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对敌抗战后，首次拟发救国公债五万万元，按新加坡四千万元（包括全马），付交余及其他两人函件并证书。余按此办法不妥，必乏成绩，盖三人均闽侨，而粤侨未有，且以新加坡一处领导全马亦不可能。余即复函开释缘由，提议“新加坡须添增粤侨某某三人，马来亚分十二区，除新加坡外他十一区各有筹款机关，领袖某某请各直接寄交诸手续”云云。总领事闻知余接公债证书消息，即与新加坡、吉隆、霹雳侨领暗中联络，一面向本坡政府要求立案，成立马来亚募公债机关，一面电告南京政府，云余不肯负责募公债，他等以为募数千万元公债易如反掌，其意要居此虚荣功。政府即派广东交涉员刁作谦南来帮助，向坡督及华民政务司运动，结果拒绝要求，仍委筹赈会由余负责办理。盖彼等如何努力向当地政府运动，余绝不与闻，念均属义务，甚愿相让，无如坡政府不肯。可叹者我外交官及数侨领，在此国家危险时代，尚不自量力而犹醉心虚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