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亚原分十二区，抗战后各区均组织筹赈会，然无总机关领导，不但筹汇不能一致，亦无可比较及激励成绩。各区侨领能原谅同情者虽多，而偏忌自高者不无其人。故对于召集开会事，余不得不慎重考虑，但求能一致进行，绝不计是否领导名称。故思变通办法，函请各区会准国庆日，派代表到吉隆坡（该埠为全马中区）作谈话研究会。议题为：（一）“所筹款项是否概作义捐？”因南京政府宣布汇款概给回公债券，菲律宾已接受，马来亚诸区亦有接受者。（二）至本年终，全马按捐筹若干，各区如何分配承认。（三）所筹款项是否一律汇交行政院？（四）不组织总机关及举临时主席。计四条议案。及开会时代表百多人各区均到，多数主张须举一临时主席，正式开会，乃举余为临时主席。余言义捐不应换取公债理由，“如可取公债，则资本家及稍成数者将免损失，大多数劳动界捐出一元数角，则白牺牲，其他演剧、游艺、捐箱、卖物、卖花等什捐零毫碎如何办理，故新加坡筹赈会经通过，概作义捐不取公债。至公债事项待后另行劝募。此次抗战救亡为有史以来最严重之国难，国民须尽量出钱出力，海外华侨只负出钱一项而已，若不作义捐而贪取公债，出钱之义何在，且何以对祖国同胞？”于是全体决议不取公债。第二项认捐数目案，决议至年终坡币一千万元，新加坡负担三百万元，余各区分摊。第三项决议概汇交行政院。第四项诸代表谓虽不设总机关，亦当设一通讯处，俾可与中央政府及马来亚各区会通消息，乃举余为马来亚各区会通讯处主任，余将离新加坡来吉隆坡时，已知孔祥熙院长由欧回国，国庆日可抵新加坡，即留函报告：“马来亚义捐，至年底可募国币二千万元，救国公债须待新年方能进行，至多亦二千万元。”彼接函后即发电来吉隆坡祝开会成功，并谢侨胞热诚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