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被称为《四书》，是中国古代最普及的经典，宋代朱熹所注《四书》，被朝廷列为官书。元代恢复科举考试时，把出题范围限制在朱熹《四书集注》之内，明清八股取士，更是如此。很长一段时间内，《四书》都是知识分子的必读书，只要你认识字，又想在那个时代立足，就得熟读《四书》。当然，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但是这些经典依然历久弥新，值得我们再去琢磨。
现在回过头去看，《四书》跟人的功名利禄密切结合，学得好，最容易让人受益。不过，其最大也是最明显的益处还是体现在日常生活中，表现为任何人都对它们不会感到陌生，因为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有没有阅读，这些经典中的某些观念也会通过各种渠道潜移默化到中国人的衣食住行中，流淌在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的血液中，影响着人们的为人处世、判断思考。
另外，从政治的角度来讲，它又与政治势力，与文化教育、典章制度等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也存在弊端，最明显的是会让这些学问变得比较功利。比如，这些经典的某些理论一旦跟某个专制王朝的政治目的结合，就会变味。历史上很多帝王都曾利用《四书》或者孔老夫子的儒家思想来做其政权“保镖”，最典型的就是汉武帝时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这种时候，《论语》中某些成为人民喉舌的话语，也就是我们称之为“微言大义”的真相，就被扭曲变形了。
自古以来，狭义上的经书是《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至于那部《乐经》，一直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公案，是曾经有过，还是压根儿就没有？抑或后来失传了？没人知道，所以“六经”之说只是个虚名；也有人说《乐经》本来就不是文字，只是《诗经》的配乐，虽然经过了很多人的回溯考证，但至今仍是个悬而未解的谜。《四书》本来不能算作经，至南宋才有所谓的《十三经》的说法，它们分别是：《易经》、《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把《论》、《孟》、《学》、《庸》这四本书都收进去了。
《四书》是《论》、《孟》、《学》、《庸》的合编，以整体的名称出现，跟宋代朱熹有关，朱熹为了帮助人们学习儒家经典，从儒家经典中精心节选出四本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并刻印发行。这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四书》影响深远，我在开头就已经说过。其中的《大学》、《中庸》本来不是经，它们和《礼经》有关，《礼经》是《礼记》、《仪礼》、《周礼》的合称，《礼记》实际上是《礼经》的一部传。《礼记》共有一百三十篇，传世的所谓的《大戴礼记》和《小戴礼记》，“大戴”指西汉今文学家戴德，“小戴”是戴德的侄子戴圣。大小戴《礼记》主要内容还是在解释礼，当然，里面也有很多精彩的篇章，大家熟悉的“大同”思想就是《礼记·礼运篇》里的一节。《中庸》、《大学》本来都是《礼记》中的一篇，因为这两篇的哲学意蕴深厚，而且体系完备——从形而上谈到形而下，从修身、齐家、谈到治国、平天下，既严密又实用，所以到南宋时，朱熹就凭借自己的学术地位，把《中庸》、《大学》从《礼记》中抽了出来，跟《论语》、《孟子》并列成了《四书》。朱熹认为这四部书最能代表整个儒家思想，才把它们编在一起。
《四书》中的《论语》从先秦就开始流传了，内容就是孔子和弟子所发表的言论。《四书》的主体还是《论语》，还是孔子思想。因为孟子曾明确表态，在那么多的圣贤里，他最心仪、最尊崇的就是孔子。一方面他们都是山东人，离得很近；另一方面两人的志趣也很投合。但是《论语》和《孟子》，若以先秦的经、史、子、集来论，只能算“子书”，和《老子》、《墨子》、《韩非子》一样，本属一家之言。但到南宋时把它们当成“经”来看待了，它们的意义就扩张了，影响力自然就大了。换句话说，《论》、《孟》都是从儒家的祖师爷——孔子的思想中延伸出来的。这其中更主要的原因是，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特别像一道堤坝，他之前所有对经的解释都由他在晚年做了一次总整理，那是一项规模浩大、独具匠心的编辑工程，叫删、订、赞、修，即删《诗》、《书》，订《礼》、《乐》，赞《易》，修《春秋》。所以，《四书》跟孔子的关系非常密切。学《易经》的人都知道，《易传》中，尤其是《系辞传》和《文言传》里，有很多“子曰”。然后，孟子说其私淑孔子，整部《孟子》，当然也是在发扬光大孔子的思想。《大学》、《中庸》就更是如此，里面也有很多“子曰”。
按照过去的讲法，无论是孔子的徒子、徒孙编写的，还是记述的，都是孔子思想的组成部分。像《中庸》是孔子的嫡孙子思编的。孔老夫子的儿子不怎么出色，可他的孙子很优秀。夹在祖孙之间的儿子伯鱼就显得有点尴尬了，一方面是子以父贵，另一方面是父以子贵，大家如果到山东曲阜的孔林去，就会看见他们祖孙三代的墓是在一起的，孔老夫子的墓在最后，表示其最受尊崇，前面是儿子伯鱼的墓，还有孙子子思的墓，那叫携子抱孙。子思确实很优秀，《中庸》这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著作，就是他编撰的。
另外，《大学》是孔门七十二贤中的曾参编的。换句话说，《中庸》和《大学》的编撰者一个是孔子的徒弟，一个是孔子的孙子，都是以孔子的思想作渊源来阐发的，所以，《四书》说到底都是在阐扬孔学。又因为孔子跟《五经》的关系也很密切，他不只是费心整理，而且是带有创造性、批判性地整理，所以《四书》、《五经》合起来就有九部了，实际上不止九部，因为《春秋》又分三传（左氏、公羊、谷梁），又有所谓的“三礼”（《礼记》、《仪礼》、《周礼》），再把《孝经》（《孝经》传说是孔子自作，曾参整理，但南宋时已有人怀疑是出于后人附会。清代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中指出，该书是孔子“七十子之徒之遗言”，成书于秦汉之际）、《尔雅》（《尔雅》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是疏通包括五经在内的上古文献中词语古文的重要工具书）拉进去，所以就有了《十三经》之说。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些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主，中国最有代表性的主流文化就是儒家思想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