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外交家对苏联外交史及其担任驻华大使一职的回忆——《跨越时空》中文版“译校后记”
20世纪即将成为过去，新的21世纪不久就要到来。20世纪可以说是在人类历史上社会变化空前激烈、国际形势空前动荡、世界上生产力得到巨大发展、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的一个世纪。在行将告别20世纪的时候，人们普遍感到，20世纪是非常值得今天和未来的人们深入回顾、总结和研究的一个世纪。
在20世纪的世界历史中，苏联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不论是上半世纪的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是下半世纪的长期冷战，都同苏联（一次大战前为俄国）紧密有关；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波折起伏也同苏联的兴衰密切相连。所以，要了解和研究20世纪的世界，就不能不了解和研究20世纪的俄国和苏联。
在有关苏联历史的著作中，除了过去的苏联和今天的俄罗斯以及各国学者撰写的历史研究著作外，近年来俄罗斯的许多苏联历史见证人陆续撰写和出版了许多材料丰富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历史具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由莫斯科《瓦格里乌斯》出版社在《我的20世纪丛书》系列中于1997年出版的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的回忆录《跨越时空——一个外交世家的历史》就是这样一本有价值的书。
这部书具有把回忆录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的特点。作者通过对他父亲一生的和他自己一生的经历的回忆，提供了大量丰富和生动的材料，使读者能从这个家庭的两代人亲身经历的侧面窥视到苏联从20世纪初期，到中期和末期的几个主要时期中许多重大事件的历史画面，看到老特罗扬诺夫斯基所接触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普列汉诺夫、列宁、布哈林、托洛茨基、斯大林等人的部分肖像，和小特罗扬诺夫斯基本人所接触的一些重要历史人物如斯大林、莫洛托夫、赫鲁晓夫、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的许多鲜为人知的面貌。这个家庭的两代人都是苏联的重要外交官，所以这部回忆录对我们了解和研究苏联不同时期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关系自然也会有不少帮助。书中讲了他们在本世纪中所经历的一些重大国际事件，如20世纪20-30年代的苏日和苏美建交、二战后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20世纪60年代的柏林危机和加勒比海危机等等。作者不但叙述了这些事件的经过，而且提出了自己对一些事件的分析和看法。
奥列格·特罗扬诺夫斯基在他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班岗》中，以满意的心情回忆了20世纪80年代下半期他在中国当大使和目睹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的经历。我们在阅读、翻译和校对这一章的时候，不由地回忆起那几年我们研究所多次邀请特罗扬诺夫斯基大使到我们研究所同我们座谈或参加我们研究所人员的新年联欢，或者我们应邀去苏联大使馆参加招待会和电影放映会等活动的情景。当时，我们关心着苏联刚开始的改革，大使则关注着我国正在进一步展开的改革；我们和大使在促进两国关系的正常化这个问题上有着共同的愿望；我们和他在很多国际问题上也有着共同的，或相近的观点。大使对我们的坦诚的言谈和对我国的热情友好的态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使在苏联解体前一年，即1990年离任回国，我和我们研究所不少同志曾参加了他在使馆举行的离任招待会。此后，在近10年的时间中，我们同他就没有联系了，只听说他已退休了。但是，有了这段在北京的相互交往，我们在翻译他的著作时还是有一种如见作者其人的亲切感。
令人高兴的是，今年1月下旬，我和他都作为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的成员，在莫斯科参加了这个又称为中俄21世纪委员会的第二次有中俄双方委员会代表的全体会议，在会上又一次与他见面。他知道我们正在翻译他的这本回忆录，感到很高兴，他交给了我他为本书中文版写的序言，还表达了他对我国人民的良好的祝愿。但由于会议时间安排很紧，我们未能作深入一些的交谈。我发现他比在北京时老了许多。我对未能听他谈谈这些年来他对自己国家发生的变化的看法而感到遗憾。
但是当我仔细玩味他在这本回忆录中多次引用俄国诗人丘特切夫
的诗和英国著名文学家狄更斯在其小说《双城记》中的名句时，似乎也可看到他今天退休后的心情。他在他的回忆录开卷第一页上就引用了丘特切夫的两句诗：“在世界的多灾多难时刻，亲历这个世界的人是幸福的”，用这两句诗作为本书的箴言。他在本书的前言中把英国小说家查尔斯·狄更斯写的反映他对法国大革命中气势磅薄的群众暴动场景所具有自相矛盾的看法的小说《双城记》中的名句作为前言的第一段：“这是最好的时候，这是最坏的时候；这是智慧的年代，这是愚蠢的年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前面有着各样事物，人们前面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接着在前言的第二段中，他又引用狄更斯的话作补充写道：“总之，那时和现时是那样相像，以致那时声名最响的某些作家，说好说坏，都固执地只用最高级的对比之词。”
在引用了狄更斯的上述两段话后，他又写道：似乎我们有充分的根据把上面引用的狄更斯的话应用于俄国所卷入的充满了战争和革命风暴年代的20世纪。
在本书最后，作者又引用丘特切夫的诗篇来结束本书：
我们已经年迈体衰，
开始力不从心，
我们这些老人，
理应让位于新人。
仁慈的上帝救救我们，
让我们对变化着的生活，
不去横加指责，
不去诽谤和怨恨。
让我们对更新中的世界，
不去心怀恼恨，
那里在摆好的筵席上，
入座的已是新人……
从作者在本书的前后两头引用的丘特切夫的诗句中，以及在前言中引自《双城记》这部小说中的那些话中，我们似乎可以察觉到他对他父亲和他自己作为苏联外交家经历的一生以及对他的祖国——原先的苏联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在20世纪初期、中期和末期所发生的起伏变化所感到的感慨和无奈，同时也可感受到他对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和对俄罗斯的新的一代人所寄予的希望。
顺便说一下，就在莫斯科举行的这次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双方委员的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当与会的俄中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历史学家齐赫文斯基得知我们正在翻译和准备出版特罗扬诺夫斯基的这本回忆录时，他主动地把他为此书写的一篇书评复印件交给我。我感谢他对我国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中文版的关心。我们也把他的书评翻译出来作为本书的附录收在中文版里，供读者参阅。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参加本书翻译和校对的人员的分工情况：作者为本书中文版写的序言、本书前言、第一章《中尉——革命家》、第二章《父亲——外交家》由徐葵（中国社科院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译；第三章《镇压年代》、第四章《复仇》、第五章《‘冷战’源头》由宋锦海（同上单位研究员）译；第六章《斯大林》、第七章《斯大林之后》、第八章《在赫鲁晓夫秘书处》由王器（同上单位研究员）译；第九章《千钧一发》、第十章《领袖的更迭》、第十一章《东方之路》由徐志文（同上单位副研究员）译；第十二章《在联合国九年》、第十三章《最后一班岗》、跋和附录由张达楠（同上单位译审）译。全部译文由张达楠和徐葵作了统校。
最后还要说明的是，我们发现本书俄文原版在有些地方，如有的日本人名、个别年份以及个别词的字母拼法上，有疏误之处，我们在翻译时作了订正。当然，不排除我们在对原文的理解和翻译上也可能有不正确和不妥之处，我们热诚地欢迎读者给予指正。
（此文完稿于1999年3月30日，此书中文版由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9月出版）