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徐葵同志决定出版一本序言文集，将他过去为23本译著的中文版撰写的译序，包括“译者的话”、“译者说明”、“译校后记”、“校者的话”、“出版说明”等文稿，经过润色、修改、加注，辑集在一起，同时还把他为四位中国学者撰写的有关苏联和俄罗斯问题的四本著作写的序言一起辑集在这本文集里，以飨读者。我对此完全赞成和支持。徐葵同志为这些译著写的“译序”，我过去几乎全都阅读过，有的还不只阅读过一次，如今拿来重温一遍，依然觉得很新鲜，很有收获，也很有感触。

他主持翻译的20多本译著，连同他撰写的20多篇译序，除两本是在1991年以前出版的以外，其余都是他根据当年苏联发生剧变的形势变化和国内研究苏联剧变的紧迫需要而翻译出来的，20多篇“译序”也是他力图为读者提供了解原著作者的情况和原著的主要内容而撰写的。据我所知，徐葵同志当年还主持翻译了另外多部译著，也同样为之撰写了“译者序言”，或“编写说明”。其中就有（俄）维·尼·布拉涅茨的《棋子：国防部秘书眼中的俄罗斯将军们》（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美）杰里·霍夫的《丢失的巨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哈）纳扎尔巴耶夫的《在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美）专门研究布哈林的斯蒂芬·科恩教授的《布哈林与苏联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人民出版社于1981年作为黄皮书出版，后东方出版社又于2005年用《布哈林政治传记》的书名再版），此外还有由徐葵等几名中国学者编辑和翻译而成的《普京文集——文章和讲话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本选集中载录了江泽民署名的序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署名写的致中国读者的信），以及《普京文集（2002—200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这本文集中载录了胡锦涛署名的序言和俄罗斯总统普京署名的致中国读者的信）等。在当年，这些译著对渴望了解苏联历史和苏联剧变真相的广大读者以及试图及早揭开苏联剧变之谜和苏联的继承国俄罗斯现状的国内理论工作者和苏东研究界，无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有的译著如《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和《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主义和改革》曾受到当时我们国家最高领导层的重视。

徐葵同志的“译序”写得十分规范，不仅对原著的写作背景、主要内容、作者的身世作了客观介绍，而且有时也对原著中涉及的不少人物和事件提出他本人的评论和看法，以供读者参考。可以说他的每一篇“译序”都是一份内容丰富、逻辑严谨的学术研究性作品。

把各本原著作者的情况介绍给读者，这是这本文集内容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可以说是对原著中文版内容所作的重要补充。对此，徐葵同志是下了很大功夫的，因为他需要介绍给读者了解的作者群体，各有其特殊的身份。这些作者中包括：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戈尔巴乔夫于1985年开始进行改革的左右手和“改革的设计师”雅科夫列夫，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解体后担任哈萨克斯坦总统的纳扎尔巴耶夫，苏联解体后担任俄联邦副总理、被称为“俄罗斯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苏联和俄罗斯政治活动家、苏联和俄罗斯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一直担任戈氏助理的原苏共中央国际部主管非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事务的部长切尔尼亚耶夫，原苏共中央委员、著名作家卡尔波夫，出身于苏联外交世家、曾任苏联驻华大使的特罗扬诺夫斯基，长期在苏联国防部和总参谋部任职的苏联上校军官布兰涅茨，还有几位久负盛名的长期研究苏联政治和苏联历史的资深学者，以及长期跟踪苏联和俄罗斯领导人的几位很有名气的专栏作家和新闻工作者。这些作者中不少人是处在或接近于国家的权力中心，是国家政策的设计者和推动者，有的则是决定和左右国家命运的领导人，对国家的兴衰负有重要责任。这些人物对苏联剧变内幕有亲知、亲历的特殊感受，所以他们的著作具有很大的信息量和重要的历史资料，值得读者阅读和研究。为了作好对这些作者的介绍，需要作多方面的撷取和考证，力求客观与符合实际；往往需要把这些人物放在苏联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来介绍，如把作者本人及其父辈、祖辈在苏联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命运、政治生涯，包括职业、社会地位、境况、升迁、遭遇、荣辱、业绩等都要尽可能详尽地介绍给读者。徐葵同志就是这样做的。他写的译序中对有些作者像阿尔巴托夫、雅科夫列夫、米格拉尼扬、卡尔波夫等用了不下2000字的笔墨加以介绍。我想徐葵同志之所以这样写，首先是为了让读者有机会更多地、更全面地去认识和了解这些人物，以便从镌刻在这些人物心中的尚未消失的历史印记中，去发现和寻找他们所参与并见证的一些历史事件的发展和变化的过程，从而有助于读者提高对译著的阅读效果并增强对书中内容的领悟和判断。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对这批译著的一些核心内容的介绍。其中包括原著的写作背景、成书经过、核心观点、重大史实的记述，学界的评论等内容。在列示的23本译著中，有8本是记述和评论历史人物的，其中有的人物在历史上曾很有影响，而且迄今对之仍有争议，所以比较敏感，是读者很希望了解的。这些人物包括布哈林、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戈尔巴乔夫、贝利亚、苏联大清洗中被处决的4名苏联元帅、苏联时期的13位外交部部长。这批原著的作者，站在他们所处年代的立场上，使用大量翔实的历史资料（许多来源于解密的档案资料），紧密联系苏联当时的历史实际，对苏联一些历史人物的历史功过和命运，作了详细记述和评价。对这类书籍，徐葵同志在“译序”中都作了取舍不一的引介，有时则非常坦率地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他在为《我的父亲贝利亚》一书中文版写的“译序”中，就对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长期存在的党内极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提出尖锐的评论，他在这本书的译序写道：“看了这本书，我想在回顾苏联历史时，我们头脑中很自然会提出一个严肃的问题：苏联领导集团当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手段来解决内部政见分歧……政见上的分歧与不同意见怎么会发展成突然逮捕、加罪、处决的悲惨结局？”

徐葵同志主持翻译的几十本译著，和他为这批译著撰写的译者序言反映了原著的不同作者，从不同的角度和侧面及在不同程度上对苏联在74年历史中发生的具有转折性意义的那些重大事件所作的记述和评论。这些事件包括1917年二月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苏联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大论战，20世纪30年代的肃反扩大化——大清洗、1941至1945年反抗法西斯德国侵略的卫国战争，1953年斯大林的逝世，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所作的关于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秘密报告，1985年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和其后召开的苏共27大和28大，1988年开始的苏联政治体制改革，1991年的“8·19事件”，1991年8月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个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签署的“别洛韦日协议”，1991年12月25日的苏联解体等。这些作者都是苏联各个时期的历史人物，他们在各自的著作中把他们所经历的那些历史事件串联起来，为人们提供了苏联这个大国由弱到强，由强到弱到亡的历史连环画卷。徐葵同志在这本文集中向读者译介和转述的，则可以说是有关苏联74年历史变幻的一本简明的画册。

在徐葵同志主持翻译的几十本译著中，有几本译著理论色彩比较浓，是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论述苏联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综合性或专题性研究著作，所以颇为引人注目。这几本著作就是格·阿尔巴托夫的《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亚·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安·米格拉尼扬的《俄罗斯现代化的道路为何如此曲折》和《俄罗斯现代化和公民社会》。对这几本书，徐葵同志在他写的译序中都加重了笔墨，甚至采用摘录、归纳和梳理的方法加以介绍，常有点睛之笔。限于篇幅，这里我只想就《一杯苦酒》多写几句。因为这是徐葵同志最用心的译著之一，也是曾经受到中央领导同志重视的一本书。这本书我曾读过两遍。这本译著的作者在全书中对苏联74年的社会主义制度持全盘否定的态度，称马克思主义是“乌托邦的虚幻”，“是一种新宗教”，“不会有生命力”，称“十月革命是一场布尔什维克政变”，“是一种超恐怖革命”，“是葬送了民主的十月政变”，称苏维埃政权是“恐怖和暴力政权”，布尔什维主义是“墓地十字架的种植者”，称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千百万人的劳动营”，“兵营式的官僚主义专政”，斯大林实行的是“法西斯主义”，斯大林是“吞噬千百万人生命的恶棍”，等等。全书对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哲学范畴，如本质和现象、物质和精神、自由和必然等逐一提出质疑与批判，并提出了他自己新的看法和认识。此书俄文版于1994年在俄罗斯出版发行，也就是说是在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以后不到三年的时间写出来的，自称是作者“多年来思考、怀疑、踌躇和苦恼的结果”。而且说他这些思想是从1956年苏共20大开始逐渐形成的。作者还在书中，对苏联历届领导人都作了否定或基本否定的评价：斯大林——“职业掘墓人”、“是受权力诱惑而败坏的典型”；赫鲁晓夫——“非同寻常的、带有悲剧性的双重意识的矛盾人物”；勃列日涅夫——“衰败时期历史上的一名闹剧丑角”；安德罗波夫——“狡猾阴险而经验丰富的人”；契尔年科——“苏联制度覆灭和生命力消亡的信号”。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样一位对苏联制度持全盘否定和对历届苏联领导人持基本否定态度的人，竟然能在他所憎恶的制度和他所厌恶的领导人面前（虽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曾一度遭贬）不断受到崇信，飞黄腾达，以至成为主管宣传、意识形态的中央政治局委员，登上了权力顶峰。材料显示，此人在1963年30岁的时候，就开始做党的工作，曾担任雅罗斯拉夫州苏共州党委中学和大学部部长，此后他的政治生涯基本上平步青云。在他的胸前还佩戴着显示苏联荣誉的多枚勋章，如十月革命勋章、劳动红旗勋章、卫国战争一级勋章、红星勋章，等等。徐葵同志在他的“译者的话”里，怀着凝重的心绪写道：“也许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这样一个人写的书，是否有价值予以译介，是否值得一读？我译后的感觉是，不但需要读，而且需要对书中涉及的问题和提出的许多观点进行深入的研究。”又说：“我想，对作者这个人和他代表的思潮在苏联出现这个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研究的一个问题。”我想这就是徐葵同志特别着力翻译此书的初衷，他对此书不仅在语言句式和文辞修饰上下了一番功夫，务求用地道的译文传达俄文的原意和作者写作的意境、心境，而且为全书加了48个“译注”。最受瞩目的是，徐葵同志将1997年5月27日俄罗斯《独立报》发表的关于苏联“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不是赫鲁晓夫，而是马林科夫”的信息译载在为《一杯苦酒》中文版写的“译者的话”这篇译序的注释里，说明这位老专家、老学者的高度责任心和使命感。政权腐败和严重的权力异化是导致苏联剧变的不争的结论，这也是导致苏共垮台的根本性因素。我党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暴揭出了那么多权高位重的“大老虎”，而且这场风暴仍在继续，足见国家权力的腐败和异化在许多部门与领域中也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如何吸取苏联的教训，从制度和体制上防止发生的政治权力腐败与异化的种种历史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中国重演，这无疑是摆在我国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我想中央领导同志之所以重视《一杯苦酒》这本书，用意就在这里。

本书中，还收入了徐葵同志为介绍中国学者有关苏联、俄罗斯问题的几本著作写的四篇序言。其中，《苏联概览》一书是由徐葵同志主编的，旨在中苏关系交恶20多年后向读者介绍苏联当前的现实情况，以增加读者对苏联情况的了解和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序言对全书的内容及写作目的作了简要介绍，指出我们需要客观地了解苏联各方面的真实情况。从徐葵同志为《过渡时期的俄罗斯社会》一书写的序言中，可看到一位年长的学者前辈对年轻同志的赏识与爱护，鼓励与帮助。同样的情怀也体现在徐葵同志为《贝利亚之谜》和《俄罗斯人的性格探秘》两本著作写的序言中，这几篇序言一如既往地体现了他的坦诚、客观和真直的风格。文集中收入这四本书的序言，当可有助于读者从更宽广的角度去了解苏联和俄罗斯的情况。

徐葵同志今年（2016年）已是89岁高龄的耄耋老人，身体孱弱多病，仍在坚持工作。苏联剧变那年他已65岁，在研究所里已退居二线，面对苏联剧变这一重大的历史性崭新课题，他作为我国苏联东欧问题研究界的一名老学者，感到自己责任的重大。他立即投入苏联剧变问题的研究，先与社科院副院长江流同志合编了《苏联剧变研究》（1994年出版），后又与我国著名的外交家宫达非同志合编了《苏联剧变新探》（1998年出版）。除此之外，徐葵同志就是高密度、高质量地主持翻译出版了上述这批译著。他殚精竭虑，默默奉献，恪守职业操守，维护学术尊严的精神令人赞叹。

苏联剧变看似已成历史，但剧变产生的影响远未消逝，剧变的性质、根源、后果、教训等这些根本性问题的探讨，远没有结束。“事业无穷年”。徐葵同志编集这本文集，其最大愿望还是期待读者继续关注苏联剧变问题，期望这本篇幅不太大的辑集了27篇序言的文集帮助读者增加对苏联剧变历史的了解，以苏联剧变的历史为鉴，更自觉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更加珍惜我国在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事业中吸取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在实现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

在辑集完这本文集后徐葵同志希望我写个序，对此我不敢应承。我的这管无力之笔实难满足他对我的信任，因此写了上述几点感想，借以聊表我对文集作者的敬佩。

谨此。

张森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2015年8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