西北、东南、西南，但是到1475年，他们开始承认需要调整这一行政结构以适应当地生态，将四乡中的一个并入其余三乡：麻城中部和西南部（仙居乡）、多山的北部和西北部（太平乡）以及东部和东南部丘陵地带（亭川乡）。

麻城中部和西南部，即仙居乡，从任何角度看都是该县的中心。它拥有该县最高的人口密度（1795年约占总人口的44%，面积却远远不到三分之一）和行政密度（不仅有知县、县丞、乡镇行政人员，还占有清代124个区中的大约44%）。这个地区拥有最肥沃的耕地，位于通常被称为“关厢”（意思是城市边缘的房屋）的中心平原，以及使该县通往西南的丰饶河谷。这一富饶、常绿的地区大多一年两熟，普遍种植水稻，直至明代中叶的棉花革命将稻田挤到点缀在平原中的丘陵上。丝绸、小麦、蔬菜的产量也很丰富。我们将看到，这块中心低地是麻城最富有的地主、最成功的士绅、最强大的宗族的发源地，但它也因包括佃农在内的普通居民的舒适生活而广为人知。

这一中心地区还拥有该县绝大部分的批发商业，以及最大的集镇和城市。麻城县城直到元代才形成，但到本书考察时段之初，已完全成为麻城的政治和文化中心、大部分士绅精英的家乡以及该县精心编织的宗族网络的焦点；而且作为肥沃的中心平原与西南河谷的联结点，这里也是重要的经济中心。它的码头区曾有活跃的水上交通，到我们考察时段结束之时，拥有将近600家店铺和大约30000人口。中心平原的东部边缘是阎家河，一个在19世纪中期拥有100多家店铺的富裕集镇，它是山区居民把低地产品交易到东部地区的中介。麻城南部的类似角色是由通常被视为东山门户的白果镇扮演的。白果比阎家河还要富有，它从整个鄂东地区买卖商品，容纳了来自湖北各县以及河南、安徽的商人，到明代中期，已经在棉纺织和金属加工领域形成了重要的手工业部门。

不过，麻城市镇最密集的地方是举水沿岸，这条河使县城轻而易举地与武汉——长江中游的大贸易中心汉口和更大区域的行政及文化中心武昌——直接联系起来。举水各支流将麻城县的西部和中部连为一体，并在长江中游与华北平原之间的跨地区贸易中占据了最大份额。如知县郭庆华在1882年所说，水路沿岸的利润“为楚地之首”。被当地人称为“三大集”的市镇位于县城和该县西南角的河流出口之间，在举水沿岸紧密地排成一行。这些市镇都很繁荣，到19世纪都由当地商人出资建起了围墙。从武汉进入该县，首先会经过岐亭。岐亭是帝制中期该县的政治和商业中心，在元代时失去了行政地位，但1526年又有所回升，被指定为黄州一个区的所在地。该镇直到19世纪仍是跨县贸易的中心，但是1934年国民政府修建跨举水河谷的机动车道时绕过了此地，加速了它长期以来的经济衰败步伐。在前往麻城的途中溯流而上，座落着中馆驿。如其名称所示，该镇最初是帝国邮差的驿站，但它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迅速增强，到本书考察时段的末期，已有超过300家店铺。

但和位于它们之间的集市——麻城县最大的市镇宋埠——相比，岐亭和中馆驿都相形见绌。整个帝制晚期和民国时期，宋埠无疑都是麻城最具开放性的地方，拥有各种旅居商人的同业公会。麻城县城由富有的本县士绅统治，宋埠则由旅居者和本县散居外地的商人所控制。宋埠被称为小汉口和武汉门户，明清时期45种主要贸易物资都从这里用船运往遍布华中和华北地区的各目的地。1909年，英商和记蛋厂在宋埠设立办事处，购买鸡蛋运往汉口，加工成蛋粉，再出口到欧洲和美国的糖果店。德国和日本的公司接踵而至。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宋埠据称已有近800家商业企业，有的规模相当可观。

被委婉地称作太平镇的麻城县北半部，本不该有那么大的差别——它是仙居中心地区的外围。这里是真正的大别山区，人口密度低于麻城其他地区，是我们曾经提到的土匪的巢穴和主要受害地区。强大的军阀对该县的周期性扫荡会让各地遭殃（他们经常围攻县城），但太平镇往往首当其冲而且受害最深。这个地区大致是山区和丘陵参半，基本上没有平原地带，大部分土地无法耕作。最主要的生计是农业（迟至1984年，乘马岗区还只有1.5%的人口不是农民），也有部分牧业、渔业和林业，但手工业几乎不存在。直到今天，这块边缘丛林地带上的农业基本上仍是糊口型的。充足的雨水允许在梯田里种旱稻，还有小米、芝麻，以及在16世纪和美洲稻同时引进的花生。占有农田几乎无利可图，所以毫不奇怪，地主所有制的规模比南部小得多；但已有的地主对向下层流动总是很恐惧，因而表现出异乎寻常的掠夺性。

由于商业化程度长期较低，麻城北部乡镇的城市化水平并不高。市镇规模很小，几乎完全依靠当地零售市场和少量跨越省界的短途小型贸易；即使在今天反复出现的“乡村工业化”运动之下，其人口也很少超过1000。这些市镇自西向东包括顺河集、乘马岗、黄土岗、福田河、三河口。在地方市场体系这一层级有很强的社区认同，但这种认同很少超出社区之外。例如，福田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间戏曲类型，据当地人说起源于唐代，其表演从经过该地双庙关的跨省运输中受到启发，让一个花旦沿着山路，肩上挑着花篮，停下来用挑逗性的韵文和两个丑角对话。1920—1930年，乘马岗和顺河集一带涌现了大量的共产主义积极分子（仅乘马岗就出了至少26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将军）；很显然，当地的市场纽带对于人们投身革命运动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麻城东部和东南部山区（亭川乡）被中间的山脊（被称为“麻城屋脊”）与该县其他部分截然分开。山脊的最高处是龟山，位于白果镇以东约60里。龟山是战国时期吴、楚两国间的著名战场，也是1234年蒙古人首次入侵时南宋官员的避难之所。龟山山脉海拔超过1000米，形成一道天然分水岭，流经东部的亭川乡并将其主要市镇（木子店、张家畈、盐田河）连接起来的河流，没有像麻城县其他河流那样向西汇入举水，而是向东南方进入罗田和黄冈。这个三县交汇之地，是所谓东山地区的核心。

东山属丘陵地带（只有15%～20%的平地），人烟稀少。直到今天，豹、狼、獾、野猪还在山上游荡，打猎一直在当地人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东山长期以来还是佛教和道教隐士们青睐的漫游之所。但是，这里虽然弥漫着荒凉的气息，却并不格外贫穷。松树、竹子及其他林业产品提供了充足的生计来源，还有兽皮、桐油和种类繁多的药草。主要作物是稻谷、小米和栗子，养蚕和种茶也大大增加了当地的财富。很早就有的木材和榨油作坊为当地农民提供了充分的就业。木子店规模不大，迟至20世纪90年代商店数目也不超过50个，但它是通往罗田、鄂东以及安徽、豫东南的重要驿站。它曾多次被从松子关或长岭关席卷而去的匪帮、叛乱者或逃兵占领，敲诈勒索。镇上主要的佛寺定惠寺，在某种程度上是动荡的东山北部（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整个东山地区）的政治和社会神经中枢。

东山是和北边的大别山区完全不同类型的边缘地带。东山虽然在行政上隶属于麻城县，而且我们的故事将表明，它对全县政治和军事控制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但它从未真正成为中心低地的附属品。相反，这个地区具有强烈的个人认同和社区团结，与该县其他地区相比尤其如此。这种自治欲望在暴力中表达得最为典型：武汉大学的历史学家、东山当地人王葆心，在1908年自豪地写到，其家乡民风强勇，东山人以武抗为乡俗。包括历届国家政权在内的外来者，也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几个世纪以来，“东山叛乱”或“东山贼”之类的说法已经成为官方话语中的常用语。

晚明时期有一首打油诗，用诗歌的形式表达了对不同地区的麻城人的刻板印象。县城及周围平原地带的居民文雅而有教养（修），出仕为官（达）。西南部的商人聪明（巧），四处游历（游）。比较而言，东山的居民生活能够自给自足（足），却又老实憨厚（朴）。大别山西部（乘马岗和顺河集）的不幸居民穷困潦倒（贫），只有靠狡诈的伎俩（狡）而生存。20世纪初的一首民谣，更直接地把每个地区简化为一个象征性形象：中心地区是文章，西南商业地区是经商，东山是田庄，而大别山区，唉，是酒浆。【译者按，本段意译。】

这些成见背后，显然蕴涵着地区之间的竞争甚至相互蔑视。仅举一例，17世纪70年代反清复明主义者对某些东山强人的鼓动之辞，被中心地区更文雅的（和与清统治者合作的）文人学士斥为该地冲动小人物（小蠢）的鲁莽之举。我要补充的是，这样的态度你来我往，为麻城的政治生活增添了挥之不去的紧张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